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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共和、民主两党力量对比，在南北战争后的重建后期，已出现明显的消长变化。

首先是共和党内部发生新的分化改组。原来的共和党激进派趋于瓦解。一部分不满于格兰特政府腐败之风的共和党人组成“自由派”。南部共和党的几支力量，来自北方的“自备毡囊者”、南方的白人小衣和黑人自由民各行其是，难以形成一致的政治力量。

1872年以后共和党内主张坚持激进重建政策的力量已成强弩之末，妥协力量开始占上风。其次是民主党开始恢复在内战中严重受挫的元气，在许多州内同共和党分庭相抗。北部民主党人借助共和党自由派的力量，并乘1873年危机造成的民众不满，在1874年连续在纽约、马萨诸塞、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印第安纳和伊利诺伊等州获得多数选票，并在这一年占据了国会众议院的多数席位。

南部民主党到1875年已在田纳西、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佐治亚、亚拉巴马、阿肯色、得克萨斯和密西西比等8个州据有优势，仅剩南卡罗来纳、路易斯安那和佛罗里达等3个州仍控制在共和党和联邦军管当局手中。在此形势下，一旦南北两部分民主党结合起来，就有可能击败共和党，重新问鼎白宫。

尽管如此，民主党仍不具备立即控制联邦政府的力量。内战严重地破坏了民主党的政党机器和政治形象，而且长期的在野地位使它缺乏共和党所具有的种种便利条件，故在全国性选举中缺乏足够的号召力。

更重要的是，南北两部分民主党在政策上分歧颇多，提不出取代共和党政策的完整纲领，甚至找不到有竞争力的总统候选人。1872年选举中民主党只得借用自由派共和党人霍勒斯·格里利。

1876年民主党挑选了纽约州长塞缪尔·蒂尔登作为总统候选人；但此人优柔寡断，声望平平。可见，两大党的力量对比并未转变。

1876年选举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两大党的一次历史性妥协。

共和党仅比民主党多1张选举人票，而民主党则多得25万张普通选票。为了获得民主党对共和党在联邦继续执政的首肯，共和党决定撤销对南部最后三个州的军事管制，承认民主党对南部各州的完全控制。此即史称“海斯-蒂尔登妥协”。内战后“一边倒”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转变。南部按照现实的力量对比又回到了民主党单独执政的局面。

从1876年到1896年，两大党处于势均力敌的局面。民主党控制着南部和西部的14个州，共和党则在北部16个州占优势。

1876年至1892年的5次总统选举，两大党的普通选票差额仅在1%-3%之间。在1875年至1895年的10届国会中，民主党控制着其中的8届众议院，共和党则掌握着同样届数的参议院。两党长期维持着均势，用地域斗争的旧旗号来掩盖尖锐的社会争端，这使两党政治如同一潭死水，毫无生气。

共和党以“老大党”自居，无意进行任何改革。主张“稳健”成为抱守陈规的托辞，从海斯总统的话中就可以略见一斑。

他认为：

“我们正处在老问题已经解决，新问题尚未提出的这么一个时期。如果在这种时候采取过激行动，那么它就会把党毁灭了。稳健是惟一可取的方法。”

这种保守政策使共和党内部离心倾向日益严重。一部分自由派要求改变既定的保守政策，动辄以退党作为要挟，被称为“脱党派”。共和党上层也分裂为“温和派”和“死硬派”。前者空喊改革口号，暗中营私舞弊，其首领是詹姆斯·布莱恩。

后者长期把持要职，在国会和各州为所欲为，罗斯科·康克林等人是其主要干将，格兰特也常常充当其后台。在这种保守政策之下，以中西部农场主为主体的共和党中下层受到严重损害。中西部的两党政客为了争取这部分下层力量，不时提出一些与东部不同的口号而名噪一时。

例如，俄亥俄州的民主党人乔治·彭德尔顿、伊利诺伊州的共和党人奥立弗·莫顿和约翰·洛根等人，都由此而自成一派。在此基础上，两大党内部逐渐形成了与原来的北部、南部集团并存的中西部集团。这种犬牙交错的政党力量组合，为第三党运动提供了可能。

民主党在表面上抱着所谓“失败的事业”，控制着“团结一致的南部”，形成了大批坚守旧民主党立场的“波旁分子”。另一方面，民主党的内部构成也发生了重要变化。

例如，极有权势的犹太金融集团罗思柴尔德家族，此时已成为民主党的重要后台，钢铁业的艾布拉姆·休伊特、铁路业的詹姆斯·菲斯克、农机制造业的赛勒斯·麦考密克等著名的大资本家也纷纷支持民主党。

民主党的头面人物塞缪尔·蒂尔登和格罗弗·克利夫兰都曾是纽约银行业的重要人物。此外，重建后投资于南部各州的北部工业资本，也转而渗入南部诸州的民主党核心，70年代以后大批涌入美国的移民洪流也影响着民主党的构成。由于共和党的传统势力以白人新教徒为主，故来自爱尔兰和南欧的天主教徒移民大部投靠民主党。

尤其是在移民人数较多的中西部，民主党人数上升，在底特律等城市形成了新的民主党势力中心。民主党成分的复杂化，使本质上一致的两大党蒙上了一层互相对立的色彩。

争权夺利的斗争不仅在两大党之间，而且在两党内部剧烈展开。

1880年总统选举充分表现了这种争斗。当时共和党“死硬派”提名的格兰特和“温和派”推选的布莱恩相持不下，来自俄亥俄州的詹姆斯·加菲尔德充当了“黑马”总统。加菲尔德为了改变自己的“黑马”形象，试图在文官改革中作点文章，却招致了“死硬派”的忌恨。1881年7月2日，加菲尔德总统在华盛顿车站遭到因丢失官职而疯狂的查尔斯·奎特的袭击，身负重伤。9月，加菲尔德去世，死硬派代表人物、副总统切斯特·亚瑟继任总统。此后共和党内腐朽之风更加有恃无恐，争斗不可开交。

民主党利用共和党内讧之机，重整旗鼓。经过8年苦心经营，在1884年选举中积极争取再入白宫。共和党为了破坏民主党的挑战，抓住克利夫兰的私生活不轨大肆渲染。民主党亦不示弱，以揭露布莱恩卷入莫比利尔丑闻展开反击。

这场无聊的人身攻击充分表现了两党竞选中虚张声势的伎俩。两党相斗难解难分之时，共和党内自由派的倒戈使民主党获得援兵。克利夫兰接连在纽约、康涅狄格、新泽西和印第安纳等关键州获胜，终于以219张对183张选举人票击败布莱恩。民主党终于结束了连续24年的在野党地位。

克利夫兰上台证明了两大党政策大体一致。格罗弗·克利夫兰是土生土长的纽约州民主党人，曾多年为大公司任辩护律师。

在担任布法罗市长和纽约州长时，曾以改革姿态采取一些纠正时弊的措施。他擅长于左右逢源的政客手腕，颇得大资本家们的赞赏。

克利夫兰上台后，马上收到铁路巨头杰伊·古尔德的贺电：“我感到…在你的掌握之下，这个国家巨大的商业利益将会是安然无恙的。”

克利夫兰政府的财政部长是纽约的银行家丹尼尔·曼宁，海军部长威廉·惠特尼是美孚集团重要成员。他的政府在保护大企业利益方面较之其共和党前任们有过之而无不及。

克利夫兰当然也不会错过执政机会，立即对多年未过官瘾的民主党人论功行赏，进行分班。当时联邦政府雇员的90%约11万名为共和党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要求将他们全部解职。但克利夫兰慑于此际影响较大的文官改革运动，不敢贸然造次，只得撤换其中的4万名官员以犒劳部分效忠分子。

在调整政策方面，克利夫兰试图用关税和抚恤金这两个地域性的旧争端，来掩盖其时舆论最为集中的货币争端。抚恤金曾经是共和党稳定其社会基础的主要手段之一，故不断递增。1876年抚恤金支出为联邦财政岁收的1/10，到1886年已达其1/4。共和党以此笼络约40万联邦复员军人及其家属100余万人。

克利夫兰在位期间对抚恤金提案屡施否决权，以报复共和党人。接着克利夫兰又在1886年提出了关于降低关税率的特别咨文，引起国会内一番空前激烈的辩论。抚恤金和关税问题纠缠在一起，使一度消沉的地域斗争情绪再度上升。

为了平息舆论，克利夫兰对“州际商务条例”破例地未加否决；并对文官制度改革也表现出一丝宽容，以讨好共和党自由派。然而在货币问题上，他坚持着前几届共和党政府的硬币政策，始终捍卫着华尔街的利益。总之，在克利夫兰任内，地域斗争的口号和改革立法都只是民主党与共和党争夺民心的手段而已。

共和党抓住克利夫兰所处的窘境，在1888年选举政纲中提出“毫不妥协地赞同美国保护关税制度”，赢得了大企业的数百万美元捐助。本杰明·哈里森由此上台，他吹嘘这是“天命”赐予的胜利。宾夕法尼亚的共和党党魁马修·奎伊却说，哈里森从不知道“有多少人为了他成为总统而锒铛入狱。”

哈里森是威廉·哈里森总统的孙子，他本人是内战中的联邦将军，又兼印第安纳铁路公司的律师，集世家望族、共和党元老和大企业代表于一身。他作为一个过渡型总统，其政策也具有妥协性特点。

哈里森上台后，先是在官职分赃和抚恤金这两个地域性争端上报复了民主党人。他撤除了3万名民主党人的官职，又在1890年通过“家属抚恤法”，把抚恤金总额提高到1.6亿美元。然而，在改革运动的强大压力下，哈里森也不得不对日趋尖锐的社会争端作出反应，由此产生了1890年关于托拉斯、货币和关税的三项妥协性立法。

在这三个重要争端上，哈里森政府是有所选择的。

首先能影响全国政治的是货币问题。

共和党力图拉住远西部新加入联邦的6个州（即1889至1890年间建立的怀俄明、爱达荷、北达科他、南达科他、蒙大拿和华盛顿等州)。这些州盛产白银，银币派势力相当大。同时，还要保持共和党的中下层基础，因西部农场主和北部中小企业主债务较重，亦倾向银币派。哈里森政府决定在货币问题上稍作让步，在国会中通过谢尔曼购银法。

然后，借用共和党银币派的力量来保证麦金莱关税法的通过。这笔立法交易给大企业带来了实惠，而银币派并未达到自由铸造银币的目的。

最后，用一项含糊不清、缺乏强制性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来搪塞改革派和第三党，平息舆论，却无损于托拉斯的真正利益。1890年的三项妥协性立法表明，两大党本身已难以作出重大的政策调整。相反，共和党对南部黑人选举权问题早已视为无足轻重。

参议员亨利·洛奇在1890年提出通过联邦监督来控制南部选举程序、防止讹骗黑人选票的“强制法案”，却被国会搁置了。这表明共和党公开纵容南部民主党实行剥夺黑人权利的种族压迫政策。正如当时有人说：“这不过是另一个征兆，预示着一件不可避免的事即将发生。人们对货币问题比对选举议案更感兴趣。”

曾经作为“社会安全阀”的两党政治因保守僵化面失灵了。社会的不满和改革要求就通过第三党运动表现出来。

人民党运动主要在中西部和远西部发展起来。这两个地区既不像南部完全被民主党所控制，也不同于东北部在大企业的左右之下。这里有内战后大量涌入的农场主、牧场主和其他开发者，又有迅速向西挺进的铁路公司和总剧渗入的银行和抵押资本，这两支巨大的社会势力在西部形成冲突的旋涡。

这种冲突同两大党在西部的势力真空相结合，为第三党运动兴起提供了空间条件。

这场第三党运动是在向华断过渡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因此它表现出与经济周期同步进行的时间特点，由此形成了70年代初的格兰其运动、80年代初的绿背纸币运动、90年代初的人民党运动三个不断上升的高潮。另一方面，它们是基本上尚未脱离两党制框架的第三党，其势力涨落受到两大党的选举活动影响。

在中期选举时，第三党选票明显上升，说明它们在州一级较有力量。但在总统选举中则严重下降，又表明在全国政治中第三党实力仍相当薄弱。正是在这种起伏涨落中，第三党影响着两大党的均势。

到1890年，农民联盟在西部十几个州内纷纷转为人民党，在有些州已有取代大党之势。在曾号称为“共和党旗帜”的堪萨斯州，人民党控制了州议会多数，并选出其参议员威廉·皮弗。

东部共和党对此甚为恐慌，担心引起“雪崩”。南部农民联盟在1891年也纷纷脱离民主党而独立，成为民主党在南部的心腹之患。1892年初，全国有500万人签名支持人民党奥马哈政纲，32个全国性改革团体加入人民党之列，各种第三党报刊已达1000多种。

1892年人民党奥马哈纲领集以往各改革纲领之大成，提出了以国家干预经济为核心的完整纲领，在全国范围内向两大党提出了挑战。

西部、南部一些州的两大党头领，为了争取选民，纷纷接过人民党口号，抄袭其纲领，转身一变成为“改革派”代表。如南卡罗来纳州的本杰明·蒂尔曼，得克萨斯州的豪格，明尼苏达州的克纽特·纳尔逊，内布拉斯加州的威廉·布赖恩等人。总之，人民党以其独特的方式对两大党产生了强大的压力。

然而，人民党内部存在的党派成见、地域隔阂、种族歧视以及阶级利益的种种裂痕，使之只能成为各州独立党派的松散联盟。它的主体是西部和南部的农场主，他们主张的低关税、复本位都不能被东北部城市工人所接受。

人民党在1892年总统选举中充分显示了上述作用。尽管共和党募集了2倍于1888年的竞选捐款，但仍无济于事。人民党拉走了共和党在大平原和落基山区的一大部分选票，“在西部已不存在一个可靠的共和党州了”。结果是哈里森因所得选票比克利夫兰少3%而归于失败。人民党在此选举中不仅得到103万张普通选票，还得到22张选举人票，选出10名国会议员，控制了24个州立法机构。这次选举大大加速了90年代政党改组。

纽约“太阳报”评论说：人民党在两大党之中“引起了一场迫在眉睫的恐慌。”

克利夫兰再度上台后，执行了比共和党更为保守的政策。克利夫兰与华尔街的关系更加紧密了。铁路巨头兼银行家惠特尼称克利夫兰的观点“是由东部金融势力炮制的”，这就是对正在形成的垄断资本实行完全放任的政策，不顾社会冲突和经济危机正在加剧。这种政策在1893年危机中遭到了严重破产。

1892年以后，美国金融形势开始急剧恶化。累积多年的国际债务、铁路债务、农场抵押，同国际股票市场波动、联邦黄金储备锐减交织一起，加上农业长期萧条，农场主购买力相对下降，使美国经济结构难以承受超重负荷。

到1893年5月，终于爆发了19世纪美国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一年之中银行破产达624家，破产总额近3.5亿美元。中小企业大批倒闭，工人失业率达20%。农产品价格跌到历史最低水平，联邦黄金储备仅存7000万美元。

面对极为棘手的“多事之秋”，克利夫兰仍抱着陈旧的放任政策一意孤行。他的观点是“治愈危机的最好办法是装作不知道危机的存在。”

并公开声称，“只要我在，总统职位上，政策就不会对企业利益产生任何伤害。”

为了保证大资本渡过难关，克利夫兰采取了一系列牺牲工农利益的措施。1893年底，克利夫兰推销谢尔曼购银法。1894年，他派遣联邦军队镇压普尔曼铁路大罢工和“柯克西进军”，并以反托拉斯法的名义逮捕尤金·德布斯等罢工领袖。

这些举动得到大资本家和保守派的喝彩，把克利夫兰当政称为“上帝的慈悲”。1894年，克利夫兰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联邦财政，同以约翰·摩根为首的华尔街银行集团达成1亿美元以上的债券交易。其价值超过当时联邦黄金储备总额，实际上为摩根集团提供了巨额债息收入。

总之，克利夫兰在这次危机中为垄断资本尽效犬马之劳，却使民怨沸腾，民主党内的裂痕加深，一场更大的冲突不可避免。

在危机的沉重打击下，西部和南部的民主党人不肯继续按照东北部民主党上层的旨意行事。他们为了保住在各自州内的大党地位，不再追随克利夫兰的金本位政策，公开打出“自由银币”的旗号。这样，民主党内各种地域势力争斗，抵消了它与共和党的抗衡力量。

1894年中期选举民主党失去了在国会两院中的多数席位。面对这种形势，民主党银币派决定以合并人民党的策略来与共和党互争高低。他们先以偷梁换柱的手法提出一个类似于人民党观点的“影子纲领”，用“自由银币”口号取代人民党的各项改革条款。

然后推出狂热的银币鼓吹者威廉·布赖恩作为总统候选人；并根据以往的经验，对人民党上层分子许以官职。在布赖恩等人的游说之下，人民党领袖们对民主党充满幻想。他们天真地认为，只要选出一个站在人民党纲领一边的总统，就毋需奢望更多了。

他们不顾中下层政革派的激烈反对，将28个州的人民党组织拱手奉送给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塞缪尔·琼斯，并接受布赖恩作为两党共同的总统候选人。人民党成为民主党的附庸，民主党避免了崩溃的厄运，三党斗争重新复归为两党争夺。

人民党与民主党的合并，引起了东北部大资本的极度不安。垄断巨头几乎都站到共和党一边。

为了保证共和党获胜，俄亥俄州的百万富翁、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马库斯·汉纳亲自坐镇，部署1896年总统竞选。

共和党在政纲中提出所谓“健全货币”，实际上坚持了金本位政策，并大肆宣传“高关税即高工资”、“麦金莱即繁荣”，这些口号逃惑了一大批正在危机中挣扎的中小资本家和城市工人。

垄断资本家对威廉·麦金莱的出马竞选寄予厚望。美孚集团和摩根家族各自为他解囊25万美元，甚至以往支持民主党的银行家们也转向了麦金莱。共和党所得竞选捐助总数达1000万美元，创当时的历史纪录。

共和党依仗其雄厚财源，雇佣数千名演讲员，印发2.5亿册宣传材料，并在纽约和芝加哥设立了两个竞选总部以协调各地的活动。与共和党的竞选狂潮相比，民主党仍使用旧式的演说鼓动来争取选民。民主党所得捐助仅30万美元，布赖恩不得不只身乘坐火车四处游说。尽管他行程1800英里，足迹遍及21个州，到处发表他的“金十字架”演说，但依然难以在东北部工业中心取得响应。

他的声音很快就被共和党的广告式宣传所淹没。垄断资本家还采用解雇工人、取消抵押、增加合同附加条款等手段，向工人、农场和小企业主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投票支持共和党。

1896年秋的小麦价格上升，也被共和党用来证明是银币政策的失败，从而使中西部小麦带农场主亦倒向共和党，民主党失去了一部分关键性选票。这样，共和党稳定地控制了占人口多数的东北部、大湖区和太平洋沿岸各州的选票。竞选结果是麦金莱比布赖恩多得57万张普通选票和95张选举人票，双方差距之悬殊是重建以来所没有的。

共和党终于在垄断资本的全力支持下赢得了这场空前激烈的竞选。

1896年选举是19世纪后期美国政党力量改组的总结，也是美国两党政治由近代向现代过渡的转折点。

这次选举后，重建以来残存的南北对立的党派格局开始消失。民主党与人民党合并后，在西部的密苏里、内布拉斯加、科罗拉多、蒙大拿等9个州具有优势；在东北部的纽约、新洋西、印第安纳、俄亥俄等州仍保持着较大实力。共和党则在大多数城市中影响上升。在全国82个大中城市中，共和党占据上风的有70个。

1896年后共和党的长期执政并控制多数城市，进一步加强了共和党内垄断资本和保守势力的影响。在1901年，共和党的参议员有1/3来自企业界，而民主党仅有1/7。在支持共和党的企业家中，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占1/5，超过5万美元的占45%；而支持民主党的这两个层次分别占1/10和32%。

在民主党内，西部一南部农业集团以及城市移民集团的作用则相应地更大一些。两大党的构成差别无疑对20世纪乃至21世纪美国两党政治有着深刻影响。

经过这次选举，两党斗争策略发生重大变化，旧的地域斗争口号退出政治舞台。两大党都力图利用当时最有影响的社会争端来拉拢选民。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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