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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战争后，南部的改革和经济发展需要大量资金。各州政府除了提高税率增加财政收入外，还通过大量发行公债来吸收资金。

1868一1874年间，佛罗里达发行的公债额增加达10倍，从52万美元增至560万美元。整个南部在1872年的公债总额已达1.32亿美元。对于百废待兴的南部来说，发行大量公债是必要的。但是，当时一批官僚政客和投机分子，趁机假借改革之名挥霍公款，利用各种手段中饱私囊，在南部政界形成腐败之风。

例如，路易斯安那州州长亨利·沃摩思的年薪为8000美元，而在其任职四年内竟捞取了50万美元。还有一个州长盗卖自由民局的供应品，大量侵吞公物公款。佛罗里达的税务官员竞私分税款50万美元。

贪污舞弊之风严重损害了南部民主政权的形象，民主党人和保守派得到了攻击民主改革的口实。他们以“反对贪污”为名，攻击所谓“黑人统治”。

保守派共和党人、《纽约论坛报》的詹姆斯·派克考察了南卡罗来纳后，大肆渲染该州政府的每一个成员都卷入了贪污舞弊的丑闻。一时间，反对南部改革的势力顿然抬头。事实上，腐败之风并非南部重建所独有的现象，而是普遍存在的全国性社会现象，而且北方在这方面更甚。

联邦政府和各州立法机构几乎都与铁路公司及形形色色的贪污集团联系密切。如纽约市特威德集团案、费城煤气公司麦克梅内斯集团贪污案、联合太平洋铁路“莫比利尔公司案”及“威士忌酒集团案”，都牵涉到许多政界要员。美国史学家约翰·富兰克林分析了这种腐败现象，认为是南北“两个地区、两个党派和两个种族莫不皆然。“

重建时期南部出现腐败现象，还有其特殊原因。首先，内战后南部处于大变动时期，旧结构已崩溃，新结构尚未健全。尤其是政府机构从寡头政治迅速转变为民主政治，同时不健全的民主制又伴随着军事管制，这一系列变动不可避免地产生混乱，给不法分子造成可乘之机。其次，在激进派重建过程中，北部政客和投机分子纷纷南下，出现了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局面。这些人利用南部的混乱，大发横财。其三，少数贫苦的白人和黑人进入南部政权后，很快被腐朽之风所侵蚀，卷入了争赃夺利的旋涡。

其四，这时美国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经济上的疯狂竞争导致不择手段地拉拢政治代理人。南部存在的贪污腐败现象只是镀金时代美国的一个侧面。因此，不能把南部的腐败现象简单地归咎于民主重建和黑人参政。更不能以此来否定整个激进派重建的进步历史作用。

广大黑人是激进派重建和南部民主政权的主要社会基础。早在内战时期，忠于联邦的北部黑人和支持他们的白人就已建立了联邦派同盟会。随着联邦军队的作战进程，该组织也于1863年进入了南部，并得到迅速发展。

激进派重建时期，联邦派同盟会已成为相当广泛的全国性组织。

它在纽约和各州首府分别设有全国大委员会和州委员会，还在南部各选区设基层委员会，仅在弗吉尼亚就有800个分支机构。到1867年，同盟会在南部各地已有50万会员。

它的基层组织还组建了黑人民兵连队，经常举行集会和游行，同南部民主党和三K党进行了有效的斗争。1868年以后，同盟会基层组织和黑人民兵连队在南部民主改革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尤其在保卫民主宪法和黑人选举权等方面，其作用是州政府和联邦军队所不能代替的，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三K党恐怖活动的消极影响。

南卡罗来纳是南部唯一黑人占多数的州（黑人占人口的60%以上)，因而也是黑人参政比例数最大、作用最突出的一个州。黑人在该州制宪代表大会上表现卓著，有力地驳斥了那些污蔑黑人愚昧、没有参政能力的谬论。

例如，黑人代表贝弗利·纳什在演说中指出：对选举活动，黑人可能一开始“没有准备”、“还不理解”，但是“我们可以学习…我们迟早能学会履行我们的职责。”

一些黑人领袖被选入州议会和州政府担任要职。大部分黑人参政者都工作勤奋，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好评。黑人代表在南卡罗来纳州众议院居多数，但参议院为白人所控制。白人还担任了州长等主要职务。可见，即使在这个黑人参政较为广泛、民主改革较为深入的州，也从未出现所谓“黑人统治”的局面。

在佐治亚州议会中，黑人代表为了捍卫自己的民主权利进行了顽强的斗争。1868年6月，佐治亚州被接纳进入联邦，军管结束。9月，该州议会就通过了驱逐黑人议员的决议。对此形势，黑人议员领袖亨利·特纳一面在议会中强烈谴责民主党人和保守势力的非法行径，为黑人参政权进行有力辩护；另一方面，他召集82个县136名黑人代表举行会议，对州议会的非法活动提出强烈抗议，同时要求国会出面干预和纠正这种活动。他们的斗争得到国会的有力支持。

国会决定，在佐治亚州议会恢复黑人合法席位之前，拒绝接纳该州参议员进入国会。但佐治亚州议会公开对抗国会，不仅没有恢复黑人议员的合法席位，而且还于翌年否决了联邦宪法第十五条修正案。国会只得重新恢复军事管制，决定该州在批准第十五条修正案以前不得重返联邦。新的军区司令取消了24名民主党议员的资格。重新组成的州议会站在激进派一边，恢复黑人议员的合法席位，批准第十五条修正案；还通过了妇女选举法、监狱改革法等民主立法。佐治亚州经过激烈的反复，终于在1870年7月重返联邦。

黑人的重建斗争也存在着局限性。他们没有力量和条件建立自己的政党，只得尾随于北部。他们的斗争尚处于自发阶段，多数黑人刚由奴隶转变为自由民，思想上仍未得到充分的解放；加上他们的文化素养差，政治训练少，因而难以进行全面、持久的政治斗争。黑人以其相当薄弱的政治经验和物质条件，同盘根错节的白人种族主义势力和根深蒂固的南部民主党较量，在当时不具备获胜的可能。

这也是重建最终走向失败的原因之一。

到19世纪70年代初，由内战开始的美国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已基本完成。北部资产阶级不仅牢固地掌握了联邦政权，重新实现了联邦统一；而且摧毁了南部奴隶制经济，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工业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建立了关税壁垒和稳定的货币制度。

这种形势导致了共和党内妥协思潮的增长。不少共和党人对南部重建和黑人命运已不感兴趣，但愿尽快结束这场无休止的斗争，即使牺牲黑人利益也无关紧要。

当时的《民族》周刊反映了这种妥协思潮：

“每一个共和党人都已经变得对各州的军事管制十分憎恶，并且完全相信，不应由国家派士兵去维持一个不能支持自己的州政府。”

在妥协思潮日益滋长的情况下，共和党参议员舒尔茨和本杰明·布朗首先在密苏里州发起自由派共和党运动。

许多有影响的激进派共和党人，如霍勒斯·格里利、查尔斯·亚当斯、萨姆纳等，都先后脱离了正统共和党而转入了自由派。他们认为联邦政府应把更多精力用于国内经济建设，不应纠缠于旷日持久的南部斗争。自由派中多是行政官员，他们对国会滥用权力也感到不满。

1872年总统选举给自由派共和党以独树一帜的机会。他们在辛辛那提召开的代表大会上，提出了独立的竞选纲领和总统候选人霍勒斯·格里利。自由派的主要政纲是大赦南部叛乱者，结束军管，改革文官制度，承认黑人选举权。民主党为瓦解共和党阵营，也全力支持自由派共和党人。于是，民主党和自由派共和党在政治上暂时结成了联盟。

民主党一方面利用共和党分裂来补充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又因国会于1872年5月通过的大赦法案而开始恢复元气。根据大赦法案，原来被剥夺出任公职资格的15万南部叛乱者中，有14万5千人重新获得这种资格，其中包括南部同盟副总统斯蒂芬斯和韦德·汉普德将军等人。民主党在南部各州的力量也有所增长。

联邦和州政府对工商业的保护政策使农地遭受损失，因此，引起南部白人小农的不满。他们逐渐脱离共和党，转向民主党。相当一部分黑人也对联邦政府的妥协举动感到失望，又经常受到三K党的威胁，对共和党的热情亦大大降低。南部各州的“自备毡囊者”处境日益孤立。

南部民主党利用上述形势，在各州展开夺取州政权的活动。

他们抓住政府中的贪污舞弊问题大肆破坏民主政权的声誉，谩骂激进派共和党人，企图在舆论上占据优势。同时，大力怂恿三K党加剧恐怖活动。仅1869年至1870年，得克萨斯州就发生1500起杀害黑人事件。有些三K党组织与前同盟退伍官兵勾结，企图直接以暴力夺取政权。南卡罗来纳的三K党暴徒甚至在1870年10月占领了劳伦斯。各州向联邦政府频频告急。

由于南部反动势力的猖獗，黑人参加选举的机会大大减少，大批黑人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而黑人选举权是“共和党控制南部的关键。”

国会为了保护黑人选举权，于1869年2月通过了宪法第十五条修正案，明确规定：

联邦或任何州均不得以种族、肤色或以前的奴隶身份为借口而剥夺联邦公民的选举权，并授权国会可以通过立法强制执行该修正案。

为此国会于1870年和1871年先后通过两个“强制法案”，规定凡企图剥夺任何公民选举权者，须处以500美元罚款或一年以下徒刑；总统在必要时可动用军队以保护公民选举权；总统和国会选举必须在联邦法院监督下进行。

1871年4月，国会通过“三K党法案”，授权总统在必要时实行人身保护法，并使用武装力量镇压三K党的暴行和强乱。但在共和党的妥协思潮逐渐占据上风的情况下，第十五条修正案及有关法案都停留在纸面上而未得到真正的执行。广大黑人失去了联邦政府强有力的保护，以致南部民主政权的基础大为削弱。加上两大党内部构成的变化，1872年以后，南部的政治力量对比已对民主政权越来越不利，激进派重建已成为强弩之末。

联邦政府的软弱退让，使南部民主党一再得逞，形势终于急转直下。佐治亚和北卡罗来纳的民主党首先于1870年控制了州议会，旋又掌握了州政权。其他各州民主党也在此后数年中，利用合法与非法手段相继夺得州政权。到1875年末，仍保持在激进派共和党手中的仅有南卡罗来纳、路易斯安那和密西西比3个州，即使这3个州的民主政权也已裂隙丛生、很不稳固。

1876年大选临近时，格兰特政府所暴露的种种丑闻和民主党在南部诸州的重新执政，使形势变得对民主党十分有利，从而出现了内战以来第一次两党势均力敌的局面。共和党提出的竞选政纲是继续执行内战以来通过的各顶宪法修正案、保护黑人选举权及其他公民权利、实行保护关税，并以俄亥俄州州长拉瑟福德·海斯为总统候选人。

民主党政纲的主要点是取消激进派重建、反对贪污、降低关税，它的总统候选人是纽约州州长塞缪尔·蒂尔顿。初步计算竞选结果，蒂尔顿所得普通选票超过海斯25万张，但是，迟到的南卡罗来纳、佛罗里达、路易斯安那和俄勒冈4个州的选举人票全归海斯。于是海斯以选举人票185对184的1票之差险胜蒂尔顿。

民主党对此结果表示强烈反对，声言要发动向首都华盛顿的进军。然而，南部民主党人权衡利弊后，认为如果接受海斯为总统，很可能使海斯撤走联邦军队、结束对南部的军管；相反，如果蒂尔顿出任总统，他绝不敢结束在南部的军事统治。所以，民主党决定以放弃总统职位来同共和党达成政治交易。事实正如他们所预料的。

共和党也不愿意为南部黑人而放弃总统职位。于是，两大党的代表达成一项秘密交易，即民主党同意把总统职位交给海斯，以换取共和党在海斯就职后即从南卡罗来纳等三个州撤军、修筑横贯南部的大铁路等许诺。这就形成了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海斯-蒂尔登妥协”。

海斯就职后，立即从南卡罗来纳等三个南部州撤出联邦驻军，并将这三个州政权让给了民主党人。

至此，民主党重新掌握了南部各州的政权，重建以南北双方妥协而告终。

重建的这种结局，虽然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上，南部未曾出现所谓的奴隶主复辟，但大多数黑人并未得到土地，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仍受着严重的歧视，因而重建并未完成其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此后，南部走上了一条极为缓慢而痛苦的发展道路。

联邦宪法第十四、十五条修正案曾明确规定了黑人的公民权与选举权。但自1877年妥协、民主党在南部占据优势后，保守势力再度抬头，黑人权利面临得而复失的危险。而北部共和党人主白宫后，主要注意力转向如何保障他们在南部的工商业利益，对黑人权利已无心关注，致使黑人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南部保守势力的第一个目标便是黑人的选举权。在这一方面，最高法院起了助纣为虐的作用，早在1876年，最高法院就借口1870年的强制法违宪，予以取消，进而宣称，联邦宪法第十五条修正案并未保证公民有选举权，而只是保证公民不得因种族、肤色或先前的奴隶地位而受歧视的权利。

在这里，最高法院实际上是在暗示：此问题不属最高法院管辖范围，各州可自行处理之。

这种做法迎合了种族主义者和保守势力的需要。他们更加放肆地施展种种手法，处心积虑地设法剥夺黑人的选举权，如在选举时，他们往往把投票地点设在远离黑人居往住区的地方，或是在沿途制造障碍。在选票上也大做文章，或以假充真，或有意地发放种类多得难以选择的票以混淆黑人选民的分辨力。监票人也与之串通一气。再加上暴力恫吓等手段，致使很多社区黑人无法止常投票，黑人选举权几乎名存实亡。

黑人不甘于这种状况，不断起而反抗，八、九十年代，很多黑人群众参加了蓬勃兴起的农民联盟及其后的人民党运动。同时出现一些黑人自己的组织，如黑人劳动骑士团、全国有色农民联盟等。然而，在当时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这些组织所取得的成就不大。也有很多黑人采用消极的反抗形式，如1879年，黑人不顾当局禁令，大批移往西部，主要是堪萨斯，约有6000到25,000人之多，史称“黑人大迁徙”。有的则移居到北部或南部城市，但境遇并没有实质性改善。

黑人的反抗斗争不断遭到白人种族主义者更加疯狂的报复。

1890年，密西西比州的制宪会议通过一条关于选举权的州宪法修正案，要求选民交纳2美元的人头税、并接受文化测验，合格者方可进行选民登记。这一规定将大量黑人排斥在选举大门之外。据参加该会议的惟一黑人代表艾赛亚·蒙哥马利分析，这种规定将会剥夺123,000名黑人的选举权，而白人只有11,000人失去选举权。

这样，该宪法修正案有效地规避了联邦宪法第十四、十五条修正案，实质上剥夺了所有黑人的选民权。

这一修正案开了一个罪恶的先例，南部其他各州纷起效尤。1895年南卡罗来纳州通过类似的宪法修正案时，还附加了两年居住期和300美元财产的限制。

1898年路易斯安那州更是别出心裁地制订了一项“祖父条款”，规定凡在1867年前享有选举权的成年男子及其后代得以免除教育、财产及纳税的限制而行使投票权，否则无权参加选举。很显然，1867年时没有任何一名黑人在路易斯安那州享有选举权，因而这等于将黑人从选民名册上一笔勾销，剩下的自然都是白人了。这就根本否定了联邦宪法第十四、十五条修正案。随后，南部各州又通过一些限制黑人选举权的立法。

黑人的选举权因此受到极大的限制。1896年时的路易斯安那州曾有130,344名黑人注册参加选举，到1900年，即新的州宪法实施仅两年，只有5,320名黑人见于选举名册。

在密西西比州，大约每17个黑人中仅有1人有选举资格。总之，在南部各州，黑人选民数量普遍下降了。

在剥夺黑人选举权的同时，种族隔离的做法也在南部各州蔓延开来。最早制订此类法律的是田纳西州。1870年该州曾通过法律禁止种族间通婚。5年后，更进一步制订了第一个“吉姆·克劳”法，在火车和公共交通中实行隔离。1881年，该州再次制订铁路运输中的“吉姆·克劳”法，规定铁路公司要给黑人另设车厢，黑人必须在指定的车厢就座，不得进入白人车厢。及至1883年最高法院宣布1875年公民权利法案违宪后，更助长了这种气焰。1885年南部大多数州又都制订了在公立学校中实行种族隔离的法律。进而很多州连饭店、酒吧和影剧院等公共场所也开始实行隔离。1891年，佐治亚州又率先制订了电车上的隔离法，使黑人在市内交通中也受到了限制。

到1896年，在“普莱塞控弗格森”一案的判决中，最高法院竟以“分离但平等”原则对公共交通中的种族隔离制给予了法律上的正式承认。从此，黑人身上又多了一层枷锁。种族隔离制不仅使南部政治处于反动状况，而且阻碍美国社会进步近一个世纪之久。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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