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华说史，史说自话。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

1948年秋冬，解放军不断取得胜利，司徒雷登的态度起了“微妙”的变化，这位美国大使先生开始给周恩来写信。

大使很会动脑筋，递信走的是一条特别的香港渠道，通过在美军延安观察组时与中共高层领导关系甚佳的谢伟思来传信。谢伟思曾经因所谓“通共”罪而被拘捕，在查无确实证据而被释放出来后，安排在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做副武官。司徒雷登给周恩来的信都通过谢伟思，在香港转交给中共驻港办事处的负责人乔冠华。

司徒雷登这些信，也是毛泽东观察美国对华政策微妙变化的重要依据之一。

来信总归是来信，表达的意思无非是美方想与不断取得胜利的中共建立联系。但是，当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要求美国使馆随同南迁；美国使馆坚持留在南京不走，也带动了除苏联以外的各国使馆滞留南京时，这就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高度关注了。他当然了解这位大使先生的目的，是想通过与我们接触，影响新中国的政策，维护美国的在华利益；但是，从援蒋反共，到拒绝国民党提出调停国共内战的要求，再到要主动与我联系，也不能不说人家的思想发生了一点变化。

这一天深夜，周恩来从北平城里回到香山后，来双清别墅向他汇报工作，其中谈到渡江在即，南京很快就要解放，在国民党政府经营了多年的首都，有国民党的外交部要接管，有众多留了下来没有迁去广州的原外国使馆及外交官们，特别是这个美国大使已经发出了数次要与我们联系的信息，需要派个合适的外事干部去主持南京市军管会的外事工作。

毛泽东问：“你考虑派谁去好？”

周恩来早已考虑过了：“我看黄华就合适。他在延安接待了中外记者团、美军观察组，后来又跟剑英到北平军调处跟美国人打交道。再说嘛…”

毛泽东插话问：“你看中了黄华与司徒校长的师生关系？”

周恩来说：“这个大使校长说过要通过师生关系来影响我们，我们当然可以通过师生关系影响去对他做工作。”

毛泽东笑了：“好嘛，我们反其道而行之。”

周恩来也说道：“据说，弼时同志也想调黄华到青年团中央工作。”

毛泽东想了想，说：“青年团需要干部，但外事干部更缺。接管南京，影响中外，特别是要跟云集南京的好些外国人打交道。你跟弼时同志打个招呼吧。另外，对南京解放后的外交工作，中央要考虑及时发一个文件，要注意保护各外国使馆的安全。”

这就决定了将正在担任天津军管会外事处主任的黄华，立即南下准备去南京，天津的外事处工作，调章文晋去负责。

1949年4月23日凌晨，三野第三十五军攻破南京城防，占领了南京。

4月23日，总前委、华东局开始从合肥向南京移动。南京市市长兼军管会主任刘伯承率领的接收机关也赶往南京。此时，中共中央给总前委、华东局致电，专门为南京解放后的外交工作作出了十分具体的八条指示：

总前委，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粟(裕)谭（震林）张（震）南京解放后关于外交问题，特作如下指示：

（一）对驻在南京的各国大使馆、公使馆，我人民解放军、军管会及市政府仍本我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他们并无外交关系的理由，不要和他们发生任何正式的外交来往，也不要在文字上和口头上做任何承认他们为大使和公使的表示。但对各国大使馆公使馆及其中人员的安全，则应负责保护不加侮辱，同时，亦不必登记。

（二）我方人员对各国大使馆公使馆及其中外交人员仍采取冷淡态度，绝不要主动地去理联他们。我军管会及市政府成立，只贴布告，登报纸，发广播，绝不要以公文通知他们。但他们如果经过中国有关朋友（如吴郁芳、陈裕光等人)向我们表示意见，我们可从旁听取，但不表示态度；如果他们找来我市政府，外国侨民事务处接洽，我们可以把他们当做外国侨民接待，听取他们的意见，转达上级，但须声明不以他们为外交人员来接待。

（三)各国大使馆公使馆如要求发个人出城通行证及汽车通行证，在军事戒严解除后，可以告诉他们如果以私人名义请求，可发给特别通行证，个人出城限在南京四周一定区域，汽车通行须有一定范围、数量，每个大公使馆容许使用一辆汽车。

（四）各国在南京的记者及通讯社暂时仍让他们发电发稿一个时候，不作任何表示，看其情况如何，再作处置。

（五）各国大使馆公使馆的无线电台亦暂时置之不理，听其与外间通报。

（六）各国大使馆公使馆的警卫人员及其武器装备，在其使馆范围内可暂不干涉，如出馆行动，则不容许其着军装出外。

（七）其他关于外国侨民等项仍执行今年一月十九日指示不变。

（八）派黄华为南京市政府外国侨民事务处处长，即随漱石刘晓南下。

根据中共中央的上述文件第八条，委派黄华出任“南京市军管会外国侨民事务处”处长。

1949年4月24日清晨，北平正阳门车站月台上，黄华就是搭乘刘晓一行及南下工作队的专列离开北京去南方的。多年后，他曾经回忆说，在难忘的1949年，那时候自己刚三十来岁，人生的命运变化得特别快。

这年1月中旬，天津解放，他从中央外事小组奉调到天津市军管会担任外事处主任。4月间，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北平召开大会宣布成立之前，在酝酿期间，他被负责青年团工作的中央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看中了。

他有从事青年工作运动的一段难得的经历：他在30年代中期于北平燕京大学经济系读书时，就是“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主要骨干，1936年入党后，担任了北平学生联合会党团书记。到了延安后，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科做组织工作，从1938年起，历任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共长江局青年委员会委员、全国学联党团书记。1940年还担任过延安青年干部学校教育长。1940年担任朱德总司令的政治秘书、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后来又担任叶剑英的秘书。

任弼时觉得这是块青年工作的好料子，可培养做团中央的主要负责干部。于是，就确定他作为代表出席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并提名选他为青年团第一届中央委员。开会期间，任弼时还专门找他谈了话，说：现在正值新中国成立前夕，党的个重要的战略任务，就是要进一步团结全国青年，把他们组织成一支生力军，迎接全国解放，建设新中国。任弼时还说，组织要调他到团中央工作。他表示了服从组织分配。使他焦虑关心的是，那天开幕式上，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时，因高血压病复发，病倒在讲台上，后来由大会秘书长荣高棠代替他读完报告。

青年团大会代表来自全国各地，有来自解放军和解放区的英雄和模范，也有来自敌后的党、团工作者和进步青年，还有一些对社会有贡献的青年学者和社会知名人士。4月中旬，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还在香山接见了与会全体代表。

那天，周恩来见到了黄华，就找他谈话。周恩来对他说：“司徒雷登和许多国家的使节留在南京未走。中央要让你去南京组建军管会外事处，除负责接管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和处理有关对外事务外，可以同司徒雷登进行私人接触。”

他对周恩来表示服从组织分配，并说明了日前弼时同志要他到团中央工作的情况。周恩来说：“好的，弼时那里，我会去跟他商量的。”

就这样，他不是去北平，而是奉中央派遣跟南下工作队去南京了。

在南京，他又将见到当年学生时代的老校长了。1946年初，他刚到北平在军调部工作时，也曾和尚未出任大使的老校长见过面。但他考虑着这次“师生见面”与以前相比，已经有了本质上的不同。老校长所代表的已经不是一所传授知识的大学，而自己也不仅是来自冀南靠近豫北那个叫做磁县的穷地方的学生，他代表的是即将诞生的新中国，他感觉到自己肩上的责任…

南下工作队所乘的火车要经天津再往南开，在那个年代里，他的这种调动也是像军事行动一样，他在停车的短暂时间里，就以最快的速度去住处取来了行李。他的调动，这在现在的青年人恐怕很难想象了。

他在后来的回忆录里用这样的文字作了记述：

…我在天津东站下车，利用停车时间，回外事处匆促取来行李，再由西站上火车南下。因火车不能直达南京，先赴合肥，再由合肥换汽车到达南京。

专列驶至淮河，铁路桥因被炸坏了而受阻，桥正在抢修。这个专列是当时唯一的一列专车，不能久等，因为专车还要赶回北平，林彪等人等着用车。于是，大家都下车，改乘汽车。

人民解放军于4月21日夜里开始横渡长江，次日(22日)已经全线渡过长江天堑。三野八兵团对蒋家王朝老巢南京的攻击是在23日午夜进行的。在攻城部队的猛烈强大的炮火声中，国民党守城部队敷衍了事地回了几炮，解放军的先头部队就冲进城里了。

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榘在回忆录中记述：

“4月23日午夜，第三十五军一O三师三一二团的勇士们高举红旗，跨越国府路（今长江路），南下伪总统府，把革命的红旗牢牢插在总统府门楼上。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在一片嘘声中降落下来，湮灭在人群里。霎时间，南京一片欢呼，一支支由南京地下党带领的欢迎队伍，涌向总统府附近，争睹插在南京的第一面红旗和护旗的解放军。”

在胜利的狂欢、亢奋、激动与泪水中，当时的许多人都来不及注意与思考在众多的欢迎队伍中，竟然有一些异常的插曲：在美国原驻南京大使馆的司徒雷登的指使下，出动了几路人马去表示欢迎人民解放军进城。

在经过历史的沉淀以后，有些亲历者在中美建交后的80年代写出了有关的回忆。原山东泰安军分区司令张绍安，在攻进南京时任第三十五军一○四师参谋长，曾在1984年撰文回忆说，他于4月23日凌晨率部进人南京挹江门时，天还没有亮，“遇到四五个人打着灯笼过来了。走近一看，竟有一个大鼻子外国人。他通过翻译介绍说：‘我是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全权代表，欢迎贵军入城。’”

张绍安参谋长熟悉中央有关外事工作的指示，就不客气地对司徒雷登说：“我们根本不知道有什么美国大使，我们只承认你们是住在这里的侨民。”

第三十五军一O三师侦察科长沈鸿毅也曾回忆说，他带领的入城先头部队进入南京的山西路时，一辆迎面驶来的吉普车戛然而止，停在他面前，他被请上了吉普车。

他还没有弄明白怎么回事，开车的美国人就用熟练的汉语对他说：“我是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我们的大使司徒雷登先生请阁下到大使馆谈一谈。”

已经受过外事政策教育的沈科长面对这位美国人的突然邀请，机敏地回答说：“什么？使馆？我们不知道有什么美国大使馆，我只知道你是侨民，在南京的美国侨民。”

以上情况说明了司徒雷登不随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而留在南京是有其用心的，是打算与中共接触的。但在司徒雷登未能与中共进城部队接触上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当时有一定影响的解放军战士误入美国使馆的外交事件。

4月25日，就在中共中央给总前委与华东局发出关于南京解放后外交问题的“八条指示”电的同时，这天清晨，攻入南京城里的第三十五军一○三师三O七团的一营营长谢宝云带着通讯员等在为部队安排食宿的时候，误入西康路的美国大使馆。

已经起床正在洗脸的司徒雷登看到两个解放军进来了，猛吃一惊，骤然色变，就一改向来总是笑眯眯的形象，暴跳如雷地大声用中国话叫道：“你们到美国大使馆干什么？我就是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你们进入使馆就是侵犯美国，必须立即退出。”

谢营长突然见这个洋人如此粗暴，眼前便涌现出帝国主义分子多次入侵中国、割地赔款、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他气得嘴唇颤抖，脸色发青，也就以牙还牙，愤怒斥责：

“你凶什么！我们不知道这是美国大使馆，我们也没有承认你们美国大使馆。这是中国的地方，凡是中国的地方，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都要解放。这所房子里的所有东西都是属于人民的，终将要回到人民的手中。”

幸亏营教导员王怀晋在外听到了争吵声，及时赶来劝解，示意营长注意涉外政策，这才缓和了事态。解放军这才退出了美国大使馆。

当天，司徒雷登即向美国国务院报告了此事。他是这样记述的是日早晨6点40分，12名武装的共产党士兵冲击了大使馆，他们劝使中国门卫打开使馆大院大门，直奔使馆官邸后门。在那里，他们向服务人员询问了使馆内有多少中外人士以及大使的住处，然后立即登梯上楼，逼近大使卧室。

比时大使尚未完全睡醒，共产党武装士兵的突然出现，使大使有些吃惊。当时这些士兵没有威胁大使。率先闯进房间的人讲话嗓音高粗，怒气冲冲。随后进来的人显得较为有礼，说他们“上来看看”。他们在卧室里转了几圈，检查了房子里的东西，并表示这里的一切将物归原主，属于人民。他们盘问了傅泾波先生，不过没有搜他的房间。然后他们离开了住宅和院子，什么东西也没有动。他们告诉一位仆人，大使不能离开这个院子。

这件事，经西方报纸、电台加以渲染，在国际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那些滞留在南京的西方国家外交官们听闻后，立即变得提心吊胆，担心安全没有保障。可是过了数天，不但没再发生进入外国使馆之事，且看到街头解放军纪律严明，对人态度和蔼，不拿老百姓东西，还有为居民做好事的，这一风波才渐渐过去了。

司徒雷登经验老到，根据共军占据天津、北平的做法，在南京也会是一样，不承认他这个美国驻华使馆与他这个驻华大使，只将他作“普通侨民”看待。他当然不会甘心，他先是想借“入宅”之事顺藤摸瓜，同中共进行某种形式的官方联系。当时，他通过了口头及书面形式向南京市军管会提出抗议。

当美国使馆的抗议照会送到南京市人民政府，当局以两国无外交关系为理由，把其照会退了回去，并根据中央指示向其宣布：人民政府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交机构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对留在南京的外交人员均按一般外侨看待。人民政府保护外侨的一切合法利益及人身安全。但在军管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有权进入一切可疑之中外人员住宅进行检查和盘问。

司徒雷登碰了一个钉子，但跟中共进行接触的心思仍很强烈，因而对“入宅”之事也不再纠缠。英、法等国的大使见受到中共当局冷落也很为焦急，每两三天就要找司徒雷登会晤一次。英国大使斯蒂文要比司徒雷登更多了一层担心，极为忧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渡江解放上海后，会直取广州而威肋香港，因而也更想摸中共的底牌。

在解放军刚进南京城的头几天，司徒雷登经过“入宅”事件后，表面上老老实实地待在使馆里，以“避免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他觉得自己负有“特殊使命”，一方面密切关注着军管会接管南京以后的一举一动，另一方面他四处联络想通过在华的老关系探听中共的外交底牌。

他十分急于寻找渠道同共产党的领导人进行接触。

他在回忆录《在中国五十年》中说：

“既然共产党坚决不承认与国民党有着过于密切同盟关系的‘帝国主义’国家，我也就以一个普通美国公民的身份，听从事实的地方当局代表所做的安排和指点。”

尽管解放军曾在入城第二天进入他的住宅，但他经过几天观察，他也不得不承认中共军队“纪律严明，士气高昂”，“对民众几乎秋毫无犯。虽然随处借东西，但总是如数归还或照价赔偿”。与国民党军队的腐败、贪婪相比，他不能不有所感慨，也对共产党人的精神力量顿生畏意。

在他感到一筹莫展、无可奈何时，事情突然有了转机。

一天下午，他的私人秘书傅泾波从外面回来，给他带来一个使他兴奋的消息：中共方面已经派遣黄华来南京出任外侨事务处主任，说是专门为着与留在南京的外国外交使团及其他外国人打交道的。

他感到兴奋的是，他知道，黄华是他从前在燕京大学时经济系的学生，而且还和傅泾波是同班同学。他早就听去过延安的美国军官与记者说起，在延安受到了黄华的接待。

他高兴地对傅泾波说：“你看，机会来了嘛！要是黄华的这层关系能有价值的话，那么我们的工作就好做多了。”

傅泾波说：“依我看，黄华也会像龚澎一样，能通到中共的最高层领导人那里去的。”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