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避寒
编辑|避寒
《——【·前言·】——》
孔宪权在1950年写信时，字里行间带着血腥味，他开头写：“杨勇司令，我是孔宪权，我还活着。”
信纸已经发黄，字迹不稳，落款只有一个名字，没官衔、没地址，他知道，别人早把他当死了。
他也知道，这种信，十封里可能有九封看都不会看，但他赌了。
他在报纸上看见了一个熟人杨勇，贵州军区司令，是他长征时的上级，也是唯一可能还记得他的那个人。
“他不可能活着”1950年3月，贵州军区收到一封信，薄薄一页，发自遵义下辖的一个偏远村庄，收件人：杨勇司令。
信被转到了黄克诚那里，黄是副政委，性子急，信读了一半就问了一句：“孔宪权是谁？”
没人答得出来，档案里，这个人早在1935年就列为阵亡。
黄让人查，他说得很直接：“要么是疯子，要么是敌特。”
可第二天，调查员从遵义打来电话：“人是真的，有人能对上口供，他的腿伤、部队番号、连通讯员的名字都记得清清楚楚。”
杨勇听完，沉默了十秒，只有一句话：“派车接他回来。”
“命太硬了”孔宪权是怎么没死的？他自己说：“靠一口气，和300块大洋。”
1935年，娄山关战役打得最狠的一次，孔是红12团的作战参谋。
那天晚上，队伍从黑神庙冲进去，目标是敌军的临时指挥所，敌人三挺机枪架在庙门口，火力密集。
孔带头冲锋，他跑了十米，左腿中弹，瞬间跪倒，想再爬，第二枪打在胯骨，再往后，子弹一颗颗打在大腿、髋部。
整整六发，血喷得他自己都看不见前路。
他以为这次是真的完了，可他手里还有枪，他翻身躲进墙角，把手枪抵在腿上，半蹲半躺。
一个敌军军官刚好从庙门跑出来，孔扣了扳机，打光了最后三发子弹，那名军官当场倒下，脸朝地，血从嘴里流成一条线。
突击队终于冲了进来，救了他，可现场没条件救治，伤太重，部队只能决定撤离时将他留下。
“把命交给一个财主”部队离开前，留下了两个人：一个卫生员，一个通讯员，还留下了300块大洋。
接收他们的是一个当地财主，姓宋，四十多岁，家里开米行，宋不敢拒绝，也不敢乱动人，他清楚：这些是红军，不是土匪。
孔宪权被抬进宋家时，脸色灰白，腿上的血止不住地流，已经陷入昏迷。
卫生员每天换药、煎药，砍柴烧水，药是用大米换的，一斤一斤地换，一共换出去三百斤粮。
养伤二十个月，孔没死，但彻底残了，他的左腿短了十厘米，走路一拐一拐的，腰骨也歪，那年，他24岁，基本丧失作战能力。
红军走后，他试图去找部队，走了一百多里，靠乞讨混饭，最后在赤水河边昏倒，被村民救回。
后来国共开始合作，红军成了“八路”，孔去了几趟县城打听消息，无果，他在被安置的宋家村落了脚，成了“泥瓦匠”，一只脚瘸，一只脚撑。
他用石灰涂墙，用锤子砸砖，用十字尺抹平角度，人称“跛子瓦匠”。
但村里知道他身份。有人说他是红军留下的“秘密干部”，有人悄悄找他讲政策、问八路的事，他不讲大话，也不摆官腔。
他只说一句话：“红军不抢百姓饭吃。”
“他讲的红军，不一样”当地有个习俗，烧草鞋吃灰，治病，孔的草鞋穿破了，有人悄悄拿去烧灰，后来传出来：“红军的鞋子能避邪。”
他讲红军的故事时不讲战功，只讲苦，他说：“一双草鞋要走二百里，不烂是福气。”
他也记得那些死去的战友，每年正月，他去村边的坡上烧纸，烧给谁没人知道，他蹲在地上，眼睛盯着火，嘴里念：“老冯，老陈，孙大勇……”
那是他带过的兵，全死在娄山关，他一人活下来了。
“等了一封信，等了十五年”1949年，解放军进贵州，孔没表态，他等，他要等一个能确认自己身份的人，等了一年，没人来。
直到1950年3月，偶然看到《贵州日报》，一条新闻里提到“贵州军区司令杨勇、政委苏振华”，他放下报纸，走进屋子，用毛笔写了三行字：
“杨勇司令，我是孔宪权，我还活着，1935年娄山关战役后重伤，被安置在贵州宋家，现仍在原地，请求组织安排一份工作。”
没有客套，没有格式，落款只写：“孔宪权”，他赌，这名字够大，杨勇会记得。
“他不是回来当干部的”信寄出不到半月，军区派车来接，他坐在吉普车里，第一次进了省城，裤脚还是自己缝的，鞋底是破帆布钉上去的。
见到杨勇那天，他站直了，鞠了个躬，腰骨弯得像个钩子，杨勇握着他肩膀看了几秒，说不出话。
一个星期后，组织宣布：恢复其党籍，任命为遵义第七区副区长。
孔宪权没有笑，只是点了点头：“谢谢。”他说：“我不是回来当干部的，我是回来找组织。”
“他认得这栋房子”1952年，孔宪权被调往遵义会议纪念馆筹备小组，那年纪念馆还没有确切地址，甚至没人能肯定会议到底在哪开的，组织找他，是因为他当年走过遵义。
他站在城里转了三圈，最后停在一栋两层的砖木楼前，门口是柏辉章的老宅子，窗子还是青木镶边，房梁裂了缝。
他指着那窗户说：“开会那天我在外头警戒，就是这儿，里头是周副主席。”
有人质疑：“会址早改成别的地方了。”他没回话，只往屋里走了一圈，出来说了三个字：“就是这里。”
接下来几个月，他开始“找证据”，一间一间地访，一砖一瓦地问，他找到当年做饭的老厨子，找到住在对面小巷的老裁缝。
有人还记得那天周恩来出来抽烟，一脸疲倦，也有人记得毛主席进屋前，在井边洗了把脸。
孔把这些一条条写成口供，交给上级，“不能凭我一个人嘴说，要找见证人。”
他不是在编历史，他是在追回自己活过的一段时间。
“馆里没电，他亲自去拎灯泡”会址确认后，修复工程启动，他被任命为筹备处秘书，后又接任首任馆长，没人教他怎么当馆长，他只干了一件事：盯现场。
修旧如旧，砖不能换，木不能新，电线得藏在老墙皮后面，水管不能穿厅堂。
最开始连照明都没有，工人说要等城里拨灯泡，得排计划。
孔不信那个邪，自己去买了十个灯泡，他一手拎布袋，一手拄拐杖，走了四公里才回来。
有人笑他：“你是馆长，不是勤杂。”他回一句：“我不是馆长，我是红军。”
“这字是毛主席亲题的”1964年，会址开放前夕，北京打来电话，说主席将亲题匾额四字：“遵义会议会址”。
题字寄到那天，孔把全馆的人喊出来，站成一排，像当年站岗一样笔直。
他自己站在最前头，看着那四个字，眼睛不动，嘴唇紧抿。
没有掌声，没有口号，他只是站着，后来有人说：“他那一刻，像站在墓碑前。”
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不爱再讲长征的事了，有一次别人问他：“你是亲历者，怎么不在展览上讲解？”
他回答：“死人多，没脸讲。”
“他打了个电话，说不来开会了”1988年，遵义会议纪念馆筹办一次重要展览，馆长还叫孔宪权，虽然身体不好，但没人换他。
他答应来开会，结果临时打了电话，说：“我不来了。”别人问原因，他只说：“不舒服。”
第二天清晨，馆里接到通知：孔宪权凌晨病逝，终年77岁。
消息传出后，贵州省委紧急下发唁电，胡耀邦亲自致电：“长征老战友，红军好同志。”
全国七大军区联名致哀，许多当年老战士专程赶到遵义，为他送行。
那天，纪念馆里没有播放音乐，也没有标语横幅，只有一口老木棺，从大厅中央抬过，停在那座他当年亲手修过的老砖门前。
有人说，看着他离开，好像红军自己走了一遍长征的回头路。
“他是历史里的一块钉子”他的房间，没收拾，床边有一根拐杖，是1936年自己削的。
床头抽屉里，有一封信，就是1950年写给杨勇的那封，已经泛黄，角落残破，他曾对人说：“这是我命。”
他也没写过回忆录，别人劝他写，他摇头，说一句：“该记得的，活人会记。”
这个“跛子瓦匠”，从战场到工地，从泥泞草鞋到主席题字，没有官帽，没有高谈阔论，留下的，只有一串伤疤和一座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