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避寒
编辑|避寒
《——【·前言·】——》
沈世猷,汤恩伯最信任的作战参谋,但渡江战役中,最致命的情报,就出自他手。
敌我分明的战场上,他和妻子,却在敌营中传递胜负的天平。

1949年,南京。
汤恩伯最常见的一个人,是沈世猷,他不多话,总是站在地图前,一笔一划地规划防线。
汤恩伯对他满意得不得了,“这个人,脑子清楚,手脚干净。”
没人怀疑他,沈世猷当年是黄埔十三期,打过台儿庄,负过伤,拿过勋章,军籍清楚,履历漂亮,背景干净。

还能熬夜画图,一画就是两个通宵,最重要的是,他从来不乱说一句话。
沈世猷的生活也“正常”得过头,穿定制军服,进出坐美式吉普,娶的太太是银行职员出身,长得漂亮,礼数周全。
在军营口碑不错,谁见了都说“人家是爱国军官典范”,没人知道,他其实是中共地下党员,代号“石文”。
沈世猷的第一次身份转变,在抗战胜利后。
1946年,南京街头闹得厉害,特务杀人,物价飞涨,街头贴满了“反腐倒蒋”的传单。
沈世猷看不下去,他当时在警备总司令部,跟着长官巡视上海、杭州、南京各地防区,看得多了,心也凉了。
“打了八年仗,结果老百姓比日本人走后更苦。”
就是那年秋天,他被秘密发展入党,从此,每一份兵力部署、每一张地图,都是两份,一份交上司,一份送给另一边。

沈家的住宅,在南京中央门军区宿舍区。
外面看,就是一个高官小家庭,院里种桂花,门口停着一辆越野车,沈世猷常穿呢子军大衣,太太丁明俊喜欢旗袍,精致,体面。
只有一个地方不对。
客厅的壁画后面,藏着一个窄柜,柜里放的是地图纸、特制钢笔、削薄的胶片,每当沈世猷“加班带回作战图纸”,就藏在这儿。
他和丁明俊不说多余话,真正敏感的东西,他们从不直接说出口。

有一次,沈世猷带回了“江南江防布阵图”,满纸都是部队番号、火力标注、工事分布。
他把图摊在客厅地上,两人跪着,用钢笔在宣纸上临摹,画了整整六个小时,丁明俊的膝盖被地板磨破,沈世猷一句话也没说。
抄完图,原件放回公文包,第二天早晨一早他照常上班,没人查他的包,没人想过,一个作战参谋,会是地下党。

真正惊险的,是1949年4月。
那时战役已经箭在弦上,汤恩伯下了死命令“指挥部不许任何人擅自进出,家属禁止探亲”换句话说,外面的世界被切断了。
但有一张图,必须送出去,那是长江南岸最后的防御部署,关乎主攻方向,解放军需要它,马上。

沈世猷拿到了图,但出不了门,他决定铤而走险,用自己的女儿当掩护。
他事先和妻子约好信号“听见女儿哭声,就来。”
那天中午,指挥部警卫还在吃饭,沈世猷抱着女儿站在门口,故意逗哭她,几分钟后,丁明俊出现,手里提着饭盒,一身淡绿色旗袍,脚下小步快走。
守卫拦她:“不是不让进吗?”
丁明俊装作委屈:“孩子哭,我老公不让我去接,就来看看。”警卫挥挥手:“快点。”

她进门那一刻,沈世猷已经准备好了,他抱起孩子,假装亲她,在女儿的襁褓里塞进了情报胶片。
胶片是裁剪过的,宽度刚好嵌进婴儿尿布里,外人看不出。
随后,丁明俊抱着孩子转身离开,她的旗袍盘扣也藏着一枚备份胶片,藏在改装过的缝线里。
回到家后,她立刻用消毒水浸泡尿布,取出情报,第二天一早,联络员来收。
48小时后,解放军前线指挥部得到长江南岸完整布防图,就是这份图,决定了突破口。

其实,更早的时候,沈世猷就交过一份“重图”。
1949年1月,汤恩伯准备将安徽荻港设为次级防线,负责主守的是第七绥靖区,他让作战处绘制局部部署图,一份内部参考图,只在几个将官之间传阅。
沈世猷看到那图,愣住了,整条线从安庆到芜湖,中间有三段防线明显薄弱,而且补给点离主阵地太远。

“这一段,如果对方知道,肯定猛打。”但这图连印都没印,只一份,锁在作战处胡健的柜子里。
胡健那天中午出差,沈世猷趁机拿了钥匙,打开文件柜。
没有拍照设备,他把图带回家,和丁明俊通宵抄绘,每一个地形标记、每一处壕沟位置,都按比例尺复原。
第二天早晨,图原封不动放回去,没被发现。
三天后,荻港防线被秘密标注为解放军“主攻牵制带”,再过一个月,这一带的兵力开始重部署,汤恩伯却一直以为是巧合。
“对方怎么知道我们在荻港防得最松?”没人回答他的问题。

汤恩伯一生谨慎,他不相信空话,也不相信政治口号,他只信“办事的人”。
沈世猷就是他最信的那类人,安静、服从、有专业能力,不讲立场,讲成效。
他曾在会议上拍桌子说:“有的人是搞政治的,有的人是搞战争的,沈世猷,是搞战争的。”
他不知道,沈世猷每次交图纸时,都多交了一份,他不知道,他最倚重的防线,被对方提前一个月看穿。

4月20日深夜,汤恩伯突然召集军官会议。
会议持续了整整四小时,没人知道他在犹豫什么,前线已经吃紧,南京人心浮动,和谈破裂,战役随时爆发。
但他还是犹豫,直到最后,他签下命令:“长江防线全线固守,不得后撤。”这个决定,改变了整个战局。

沈世猷听到消息后,没多说一句话,他只是回家,对妻子说了句:“时间到了。”
第二天,他带回最新防区图,这张图比之前任何一张都详细:火炮数量、枪械口径、指挥所位置,甚至包括军官起居时间。
这不是防线图,这是一张解剖图。
这一次,丁明俊做了最危险的一件事,她没有再走探亲路线,而是主动请缨,亲自送图,路线是从南京北站,绕至浦口,再过江。
出门那天早晨,她穿着最不起眼的一套旧旗袍,鞋跟也剪低了,发髻扎得很紧,像个普通家庭主妇。

身上没有图纸,情报藏在鞋垫中,两块薄如纸片的胶片,缝进了草鞋底层的缝线里,脚一踩下去,连质感都查不出异常。
她在浦口站被查了两次,一次是警察,另一次是宪兵,都有军人特权证,没细查。
她过江那一刻,南京城还在“军事管制”广播中,她上了岸,取下鞋子,把胶片藏进路边一包黄烟叶里,塞进一家茶馆柜台底部。联络员第二天来取。
72小时后,解放军第三、第九兵团跨江突击,准确打击南岸空隙区域,突破主防线。

汤恩伯那几天睡得很少,他每天抱着电话,盯着无线电指挥系统,企图挽救前线。
但调兵速度总是慢半拍,敌军像知道他们的后备部队在哪一样,从不正面打,都绕后路打,像专挑最脆弱的地方咬。
他拍桌子吼:“我们的阵地图到底是怎么泄露的?”没人敢说话。

有将军怀疑是江防总图被复制了,但那份图只有七人有权限接触,每一次借阅都有签名。
沈世猷名列其中,签过一次,归还时间记录精确到分钟。
“查他?”
没人敢提这个人,汤恩伯听见这个名字,反倒说了一句:“他?不会,他是我自己提拔的。”
他以为自己了解沈世猷,但沈世猷从未表现出“忠诚”,他只是从未表现出“不忠”。

南京4月23日沦陷。
汤恩伯没等到援军,自己坐车离开南京,前往上海,他带着几份作战记录,几箱黄金,和一份长江沿岸碉堡清单。
他觉得还能守住上海,他不知道的是,沈世猷没走。

到了上海,汤恩伯干了第一件事:封锁市区指挥部,内部只准进不准出,所有通信由特务总队负责过滤,他怕再有情报流出。
但情报早已在沈世猷手里。
此时,沈世猷已调任上海战区“江防顾问”,仍在军内,他的权限更大,接触面更广,碉堡群的构造图、弹药运输路线、地道口的位置,他都清楚。

这次,他没亲自传递,他已经不再出面,而是将整套图纸交由“第三线联系人”送出,这套联系人名单,早在1948年就布置完毕。
碉堡群失效,从不是因为炸弹,而是因为地下党提前切断了它们的后勤、封锁了它们的逃生线。
5月27日,上海解放。
汤恩伯坐船离开,登船前问了一句:“沈世猷呢?”
副官说:“留守顾问,已安排后续接应。”他点点头,说了句:“这人不错。”

1954年,汤恩伯死于日本。
临终前他仍然认为:“渡江战役失败,不在战略,而在高层互斗。”
他从未怀疑过沈世猷。
丁明俊病逝,她临终前留下了一套旗袍和几张旧图纸,旗袍上有血,图纸是1949年江南布防图的副本。

1996年,沈世猷去世,遗体火化前,他的儿子在他遗物箱里,发现了一支断裂的钢笔和一封未寄出的信。
信上写着:“我知道他信我,这正是我最沉重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