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避寒
编辑|避寒
《——【·前言·】——》
1962年4月19日，颐年堂，毛泽东突然提出一个要求，他说：“你满足我一个愿望。”高智没问是什么。
下一秒，毛泽东说：“拍张照吧。”两人合影，那是他们最后一次站在一起，这一拍，就是诀别。
他是毛泽东最沉默的秘书高智不说话，也从不迟疑，干净利落，像一把上紧的军刀。
1952年他调进中南海，岗位是特殊的，机要秘书，毛泽东的贴身文书，所有文件、日程、行踪、讲话、批示，全在他手里打磨。
他24岁，不抽烟，不多话，不迟到，毛泽东用四个字评价他：“从不出错。”
这一干，就是十年，毛泽东对秘书要求极高，曾几次发火，秘书换了又换，只有高智没换。
起草文件时，毛泽东习惯边走边念，高智跟在后面，提速、记词、筛选、归档，不差一字。
“主席说话用典多，不能错一个。”高智曾这样对同事说。
1958年，毛泽东南巡视察长江，高智随行，日夜记录谈话。
毛泽东凌晨四点还在读书，隔着帘子问：“高智，你困吗？”高智答：“不困。”
毛泽东笑了：“你这人，不爱说假话。”但高智知道，自己早晚要离开。
不是出错，而是主动。
毛泽东的拒绝与默许1961年，风向变了，毛泽东提出：干部要“到群众中去”，这不是口号，是命令。
那年，三年困难刚过，经济凋敝，中央不稳，毛泽东说：“看不到下面，政策就会盲目。”
高智写了一封信，只有一句话重点：“我想回陕北。”
没人料到，毛泽东秘书，要求调离中南海，回基层。
中央办公厅有人反对，说这是不是想“抽身而退”？是退居二线还是不满现状？
毛泽东看了信，只说了五个字：“他是个实人。”
“让他走吧。”
但后来，他又补了一句：“太年轻了，还是让他下去磨磨。”
这不是口头安慰，毛泽东很清楚，调走的不是秘书，是耳目，是老战友。
他让高智等通知，等了三个月，直到1962年4月18日，调令下达，第二天走。
临别的反常举动1962年4月19日清晨，毛泽东起得比平时早，那天他没读书、没批件，只说了一个词：“找高智。”
颐年堂没外人，连身边工作人员都被叫了出去。
毛泽东坐下，不说话，桌上的热茶，放冷了两次，高智站着，等他说话，半小时后，毛泽东才缓缓开口：“你是真的要走。”
高智点头。
“回佳县？”
“是。”
毛泽东突然笑了一下，又问：“你还记得1936年我东渡黄河的事吗？”
高智愣了一下，点头：“那时候我刚十二。”毛泽东眼神一亮：“对，你那时给我们送过柴火。”
接着，毛泽东开始讲起三段过黄河的往事。
一次骑着青马，马滑下河崖，连人带马漂了一段，靠牧民捞上来。
一次凌汛期，冰块堆成山，坐船差点被撞翻。
一次夜渡黄河，星光全无，只有对岸一根火把指路。
他说：“黄河这个地方啊，有脾气，也有气魄，中华民族的脊梁就在这水里。”
然后他看着高智，突然说了一句奇怪的话：“这一次，你还打前战，我随后就来。”
高智没反应过来，问：“去哪？”
毛泽东轻声说：“我想骑马沿黄河走一趟。”气氛突然变了。
这不是交代工作，这是托付，是倾诉。
毛泽东接着说：“你到陕西，要把农业、工业、财贸、河道，都搞清楚，别走马观花。”
“你是我耳朵、是我眼睛，你不光是下去，你要替我去看。”
一张照片与一个承诺谈话结束时，毛泽东走到门口，又回头说了一句：“你走之前，满足我一个要求。”
高智看着他，等他说下去。“我们合张影吧。”这是他俩唯一一张合影。
毛泽东不爱照相，尤其不与下属合影，那天破了例。
拍照那天，阳光很亮，毛泽东穿了灰色中山装，高智西装笔挺，头发整齐。
他扶着毛泽东的胳膊走出颐年堂，站在台阶下，没笑，只有眼神直直看着镜头。
毛泽东在照片背后题字：
“高智同志，1962年4月19日留念。”
这句话写得慢，毛泽东写完后盯着照片许久，轻声说了一句：“这张照片以后你会常看。”
高智不敢回话，他知道，这不只是一次调职。
这是诀别。
他真去了，骑马沿黄河调查1962年5月，高智到陕西佳县，没人欢迎，也没人知道他是谁。
他没住招待所，回了老家，窑洞，一铺被子，一盏油灯，第二天就出发，顺着黄河往下走。
他不喜欢开会，也不发言，只问问题，每天走十几里，有时骑骡，有时步行。
他看农业，种什么粮、出多少亩；看工业，延安有没有小煤矿，砖瓦厂有没有；看财贸，谁掌握供销，谁在中饱私囊。
也问河水的事，哪个季节涨水，凌汛期出不出事，东渡靠哪几只船。
没人知道他到底查什么，只是觉得，这个人“不像干部，像打仗的。”
有一次，他走到吴堡县，一个老乡问他：“你干啥的？”高智笑了笑，说：“替人打前站。”
“替谁？”他没回答
1963年秋，黄河大旱，他坐在水渠口，整整看了一天。
村里人说：“你是来看热闹的？”他没吭声，第二天带人扛工具，帮村里疏通十公里渠道。
到了晚上，他坐在岸边，写了一整夜。
记录是手写的，字细、密、不潦草，后来汇报给中央的资料，一共68页，每一页他都校过两遍。
这份报告的标题很简单：
《黄河中段观察纪要（陕北段）——含水情、民情、政情及线路建议》
送到了北京，送到了毛泽东桌上。
毛泽东看完没说话，他只问了一句：“他走了几天？”
工作人员说：“一年三个月。”
毛泽东点头，又说了一句：“他真是替我打前站去了。”
毛泽东没来，黄河的承诺没兑现1965年1月，高智回京述职，他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还是颐年堂，还是那间屋子。
毛泽东坐在藤椅上，穿着旧棉袍，手里是那份黄河纪要。
他读得很仔细，边读边点头，偶尔皱眉，最后说了一句：“我还是想去看看。”
高智说：“现在条件比以前好，沿途有桥、有路、有驿站。”
毛泽东笑了：“我想再骑一次马，不走路，不坐车。”
他停顿了一下，又补了一句：“我还想吃你们陕北的小米。”
高智没说话，他知道，毛泽东身体已经不允许了，这是他最后一次亲口提“黄河之行”。
1966年“文革”开始，毛泽东从中南海转至香山，后又南下多次，工作重心转移，高智留在陕西，一直没被调回。
黄河的计划，再没被提起。
1976年9月9日凌晨，毛泽东病逝。
那天，陕西电台没播报，消息是通过短波电台传来的，高智坐在收音机旁，听完广播，没说话。
他在笔记上写了一句：
“主席，没来得及走一趟黄河。”
那张照片，他一直放在枕边，照片下压着毛泽东题的那句话：
“1962年4月19日留念。”
几天后，北京举行追悼会，高智被允许参加。
他走进人民大会堂，看着灵堂中央毛泽东的遗像，整个人站了两个小时，一动不动。
后来，他给自己写了一封信，不是给组织，不是给亲人，是给毛泽东的，他写道：
“主席，我永远在等你，回陕北，走黄河。”
这句话没有寄出去，他烧掉了，只留下两样东西：一张照片，一份纪要。
这些年，很多人讲毛泽东的晚年，讲他的权力、孤独、斗争与决策，但很少有人提到，那年春天，他还想骑马走黄河。
不是巡视，不是视察，只是走一趟，看看母亲河的水，看一看他曾经逃命、渡河、写诗的地方。
这条河，他走过三次，每一次都差点死。
第四次，他没来得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