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轮在码头旁靠住了，即刻，船中起了一阵大骚动，每一个人都争着要先上岸，于是，汽轮的出口处塞满了行李，和一群蠕动着的人头，他们像一只只出笼的鸡，挣扎着地从舱中奔出。母亲携着我们的手，在最后的一批，终于也上了岸。码头工人很快地围拢来，只听得"一角钱，到 xx ""二角""不"……有些难民就跟着去了。我们听说这里有红十字会救济难民，不愿投旅社去。

在平坦的马路上走着，很和平，很宁静，丝毫都不像是抗战期间的后方呢！

红十字会设在一条很僻静的马路旁，完全是西式的房屋，行李堆在大门外，一部分的人入内登记，屋中冷静得很，只有几位办事员严肃地坐在办公桌旁。外祖父拿出我们的难民证，那人猛省似的抬起头，用着近视的眼光望了我们一眼，遂又低下头去，熟练地填写了登记簿，冷冷地说："到隔壁屋中去领取餐费吧！"只有这一句话突破了寂静的空气，以后就永远沉默着，我们这一群狼狈的难民，悄悄地退出，因为在这里的空气委实是森严得可怕。

又小心翼翼地走入隔壁较为狭小的办公室内，这就不对了，这里面充满着高声的谈话，人也很多，大家都在领取一角钱的餐费，仿佛这就是他们的生命的源泉似的。

由红十字会领导，人和行李都搬到对面的难民收容所内，地点是女子师范学校的校址，因此布置得很好。庭前植着不甚高大的树，到底是什么树，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对于植物学方面的知识，知道得太少了。一进门，是一条水泥筑成的甬道，壁上贴着近日的报纸，我们曾在此地停留了很久的时间，尽量地阅读着前方战情。

被分配后，我们和张先生被派到第四卧室去。这是一间很宽大的房舍，玻璃窗在屋的两边，光线非常充足，进门处，是一块不大明显的黑板，由于地板的高低，我知道这是一间理化教室，屋角堆着许多破碎的草，在它上面，我相信曾有数千百人睡过。

这一夜，很早地就睡了，睡得很舒适，而且做了许多甜蜜的梦。在梦中，我在南京女中的理化教室内上着物理课，戴着近视眼镜的永远不露笑容的物理教师，正在很兴奋地讲着电和电流……

第二天，起得很迟，因为窗外的朝阳已经很早地照在纱窗上了。晨餐后，母亲们到电话局去，预备打电话到汉口，因为在那陌生的城市，也许蕴藏着两个我们所希望的人呢！她们去了，去了很长久的时间，我们等得不耐烦，但又怀着希望地等候着。

门终于"呀"的一声开了，母亲笑容满面地进来，她的第一句话突破了严肃的空气，她说："啊！多大的幸运，我先打电话给培奇﹣﹣这是我的哥哥，他居然在汉口，而且连娘舅也在那儿呢！……"只听见这两句话，起初闭得很紧的嘴，此时，不由自主地笑出声来，我的心痒得很，它几乎使我发狂，然而，我却极力地忍住了。我轮流地注视着各人的面部表情，这似乎是正在开映着的银幕，每一个人都有着特殊的表现。外祖母和舅母，他们是佛教的信仰者，虽然在极欢乐的当儿，仍不忘释迦牟尼和佛经，老人一边抱着小孙，一边嘴里不住地在嚷："阿弥陀佛，天开眼了……"而年轻的那一位却说："叩头碰着天了……"这些话，我不懂得是什么意思，不过我知道，这是在极欣慰的当儿，对于天表示的一点谢意。

从今天起，我们是脱离了危险的战区、敌人屠杀的范围了，然而，从今天起，又开始了空袭的恐怖。也许是因为对于它太恐怖了，在这偌大的市区中，虽有着不少的饭店，我们却没有那么大的勇气去寻觅，整整的一天，不曾有粒米下肚，只是在课室式的卧房中坐了整整的个上午。

午后，红十字会中的职员来通知，傍晚有一只很大的江轮专载难民，驶向汉口。我们一方面因为对于空袭存了戒惧的心理，一方面又为他们的花言巧语所惑，临时竟别了九江市。哪知因为轮船公司与红十字会双方的误会，载难民渡江的不是一只大船，而是一只小型轮船，好在这次赴汉的难民较少，我们也就随着众人占据了船舱的一隅。

天色渐渐模糊了，大概是傍晚七时吧，只听得人声嘈杂中，汽笛"呜﹣"地响了一声，机器房中的机器"扎扎"地开始响动了，船离岸了，渐渐离去了九江。模糊中，岸上的灯光和水中辉煌的世界竟混成了一片，分辨不出他们的真假。啊！别了！安宁的九江市！希望你永远保持着安宁的空气！

【小岵女士，姓名吴大年，女，上海嘉定人，1925年出生，西南联大毕业。解放后，长期在江苏教育系统任职。吴大年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钱乘旦教授的母亲。抗日战争期间，她曾与家人一起，从南京一路逃难到昆明，途经7个省份，时年12岁。13岁时，她写成《小难民自述》一书并出版，冰心为之作序，顾颉刚为之题写书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