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来帮忙# “三定”规定，即“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是机构编制工作中常用的术语，涉及各部门各单位的职能配置、内设机构、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等。作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机构改革制度，“三定”规定是落实机构改革方案的具体方式和中心环节，也是机构编制管理工作的重要抓手。对于政府部门而言，它在明确职能定位、依法行政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2019年颁布的《中国共产党机构编制工作条例》明确了“三定”规定的性质、地位和功能。目前，已有研究对政府部门“三定”规定的运行进行了实证性分析，并探讨了其历史演变、存在问题、法律属性及发展方向。 1949年以前，中共‬已通过“组织规程”对行政组织进行规范，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多有运用。新中国成立之际，《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政务院及所属各机关组织通则》从立法权和立法形式两方面对中央行政机关的组织立法进行了调整，明确了组织条例的制定与批准权限。遗憾的是，这一配置模式并未完全贯彻，政务院各部门试行组织条例多由政务院主导制定。1949年至1954年“共同纲领”时期，中央行政机关的组织立法主要由组织法、组织通则和组织条例构成，其中《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政务院及所属各机关组织通则》扮演了核心角色，同时颁布了一系列组织条例以规范各部门组织。 “五四宪法”时期，中央行政机关的组织立法体系主要由组织法、组织简则和组织条例构成。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通过的“五四宪法”对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的立法职权及中央行政组织结构进行了新设计，并专节规定了国务院组织内容。据此，全国人大制定了《国务院组织法》，列举了国务院组成部门，但未具体明确直属机构和办公机构，也未规定各部门职责及人员分配。实践中，国务院仅制定了《国家计划委员会暂行工作条例》（1955年），其他部门由组织简则规范。此时期，组织法规名称不统一，划分标准缺乏。1956年后，国务院行政组织立法活动减少，至“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时期，因法制破坏而中断。 在1982年宪法的框架下，全国人大颁布了新的《国务院组织法》（1982年），该法相较于1954年版本，该法采取了更为简洁的立法策略。考虑到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不确定性，新法未再具体列举国务院各部、委员会的名称，也未对各部门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等作细化规定。这一立法调整既适应了改革开放初期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需求，为国务院各部门提供了灵活的法律空间，但同时也导致了机构臃肿、职责不清、行政效率低下等问题日益凸显。1982年，国家尝试通过机构改革大规模裁撤和缩减机构与人员，但“定编不定员”的做法未能根本解决问题。在此背景下，“三定”制度在数年后应运而生。 1987年，《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及党的十三大报告首次提出了国务院机构改革“定职能、定机构、定人员编制”的“三定”要求。中央机构改革领导小组随后在报告中明确了“三定”内容。1988年政府机构改革中，国务院以“三定”方案为主要措施，率先在重点部门实施，其他部委也相继酝酿方案，为改革创造条件。至1988年12月10日，国务院各部门“三定”方案全部审定完毕，各部门按方案正常运转。1997年党的十五大后，国务院出台《行政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标志着相关工作走向法治化、规范化。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中，“三定”方案更名为“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其制度逐渐成熟。 直至2018年，“三定”规定一直采用“机构名+职能配置/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格式，内容涵盖职责调整、内设机构名称及职责、人员编制配备等，并明确了解释权属。其出台程序自2008年政府机构改革后基本稳定，包括起草、征求意见、审核、批准和公布五环节，由国务院各部门起草，经中央编办审核，最终由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批准后，由国务院办公厅印发。1988年至2018年间，以“三定”规定为核心的机构编制管理制度群逐渐形成，保障了其稳定性和规范性。同时，中央编办还制定了执行评估制度，对发现的问题提出解决办法，确保“三定”规定得到有效执行。 2018年，为落实“党管机构编制”原则，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强化了党对机构编制和机构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并对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领导体制进行了调整优化。“三定”规定工作也随之出现新变化。一方面‬，中央编委和中央编办的组织隶属关系发生改变，中央编委成为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中央编办归口中央组织部管理；另一方面‬，“三定”规定的公布主体、发布对象发生变化，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发布对象范围扩大。2019年和2020年，中共中央先后印发《中国共产党机构编制工作条例》和《“三定”规定制定和实施办法》，为新时代“三定”规定工作提供了规范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