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来帮忙# 历史周期率问题，是历史上政权兴衰更替、治乱循环的周期性现象，即便是经济强盛的唐宋、军事霸主的元朝、官员监察严密的明朝，也未能逃脱此律。新中国成立后，民主监督制度不断健全。随着现代化进程加速，政府权力扩张，对政府监督的需求愈发迫切，监察委员会制度应运而生，旨在全面从严治党、依法治国、强化政府监督。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飞速发展，腐败问题却频发。2016年，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在北京等地展开，监察对象大幅增加，处理违规人员成效显著，为监察制度的全面改革和监察委员会制度的设立奠定了实践基础，旨在保障人民权利，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 监察委员会与‬纪律检查‬委员会合署办公，‬依据宪法及相关法律，全面负责监督、调查、处置公职人员在依法履职、权力使用、廉洁从政及道德操守等方面的问题，依法独立行使监察权，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2018年，经全国人大修改宪法并通过监察法后，国家监察委员会正式设立，并在北京揭牌，开启了监察体制改革的新篇章，监督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国家工作人员，在打击职务违法犯罪、净化政治生态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然而，该制度在运行中也面临诸多挑战，如内部监督不力、外部监督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亟待解决，确保充分发挥监察委员会的‬制度功能。 监察委员会依法独立行使监察权，不受外界干涉，其监督模式以内部监督为主、外部监督为辅。内部监督主要通过在监察委员会内部设立专门机构进行自我审查、自我净化，实践中多由党委机关一把手全权负责监察过程，几乎涵盖批准、决策、审批等全环节。然而，这种监督模式易导致与检察院自我监督相似的问题，难以有效监督自身调查权。同时，《监察法》对监察调查权的监督缺乏具体方式、程序，以及明确的界限和标准，多依赖监察人员的自律和自我控制，通过党内教育监督实现。作为反腐败的监察部门，若内部监督控制力不足，极易形成“灯下黑”的局面。 《宪法》与《监察法》共同构建了国家监察权的外部监督制度，赋予监察委员会与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同等的地位，并明确规定其需接受外部监督。法律对监察权的监督有明确规定，监督主体和形式也呈现多样性。然而，外部监督机制尚不完善。相关法律虽明确了监督的价值取向和制度设计，但缺乏具体规范。人大监督作用发挥不充分，实务中“三问而不改”现象频发。监察信息公开制度不健全，缺乏依申请公开等关键程序。多主体监督存在强弱不均、各自为政的情况，难以形成合力。监察权缺乏具体的权力制约及控制程序，监察委员会制度实施尚处起步阶段，亟须‬法律规定来监督监察权的行使。 监察对象权利保障方面存在不足。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体制改革，监察系统若缺乏精细的制度安排和顶层技术设计，将使得相关对象的合法权益面临被权力侵犯的风险，且依法救济显得力不从心。被调查人接受留置后，监察机关需在二十四小时内通知其所在单位及家属，但留置过程并不对外公开，缺乏外部及第三方中立机关的监督。留置期间的调查全权由监察委员会工作人员掌控，被调查人权利难以得到保障，家属也难以寻求有效救济。同时，律师无法依据《刑事诉讼法》及时介入提供法律帮助。复审、复核程序申请人仅限被调查人，过程苛刻，被调查人权利受侵害时救济途径匮乏。 为了完善监察委员会制度，需加强内部监督机制，明确领导责任，实行分层分级负责，并确保一线办案监察人员终身负责。同时，优化内部结构，下放决策权至个案负责人，推行内部临检制度，建立结案评价模块，以实现全程监督。要拓宽外部监督渠道，细化《监察法》中关于监督的规定，赋予各级人大代表问询监督权，并考虑监察工作特殊性，完善自媒体监督机制，形成法律层面和社会层面的监督合力。此外‬，还‬需完善被调查人救济程序设计，细化监察留置决定程序，建立第三方监督机制，设立救济程序保障被调查人权益，并允许公职律师在保密前提下参与案件。 自‬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来，党与国家机构始终坚定不移地聚焦腐败问题，坚持对贪腐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这一方针引领反腐败斗争取得了显著成效。在此基础上，党中央进一步加大反腐败力度，致力于优化和完善权力监察体系，推动党自身不断净化、优化、创新、提升。同时，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约束，持续改进惩治和预防腐败的体系和机制，成为党中央的工作重点。随着权力监督及约束机制的不断推进和精细化，国家监察体制的建设也日益加强，其权威性、效率及统一性均得到显著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