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来帮忙# 我国现代警察制度始建于清末，而女警最早可追溯到民国时期，其初衷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妇女儿童的权益。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对女性犯罪嫌疑人的身体检查、搜查等工作需由女性工作人员执行或在场，但由于女警在警察系统中占比小，尤其在基层乡镇派出所女警更是凤毛麟角，这些任务往往由男警完成。这意味着大多数女性犯罪嫌疑人的隐私权和基本人权难以得到保障。女警短缺问题不单是我国的问题，也是世界性难题，其背后不仅映射出性别不公和社会制度的问题，更触及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性不公及法治缺失等严峻议题。 女警短缺问题长期被学术界和实务界所忽视。参考‬H省公安厅此前‬公布‬的‬数据，全省6万3千多名公安民警中，女警占比13.6%，其中治安警人数最多，占36.8%，外勤岗位女警约占47%。与本世纪‬初‬相比，女警人数增长近20%，外勤岗位比重上升17%。然而，这些增长主要集中在省会城市中心城区，基层派出所女警数量仍严重不足。作为一个地域辽阔、发展极不均衡的大国，女警数量比例在城乡差异中尤为显著。从一线城市的中心城区到偏远的基层乡镇派出所，女警的数量呈现出明显的递减趋势。此‬‬问题自女警制度建立之初便如影随形，女警数量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衡量性别平等与文明进程的重要指标。 ‬为数不多的女警多分布在市区或大型乡镇派出所的户籍处，且通常不出警；而小型乡镇派出所则往往无女警，即便有，也仅负责户籍工作，基本不出警、不办案。女警不出警、不办案已成为公安系统的常态，这一现状并非‬个别‬现象‬。然而，从法治原则出发，女警不出警、不办案的常态显然与法治要求相悖。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在检查、搜查女性身体以及询问女性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时，应有女工作人员在场，但在缺乏女警的情况下，这些工作往往‬不得不由男警完成。理论上，派出所可从市公安局调动女警，但受限于公安系统的人事制度，现实中这一做法并不可行。 招警考试是补充女警的主要途径，公安院校的女生作为主要的预备军，其数量变化值得关注。公安招警考试更倾向公安院校毕业生，其军事化管理使学生更易融入公安系统。以某省公安厅直属警官学院为例，2012年至2017年间，女警预备军的比例从约11%攀升至17%，期间女生比例有所波动，但自2015年起稳步上升。公安专业存在不利于女生的性别比例硬性规定，且未给出合理解释。考虑到公安工作的特殊性，虽男性在体能上具有优势，但经过专业训练的女警也能完全胜任。侦查学、治安学等专业限制女生数量，‬‬涉嫌歧视女性‬。而刑事科学技术等专业受生理、性别因素影响较小，却依然严格限制女生。 女警外表光鲜飒爽，背后却藏着无尽的心酸与无奈。其‬根源‬，既有公然对女性的歧视和对女性受教育权的侵犯，也有深层次的社会观念、文化和制度因素。传统“男主外、女主内”分工模式将警察这一典型“外部”职业排除在女性的择业范围之外，使得‬女性对进入公安系统的意愿普遍较低。另外‬，女性在生育中承担主要责任，而警察职业的特殊性使她们难以享受正常的产假、婚假等福利，即使制度上有保障，也常因警力不足和职业责任感而无法真正休假。公安系统内部晋升难度大，女警普遍面临“职业天花板”问题，男领导数量远多于女领导，女性从警已属不易，晋升之路更是艰辛重重。 住所制是乡镇派出所女警短缺的重要经济原因。因警察职业的特殊性而产生的住所制，要求乡镇派出所民警周一到周五在所内居住，以便随时接警、出警和值班。通常只有指导员能与家人团聚，其他民警和辅‬警则长期与家人分居。对女警而言，住所制不仅加剧了与家人的分离，还颠覆了传统的“从夫居”制度，使得女性在男性主导的环境中面临安全与心理压力。乡镇派出所通常不要求女警严格遵守住所制，‬无需加班或随时出警，主要从事户籍等辅助工作，其劳动价值往往被低估，故派出所更倾向于使用男警。相比之下，省会城市中心城区的派出所由于不实行住所制，且警力相对充足，女警数量也相对较多。 俗话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为解决基层‬公安‬机关‬女警短缺问题，‬以性别公正为原则，通过行政手段调整公安院校招生性别比例，女警招收比例不应简单五五开，可‬参照女性犯罪率（20%-30%）设定女警比例。每个基层派出所应至少配置一名女警，补充警力的同时推动性别平衡，‬女警不仅可以从事户籍工作，还能参与办案、出警等核心任务。公安院校需破除对女警的特殊保护，同时关注男警，实现性别纠偏。推动警力下沉和女警出警率，制定考核‬指标，保障‬女性犯罪嫌疑人的权益。改革住所制度，推广非住所制，缓解警察过劳问题，吸引更多女警加入基层派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