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前面一期，我们知道作为上古气候变化的大事件，新仙女木事件是距人类文明史最近的一次史前大灭绝，是物种生灭、文明兴衰的幕后推手。或许你会觉得，新仙女木事件后人类这好几千年都处在一个温暖期，实际上从冰川期结束到如今，中华大地经历了多次气候剧变，既有漫长的大暖期，也有过极度严寒、大涝大旱。每次气候剧变，往往会给生态环境、动植物分布和王朝兴衰，带来深远的影响。

气候变化承载着中国疆域之变

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中，气温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出现过多次气候冷暖干湿的交替变化过程，比如从公元前8世纪的春秋时期到东汉初年的公元1世纪，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典型的温暖期。根据史书记载，当时山东半岛的粮食种植甚至能够达到一年两熟。当然这种变化最明显的莫过于400毫米等降水量线的界线变化。

2021年河南首次发现保存较完整的古象盆骨化石，距今约200万年。

从地理学上讲，400毫米等降水量线正是中国半湿润与半干旱的地区分界线。界线的东南方由于受到太平洋及印度洋季风气候影响，属于半湿润地区，降雨量足够支撑农业发展。反之界线的西北，由于远离海洋，且受到喜马拉雅山-唐古拉山脉-巴颜喀拉山-吕梁山-燕山-大兴安岭一线山脉的阻挡，季风渐渐失去威力，降水量已然无法支撑大面积的农作物生长，更多是游牧所需的草原。

于是，在中国古代，400毫米等降水线就成为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的边界线。当然这并非是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因为在400毫米更北的地方还有一条沿着阴山—贺兰山—祁连山—巴颜喀拉山—冈底斯山一线延伸的200毫米等降水量线，这是一条分割半干旱区与干旱区的界线，也是草原与荒漠的分界线。

两条等降水量之间那条窄窄的通道附近，便是人文地理学上的“农牧交错带”，也是中原农耕民族与草原游牧民族进行大碰撞、大融合的舞台。这里是亚洲季风的尾闾，降水年际变化较大，促使农牧分界线多次进退，并导致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其中最核心的区域便是在黄土高原北部。

西汉至现代交错带北界在黄土高原地区的几次明显北进和南退，与各时期的冷暖干湿情况关系尤其紧密。

在这里，由于温度变化导致降水变化，降水变化进而导致半农半牧、时农时牧的生产方式转变。因为农耕活动通常要求年降水量不能低于400毫米，畜牧业则是通过逐水草而居的迁徙降低了对降水量的需求。所在在这条狭窄的交错地带，农田只分布在有河流湖泊等水源可以灌溉的地方，而放牧则可以散居在各处，依托定居农业维持着放养型生产形式。

所以每当游牧民族遭受到干旱、霜冻等各种天灾时，随着草场缩小，牛羊死亡，生存受到威胁后，游牧民族便会跨越这条分隔带，南下进入中原农耕地区劫掠，而中原的农耕民族，因为土地就是家园，无处可逃散的他们，要不选择奋起抵抗，要不就只能乖乖忍受劫掠和屠戮。

反之，如果农耕文明的中原王朝强大了，往往会向西向北驱逐游牧部族，将其赶往大漠以北，但却无法做到永绝后患。因为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不像农耕王朝，首都陷落基本就意味着王朝覆灭，游牧民族完全可以通过马匹赋予的机动性优势，往返于欧亚草原来避其锋芒，猥琐发育。

气候变化与中国的盛世与乱世

于是这就注定了400毫米附近的农牧交错带是一条不平静的前线。当农耕与游牧这两大人类的主要生活方式交锋时，数不清的力量拉扯着沿线各区域南北挪移，进而牵动着中华文明的命运。这种表现，在阴山下的河套平原以及贺兰山下的宁夏平原格外突出，深刻影响着这两处地方的管辖归属。

比如公元前4世纪末，战国七雄之一的赵国通过“胡服骑射“拉平了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军事技术差距，一举将领土扩张至阴山山脉，并在狼山一阴山丘陵一线修筑了赵长城。此后的秦、汉两代，亦通过长城和军事优势，总体上保有了对河套平原的控制。

但长城和中原王朝在人口、资源上的优势，并不是控制河套平原的关键，因为若不是因为气温的上升，降水的增加，使得河套平原有了农业开发的可能，无论是赵、秦还是两汉，实际上都很难实施有效的“移民实边”，去控制相对游牧民族更占优势的河套平原。毕竟河套平原处在400毫米等降水量以北很远的位置。

漠南之战后，西汉在河套平原设置朔方郡，实行移民实边政策，进行农耕开发。

当然，尽管决定人类两种生产方式交融于农牧交错带的力量，气候环境的变化并非是唯一因素，但气候环境的变化无疑在深刻影响着农牧交错带的范围。通常而言，气候越暖湿，则宜农土地越多，交错带界线北移，反之亦然。当然，战争、政策等因素也影响着交错带的位置。目前学术界，针对农牧交错带南北推移的因素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北方游牧民族因气候转冷南下；二是农耕民族因气候转暖的北上开垦。

但无论北方民族的南下，还是农业民族的北上，结果不仅导致农牧交错带范围的伸缩、族群的更迭，也改变了人类对于环境的利用方式。更特别的在每一个温暖期之后，往往都会伴随着一个温度相对较低的冰期。这对于中国的农耕区腹地来说，往往意味着粮食减产甚至灾荒。

对于像河套平原这样的农牧相接之地来说，变化会更为明显，之前那些勉强可以耕种的士地被迫重新恢复到草原或荒漠草原的自然状态，这个新的寒冷期在东汉末就已到来，一直延续至南北朝末年（公元1—6世纪）。

这一时期中国的内部地缘呈现出巨大的变化，表现就是东汉王朝在初期虽然能够完全压制北方游牧势力，但具体到农牧交错带上，如河套乃至整个西北地区，则需要内迁臣服的游牧部族来管理。最终这场始于公元1世纪的民族迁徙，最终酿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混乱的一个时期：五胡乱华。

五代十国之后，随着中国的气候再次进入新的温暖期，中国的历史迎来了第二个强盛时期——隋唐王朝，在这种背景下，农牧交错带开始北延，河套平原和宁夏平原的农耕环境再次得到恢复，并最终成为唐帝国远征西域和北方草原的重要支撑。不过到了唐末期，随着周期性的降温发生，唐王朝在崩溃后，河套平原再度沦入游牧民族之手。

此后尽管还有短暂的温暖期出现，但中国的整体温度都没有能够恢复到公元前后的水平，甚至在明朝末年再次迎来大范围的小冰期，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最终明帝国也淹没在寒冷之中。而此时，宁夏平原相对河套平原更低的纬度则显示出来了差别，在河套平原相继重回草原状态时，宁夏平原依然进行着一定程度的农耕开发。

中国已经进入新一轮暖期了吗？

如今在全球变暖的大趋势下，我们在2012至2021年也迎来了建国70多年来历史上最暖的十年。据国家气候中心数据统计，1951年以来我国年平均气温呈显著上升趋势，升温速率为0.26℃/10年，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0.15℃/10年），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

在气温越来越热的同时，降水也在增多。据数据统计显示，2012至2021年也是70多年来历史上最湿的十年。特别是在普遍干旱的大西北地区，年均降水量显著增加，甚至还会出现偶发性的洪水。据气象研究发现，“西北暖湿化”是大气环流多个层面共同作用的结果，不仅仅是区域的内水循环，而是更强的高空西风带带来了更多的大西洋水汽。

但就此断定我国已经进入下一个温暖期还言之过早，因为在近十年来，我国虽然气温越来越热，降水也越来越多，但却出现了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国家气候数据显示，我国平均降水日数呈显著减少趋势，平均每十年减少1.9天，但暴雨日数明显增多，累计暴雨强度也明显增加，平均每十年增加4%。也就是说在极端气候越来越频繁。

而这，正是我们需要格外注意的。

上期回顾：新仙女木事件：距人类最近的史前大灭绝，却催生了最早的农耕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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