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民国建立前，孙中山就对推翻清朝后的定都问题，有过几番设想。

1887年，孙中山对未来中国首都的选择有过缜密的考虑，他曾提出“一都四京”方案；一都即武昌，四京即西京（重庆）、东京（南京）、南京（广州）、北京（顺天）。首都的第一选择，首选武昌。

按孙中山的构想，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东西南北各设一京，既有利于统筹全国，又能分散都城的压力。

在中国历史上，很多朝代都有过多京制。比如唐代前期设置了三个都城，西都长安、东都洛阳、北都晋阳（太原）。

在唐肃宗时期，为了应对安史之乱和巩固统治，又设立了“五京制”，除了长安、洛阳、晋阳外，又增设南京（成都）、西京（凤翔）。

唐后的北宋实行的是四京制，共有四个都城，分别是：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洛阳）、南京应天府（商丘）和北京大名府（大名）。‌

辽代时全国五京并存，辽设置了五个都城‌，分别是上京临潢府（巴林左旗）、中京大定府（赤峰）、东京辽阳府（辽阳）、南京析津府（北京）和西京大同府（大同）。‌

金在灭辽之后，沿袭了辽的五京制，只是将金的都城会宁府（黑龙江阿城）升为上京后，改辽上京为北京。

所以多京制在历史上有迹可循，且实施的都很成功，对国家的管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不过到了1902年，他在和章太炎讨论定都问题时，并详细述及首都设置的问题，又提出了三个方案。孙中山强调说，“金陵犹不可宅”。

孙中山认为南京不适合作为首都。地域上离上海太近，在经济和政治上非常容易受到洋人的牵制，其位于中国的东部，对于西部广大的国土，显得鞭长莫及。

金陵自古繁华，佳丽云集，歌舞升平，“六朝金粉地”，十里秦淮河。秦淮河畔的勾栏瓦舍靡靡之音，容易削弱奋斗者的斗志，贪恋酒色繁华。

他说:“武昌扬灵于大江，东趋宝山，四日而极，足以转输矣，北望襄樊以镇抚河雄，铁道既布，而行理及于长城，其斥侯至穷朔者，金陵之绌，武昌之赢也。”

“定鼎者，南方诸城莫武昌若”。武昌位于中国东部中心位置，去哪里都十分方便，经济基础较好，同时又是铁路南下北上的交通枢纽，坐拥长江水道，因此孙中山把武昌视为定都的首选。

第二方案则是定都西安。孙中山认为:“谋本部则武昌，谋藩服则西安”。也就是说，若要对广大的边疆地区实行有效治理，武昌就有些偏居东南了，而西安则位于整个中国的中心位置，能对边疆实行有效管理；

况且西安底蕴厚重，在中国历史上，诸如汉、隋、唐等中国最强大的几个王朝皆定都西安，民心所向。

第三个方案则让人错愕，定都伊犁。武昌和西安都有迹可循，为什么会把都城放在西北边疆的伊犁？

伊犁是中国的一个风水宝地，伊犁河谷处于天山南北山脉之间的一个喇叭口，是大西洋吹过来的暖湿气流最后到达的地方，这让伊犁成为了新疆最湿润的地区，水草丰美，造就了中亚干旱地区少有的“边陲江南”景象。

孙中山认为“谋大洲则伊犁”。若定都西安，制衡蒙古和新疆虽足矣，然若欲为亚洲共主，又显狭窄，当迁都伊犁。

也就是说:如定都西安，可以对全国进行有效管理，若要想成为亚洲共主，走向世界，那么西安也偏居一隅了，而伊犁位于亚洲大陆的中心位置，若打造成一座世界级大城市，定是亚洲之心，八方来朝。

定都伊犁，如此伟略，不论是在当时还是今天看来，这一想法都太过于超前了。

不过遗憾的是，无论是“一都四京”还是后来的三个方案，都因当时的局势快速转变最终都没有实现。

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商讨建立一个统一的临时政府。由于武昌地处中原腹地，九省通衢，是辛亥革命诸次起义中第一个在省会城市取得成功的地方，况且又是孙中山首选之地。因此，将首都设在武昌是顺理成章的事，各省也都主张将临时政府的首都设在武昌。

各省代表经过商讨，确定在临时政府成立前，由湖北军政府代行中央政府职权，很明显，事实上是把中央政府定在了武昌。

但此时清朝大军屯兵江北，包围了武昌，汉阳已失守，武昌军事形势非常严峻，各省代表只能前往汉口英租界开会。

就在此时，传来了江浙联军攻克东南重镇南京的消息，于是，各省代表精神为之一振，立即开会作出决定，各省代表会议迁至南京召开。并将临时政府设在南京。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定都南京，武昌与都城失之交臂。

虽然孙中山的“一都四京”和三个方案全部流产，不过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成功实行一都四京或定都伊犁，那么对于中国来说，会有哪些优势和劣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