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两家的先人,曾在开滦煤矿当过包工头子,组织过包工公司即“包工大柜”。我们两个人,年轻时曾在自己家里开办的“包工大柜”作过事,亲眼看到过工人受剥削、受虐待的一些情况，看到过工人生活的苦痛以及一次在井下瓦斯爆炸时好几百工人被烧死的凄惨情景。现在,就我们见闻所及,将开滦煤矿“包工大柜”的一些情况写在下面,以供参考。
(一) “包工大柜”的形成和变迁
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进北京后，英帝国主义者趁机霸占了开乎煤矿(即现在的开滦煤矿唐山矿)。他们为了便于控制和剥削中国采煤工人,开创了包工制。开始承包这种工程的,是原来在煤矿的一些小工头。这些小工头们为了能够和外国人接近，包到较好的工程，他们首先学习外国话(英语)。由于日常和外国人接近较多,不久他们都能或多或少地说上几句外国话,增加了接近外国人的条件，有利于包工。后来，随着包工业务的发展，这些包工头分别各自组织起包工公司或包工组。这个时候，即成为有系统的控制、剥削、压迫工人的企业组织，人们对这些包工组织，俗称为“包
工大柜”。 帝国主义者采用包工制，主要是为了把采煤这种最苦最累而文危险的劳动，用包工的办法，假手于“包工大柜”,这样既可以省钱省心，从事掠夺，又可以通过“包工大柜”控制工人，掩盖它自己压榨工人的面目，一举数得。“包工大柜”在这种情况下，则借帝国主义的势力，为帝国主义、也为他们自己,对在他包工范围以内的工人进行剥削压榨。“包工大柜”的赢利和帝国主义的剥削掠夺成正比,“包工大柜”钱赚得多,帝国主义在中国掠夺的煤炭资源和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也就更多。“包工大柜”直接对煤矿负责，作多少工程，煤矿付多少钱，由煤矿直接和“包工大柜”算账。工人是给“包工大柜”劳动，无权向矿方问津。“包工大柜”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它们帮助帝国主义榨取中国工人的廉价劳动力，媚外压下，从中剥削工人,使帝国主义坐享其成,充当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工具。
“包工大柜”一般的不仅是包工,他们还包办工人的吃和住。由于很多“包工大柜”都包办工人的伙食,所以当时人们也把“包工大柜”称为“锅伙”。“锅伙”有时就是“包工大柜”的代名词，有设锅起伙，包办吃住的意思。“包工大柜”都强制在他包工范围内的工人，吃和住都要在他的“锅伙”之内。这样，“包工大柜”既可以从工人的生活上再行剥削，同时也便于控制工人按时出勤到矿劳动。住在“锅伙”的工人多数是外地人(山东、东北人较多),他们只身一人来矿工作，食住均感困难,“包工大柜”利用这种情况，就在矿区附近找一些房子开办“锅伙”,从“锅伙”中再进行剥削压榨。此外,也有不包工而专以开办“锅伙”为业的,但这样的为数很少。
包工头子为了控制和剥削工人,在“包工大柜”组织中,设置有查工头子(简称“查头子”),“查头子”以下有“二头子”。查头子和包工头子一个鼻孔出气,休戚相关,利害一致,是包工头子的代理人。二头子按着查头子的意旨办事,是包工头子和查工头子的狗腿子。包工头子为了让查头子和二头子给他们多卖力气,每逢过年过节，分别优劣给以奖赏。包工头子对查头子特别优待,查头子的伙食、住宿以及洗澡,理发等项,都由“包工大柜”供给，所以查头子为了给“包工大柜”效力,对压迫工人是不遗余力的。
包工开始的时候，由于一些大包工头们包到较好的工程发财致富,因而出现了不少的“包工大柜”。开滦煤矿的林西、唐家庄、赵各庄、唐山、马家沟五个矿的“包工大柜”,不下二百余家。他们互相争夺包工，时起纠纷，开滦矿务局为了免去多头制的麻烦,便于掌握，到一九三七年时，就把这些大小包工组织加以归并，把唐山一个矿零散的包工组织，归并成五个包工公司。其中庆和公司由王政、王经仪、徐凤奎、高凤玉、赵百令等几个大包工头组成,由王经仪当经理;五福公司,是由苏锡良、刘宝贤、董秉钧、司国兴、袁士祥、胡天寿、魏鸿年几人组成，司国兴当经理;福德恒公司，由苏长寿、刘宝贤、董承钧组成,苏长寿当经理;四合公司,由董秉钧、刘宝贤、耿庆丰、刘旭芝、姚文垣组成,由董秉钧之侄董恩当经理;德丰公司,由董秉钧、魏占元、魏丰林组成,由魏丰林当经理。唐山矿矿井天桥的大工程完全掌握在王经仪等三、四个大包工头手中。这些包工公司,还成立了一个包工公所,由王经仪、潘绍棠、刘海惠把持一切。这个包工公所实际上就成了他们操纵包工的指挥所。自各包工公司成立以后,矿务局的矿师、煤师吸取贿赂的血盆大口就张开的更大了,行贿受贿,形成半公开。一九三七年日寇侵华时期，有钱有势的包工头们更仰仗日寇的撑顾，和那些矿务局的当权者勾结起来，大发其财;稍次一些的包工公司则赔累不堪,多数包工
头又没钱再入股本,各公司便宣告解散,矿务局又让各“包工大柜”重新改组。一九三九年七月重新组成七个包工组:一组:王经仪、徐彦青、高凤玉，由王经仪当经理;二组:刘海惠、袁士祥、魏其才、胡天寿,由刘海惠当经理;三组:潘绍棠、杨玉祥,潘绍棠当经理;四组:董恩、刘海惠,董恩当经理:五组:刘海惠、苏臣,刘海惠当经理;六组:王经仪、姚文垣、刘旭芝、耿庆昭(耿庆丰之弟),由王经仪当经理;组:王经仪、司国兴、赵百令、马有良,由王经仪当经理。此外,矿井天桥的工程另成一组，由王经仪当经理。在编组时，也是有钱的包工头占上风,因为他有钱参加进几个组里边,他们替没钱的包工头垫付股本，同时还要卖给他们几股,他们就成了几个组的股东，掌握组里的大权，小包工头们不过听从而已。一九四七年一月矿务局对包工组织又出了新花样,把包工组改为“受委托人”，名义上取消包工制,只委托他们代为照管矿务局的工程，每月按矿务局由该组工程上所得利息，分给百分之几,拿到组内开给工人工资，剩下的各股东按股分润。以上是开滦煤矿唐山矿“包工大柜”的形成和组织变迁的概况。
(二) “包工大柜”是怎样剥削工人的
“包工大柜”对工人的剥削,首先是压迫工人多干活，尽量加大工作量，这样包工头便可以从中多剥削工人劳动,多得利润。矿务局是按生产煤的多少付给“包工大柜”工款的，当时是按罐付价(罐，是装煤的运送工具，像小车一样，每车装煤半吨，俗称为罐),有多少罐付多少钱。记得我(王国桢)在庆和公司做事时，矿务局每罐付给“包工大柜”是零点三四八元。根据那时包工的情况，一个工人如果能作到一点六罐就可以达到包工定额。但由于“包工大柜”的查头子、二头子等的威胁,迫使工人增加劳动强度,一般工人的工作量都能达到三罐。“包工大柜”除了完成缴矿的一点六罐外，下余的一点四罐就完全落到“包工大柜”的腰包里了。就是说,按工人每天生产作为百分之一百，其中就有百分之四十七被“包工大柜”剥削,工人仅得自己劳动的百分之五十三。如按包工工值计算，每个工人每生产半吨煤应得零点三四八元,每天实产是一吨半,应得一元零四分多，但被剥削去百分之四十七，工人仅得到百分之五十三，零点五五元，即五角五分。由此可以看出，工人每天创造的劳动价值,除已被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家剥削去一大部分外,剩下的很少的包工工值，又被“包工大柜”剥削去差不多一半,工人所得实际上所余无几了。
到包工制改为受委托人时,“包工大柜”为了欺骗工人,蒙混矿方，它们经手的财物都是两套账，一套真的，一套假的。对矿方和工人,它们采取多报管理费的办法，虚报开支，用假账蒙骗矿方，从中克扣工人;“包工大柜”自己分红时，则实账实分。“包工大柜”的账房就是这样用两本账的办法剥削工人。
其次是利用“锅伙”来进行剥削。“锅伙”给工人的饭食一般是:早晨是秫米饭;中午是馒头，菜是只有几片菜叶的清水汤;晚上是小米粥和咸菜。对于作连班的工人(两个工作时间十六小时),只发给几个小馒头当干粮。这种伙食和工人付出的伙食费不相称，吃不到等价的东西，这样,“包工大柜”又从伙食中剥削了工人。“锅伙”给工人的饭食,总是不变样,迫使大多数工人因为吃不好,不得不到外边买零食吃,因而在外面又受到一层剥削。
“包工大柜”对工人剥削的另一方式是放高利贷。这个高利贷不是一般的高利贷,而是在工人自己劳动应得的工资中,进行高利
盘剥。煤矿对“包工大柜”是半个月算一次账，付给包工工款,“包工大柜”对工人也是半个月开支一次。但工人由于作一天工,挣一天钱,而且所得很少,遇有疾病或其它急需时，就不得不向“包工大柜”预支工资。而“包工大柜”对这种情况所采取的对策,是不上班的工人根本不借给，只有作了工，而应付工资还不到开支时，才能预借些工资。比如作了十天工，应得工资五元，遇有急用，才可以借五元以下的钱数，原因是怕借的钱超过了应付工资，无从取偿。这种借支还要付利息，利息的计算十分苛刻。比如工人因急用向“包工大柜”借一元钱,到开支时即在工资里扣去一元一角,即使是在二十九日借一元钱，到第二天三十日开支时，也是扣一元一角。没有应付工资的保证，不借给工人急需用钱，已经是十分刻薄，而“包工大柜”在工人预支工资当中，竟然当作借贷，高利剥削，可谓敲骨吸髓，无以复加!
“包工大柜”对工人的苦痛境遇,不仅毫无怜悯之情,甚至把工人污蔑为“鹰饱不抓兔”。意思是不能叫工人吃饱、有钱，工人吃饱了有了钱，就不听指使了。那个时候，开滦煤矿的工人，在帝国主义不顾生产安全、强迫卖命和“包工大柜”残酷剥削,交相迫害的情况下,劳动是消极应付,心情和生活自然也不会正常，特别是无家可归,住在“锅伙”的工人,更是如此。“包工大柜”便针对工人这种心理状态，从“鹰饱不抓兔”的观点出发,用各种方法诱使工人把钱花掉。如“锅伙”有意把饭食办糟,工人吃不好，就不得不到外面买零食，多花些钱。“锅伙”还开设赌局,引诱工人赌博,特别是在发工资之后。工人把所挣的一点钱,花完赌光之后,只好向“包工大柜”借高利贷，借到高利贷后,自己为了急于补还债务,只好拚命干活,听任剥削。除“包工大柜”对工人的直接剥削、压迫外,那些当查头子、二头子的,也同样采取各种方式,对工人进行剥削。他们经常用指东说西的话儿，迫使工人给他们送礼,否则就故意找茬儿，甚至借故开除。在日寇占领时期，有些查头子、二头子还更狠毒地在井下贩卖海洛英、吗啡等毒品，引诱工人吸用。他们把毒品卖给工人，一则是为了赚钱得暴利;再则是因为工人吸用毒品后，起了兴奋作用，多干活，不管工人死活。有些工人为了养家糊口,就不得不想法多挣几个钱，进行打连班。为了能顶得住十六个小时打连班的沉重劳动,就常常吸用毒品,刺激自己的神经去下井劳动。采煤工人的劳动,是重体力劳动,不只劳动的人要大量的流汗，把周身衣衫湿透，就是井下的骡马，也因负荷过重，累的遍体是汗。而且在井下巷道中处处是危险，作一个班已是精疲力尽，连作两班，即使是体力健壮的人,也是非常吃力,因此当时工人们说:“打连班就是卖命。”工人刘玉海(唐山市东王盼庄人),他常常吸毒打连班,因为越打连班,越要吸毒,越吸越多,精力消耗的也越来越快,最后精力耗尽，没法工作，刘玉海便自己服毒而死。这只是查头子、二头子们贩卖毒品、毒死工人的一个例子。至于工人因为吸用毒品,把钱花光,因而迫得抛弃家小,使家小陷于死亡边缘的,更不在少数。
(三) 矿井工人在剥削迫害下的苦难生活
在帝国主义分子和“包工大柜”的双重剥削和迫害下，开滦矿井工人过的是非人的极其凄惨的苦难生活。下面谈谈工人的日常生活及其被迫害的情况。
“锅伙”给工人住的屋子很大,屋子里没有什么家具,只是面对面的两条大通炕，中间有一条行人小道，炕上铺着席。冬天时，只
是把通炕烧点火,温暖一下;夏天时,蚊蝇很多,工人睡不好觉。工人很少有被褥枕头，睡觉时，多半是拿衣服当被盖，用炕沿或破鞋当枕头。工人早晨起来洗脸水很少，不够用，只好用冷水，不习惯冷水的只好不洗;因此那时工人的脸色，总是黑的，所以那时有些人把井下工人称为“窑黑子”。
提到工人的衣着，更是令人寒心。工人由于整天在井下和矸石、煤块磨擦,把自己仅有的一套衣裤磨的稀烂，上衣下裤，没有整齐的地方,都成了一条一条,半掩半露的形状。因为井下劳动特别费鞋,工人实不起鞋,只有矿方发给的一双木板鞋。那时唐山市矿区附近,每当早六点、午两点,晚十点三班交接班时,成千上万走在街上的,尽是头戴柳冠,衣裤又烂又脏,脚踏两只木板鞋,迈着沉重步伐的井下工人。因此他们不只被称为“窑黑子”,同时还有“窑花子”之称。
有一件事，可以说明那时开滦井下工人所处的社会地位是何等卑下,“包工大柜”是如何看待工人的。“包工大柜”头子徐凤奎,那时因为庆仙戏院的经理得罪了他,心怀报复。有一天,徐风奎找了不少井下工人去这个戏院看戏，定的座位是池子中间和四个角落。徐凤奎这样作不是大发慈悲,而是让这些人在戏院池子中间和四角一坐，使真正来看戏的人，害怕工人的肮脏衣服和汗臭气味,不再买票看戏,影响戏院的收入。“包工大柜”的恶毒，莫此为甚!
提起工人在“锅伙”生活的卫生情况，更令人气愤。厕所里面到处是粪便,稍不小心,就踩一脚;到夜间,厕所没灯,工人不敢进去,只好在厕所外面,甚至就在院子里大便。由于满院到处都是粪便,很多天才打扫一次,到春夏季时,“锅伙”的屋里屋外,便成了蝇子世界。工人吃饭时，饭盆里落的苍蝇能把饭盖上，看不见饭色;工人盛饭时,用手挥一挥,盛走后,饭盆里马上又是一片黑。夏天，工人为了通风，把窗户纸撕掉一部分，但由院内随风刮进来的臭气，实在难闻,屋里的蚊蝇也更多了。工人们不只在生产上和生活上受到剥削，有时还要遭到无端的打骂和迫害。我(王国桢)在庆和公司工作时,曾亲眼看见查头子张焕,把一个所谓调皮的工人捉起来装在麻袋里,用绳子拴住麻袋口,放在院里好久不放出来的所谓“惩罚”。还有德丰公司查头子陈玉德(山东人),他身粗力壮,看到工人干活不顺眼，不是脚踢，便是拳打。我(耿子祥)听家人说，唐山矿大包工头高凤玉,他只顾包工赚钱,对于他所包的五道行工程安全问题,漠不关心,工人们因为看到工程危险,怕被砸死,都不敢上班，但高凤玉却威胁工人说:“谁不上班就把谁吊起来。”他打骂工人习以为常，打完了工人还说:“这是公事，公事公办!”
“包工大柜”对工人不只辱骂责打，甚至还杀害工人。一九三五年间，庆和公司有一个小工头名叫刘俊阁，他在井口作工，还负责伪工会工作。这个人性情直爽，常爱揭发些矿务局和“包工大柜”的坏事,有时还肯为工人说些公道话,争取工人多得些福利。他的这种行动,引起了矿方的敌视和“包工大柜”头子的怀恨,认为刘煽动工人破坏生产，是必须除掉的“祸根”。于是由“包工大柜”大头子徐彦青、王经仪勾结开滦矿保安队队长王德新，由王指使保安队的特务袁立成,在一天深夜,跟踪刘俊阁,当刘行至市内(现在唐山新华电影院附近)时,从背后开枪把刘打死。刘俊阁的家属听到家人遭此暗害，在那个社会，只有哭个死去活来，那有讲理伸冤的地方!
由于帝国主义只知掠夺中国的资源,不管生产安全,工人下井在巷道生产中,窑柱折断,被塌下来的矸石砸死是常有的事。工人
因公丧命，矿务局仅给几十元钱的棺木费,工人给领这笔钱名之日“开大支”。起初死一个工人，矿方只给四十元埋葬费，那时井下死一头骡子还报销六十元，工人们常说:“我们不如一个牲口值钱。”“包工大柜”对因工伤亡的工人一毛不拔,工人出了工伤，治疗期内不能上班的不给工资，如果因工伤而残废了,仅由矿务局给一点残废金，这时“包工大柜”便勒令离开,自找生路。有的工人在“锅伙”久病不起，病势较重时,“包工大柜”怕病人死在柜上给他造成负担,便想方设法叫病人搬走,毫无怜恤之情。
一九二〇年九月的一天上午十一时左右，唐山矿九道巷发生瓦斯爆炸，被瓦斯烧死的工人有四百三十余人。当瓦斯爆炸燃烧时,井下有三十多工人,因急于逃命,都抓住上井的大罐(大罐是井下提煤到井上的工具,是上下循环的,一个大罐上来,另一个大罐下去)，想随大罐上去。这时井上的外国煤师说:“大罐是装煤的，不能装人!”便勒令绞车司机不准把大罐开上来,用大罐卡住井口,上到大罐的那三十多工人，拼命挣扎，也逃不出险境，结果有的从大罐上掉下摔死，有的在井筒中被挤死。井下上不来的那三百多工人,都被这次瓦斯爆炸的气体烧死。我(耿子祥)那天正在家中,听到这一消息，急忙跑到矿上去看，只见井口正在向上搬运尸体，放在一个大敞棚里，一行一行地排列着。死者脸色发红，鼻孔流血，死者家属嚎天哭地，极为凄惨。此事发生以后，工人们对下井采煤，视为畏途,并把井下称为“阎王殿”。
这次事故发生以后，开滦煤矿帝国主义分子觉得死亡工人较多,不能不要些手段，应付局面。于是对死亡的工人每人给二百元恤金,来结束这场惨绝人寰的严重事故。
(四)“包工大柜”在榨取工人
的血汗中发财致富
几个“包工大柜”头子们,由于压榨和剥削工人赚了钱,不几年都发了大财。庆和公司经理徐彦青(唐山市大丰谷庄人)，在他老家购置了二千多亩地,还建筑了五所很讲究的住宅;家里雇有长工
二、三十人，看家护院的四、五人，徐彦青外出时，还有两个带盒子枪的护卫保镖。他在市内还开了不少以“永”字为记的买卖，如永德兴钱庄、永德当、永德粮栈等等。还在市内置了一千多间房产,出租牟利。另一个“包工大柜”大头子王经仪,也同样发财致富,在市内开有好几个买卖,如天顺成当,天裕成五金行、德义木厂等;还购置了几百亩田产和一千多间房产。在日伪时期，这些“包工大柜”的大头子们平日结交的不是日本宪兵队,就是伪政权的贪官污吏,“冀东政府”保安队长赵雷是常到他们家的座上客，过从甚密。这些包工大头子们由于有钱有势，倚势凌人，嚣张万分，一些小的包工头们是不敢和他们抗衡的。
那个时候，在开滦煤矿除了帝国主义分子掠走不可数计的煤炭资源和剥削了矿工的大量劳动外,跟在帝国主义分子后面,吮吸工人血汗而脑满肠肥发贴致富的,就是这些“包工大柜”的头子们。他们的荒淫生活和工人的悲惨境遇,对照起来真是骇人听闻。
(五) “包工大柜”的行贿和他们
之间的倾轧
在开滦煤矿工作的帝国主义分子，除了为他们的主子大财阀大量掠夺我国的煤炭资源和剥削我国工人外，他们还胁迫包工头
子向他们行贿,给他们个人弄钱。煤师康宁(比国人)爱财如命,五个包工公司的经理,都须按月向他送钱。我(王国桢)亲自见到庆和公司经理王经仪每月要给康宁送贿三百元。其它几个公司的经理，也同样要按月送给，如果应付不到或送去的钱少，他就不把好的工程分给你包,尽给一些出煤少、费力大的,包了以后,不只不能赚钱，甚至还要赔本。因此“包工大柜”对矿师、煤师都要尽力应付，不然就要吃到苦头。
至于包工头怎样向外国煤师送钱呢，说起来，确是新颖稀奇。据当时开滦煤矿一个高级职员说:有一个煤师(比国人)，他是用“受贿不见人”的方法，叫包工头们给他送钱。这个比国煤师在收受贿赂时，他有一定的时间离开他的办公室，离开时，他总是把他的大衣挂在他的座位旁边,一些行贿的包工头们,就在这时去到他的办公室,把送给他的钱,用纸包好,写上送钱人的名字,悄悄地把钱放在他的那件大衣口袋内。这个煤师回到他的办公室后，就从那件大衣口袋内，一包一包地拿出来清点，行贿受贿，彼此心照不宣。
这个比国煤师,以为这样不容易被人发觉，但有一次，因为几个包工头送来的钱都是银元,银元多,数量重,在他清点的时候,那个大衣口袋突然裂了一个口子，白花花的银元哗啦一声，落在地上。适逢其会，这时有几个中国和外国的高级职员走进他的办公室来,正好碰上这个银元落地的场面,于是这个比国煤师受贿的丑象毕露，传为笑柄。
矿师、煤师以下，还有总管和监工等等，也是张着大口向包工头们要贿赂，尤其是外国煤师的翻译,更加贪婪。这三类吸血鬼用的是一样手法,行贿不合他们的心意,就到外国人面前说坏话。监工在工程上吹毛求疵找麻烦,翻译是煤师的代理人,包工头向煤师行贿,大半是通过翻译,所以必须先在翻译面前说好话,给点钱,然后才能行贿到煤师身上,过不了翻译这一关,就办不通事,就是监工和总管在翻译面前,也得贿赂一些。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之间矛盾重重，包工头为了争夺赚钱的工程，争着加重行贿,行贿多的可以得好工程，行贿少的得较次的工程或少得工程。因而越赚钱的“包工大柜”越能多行贿,越可以得到更好的工程和多得一些工程。一九四七年一月,矿务局把包工组改为“受委托人”的办法后,贪污受贿的情况比以前更严重了,只有行贿的受委托人可以多开钱,随着这样恶劣的贿赂横行的情况，更加重了“包工大柜”对工人的残酷剥削。
不仅“包工大柜”和煤矿的高级职员公开行贿受贿，“包工大柜”和日伪时期伪政府的官吏也同样勾结起来,行贿受贿。包工公所由于要压迫工人，壮大自己的权势,就需要勾结当地官员，以便借以威吓工人。那时“包工大柜”头子王经仪看到“冀东政府”保安队长赵雷最有势力,于是由他作主用包工公所的名义向赵雷行贿。此外,对地方上的官府和商会等,“包工大柜”头子们到年节时，也要通过关系送些厚礼,表示“敬意”。总之,那时的开滦煤矿由中到外,由上到下,贿赂公行,毫无顾忌。行贿的中心目的是:压迫工人卖命生产，多剥削，多压榨。
几个“包工大柜”由于财力、势力各有不同,都想争夺较为有利的工程，他们之间又明争暗斗,互相倾轧。日寇占领时期,有钱有势的王经仪、徐彦青、潘绍棠、刘海惠等,在日本人撑腰之下,不只压迫工人，就是对一些较小的包工头也是鄙视欺凌，设法排挤打击,使小包工头不敢同他们争好的工程。包工头子耿庆丰就是为争
包工程而被害的一个。耿庆丰是我(耿子祥)的长兑，在唐山沦陷时期，他是四合公司的副经理。因为开深矿务局来了一个煤师是中国人，和耿庆丰是旧友,在友情的关照下，给了四合公司七道巷较好的工程。由于同行是冤家,别的“包工大柜”看的眼红,就向日本宪兵队诬告耿庆丰通八路军,结果耿庆丰被日寇抓去严刑拷打,受了重伤，贿赂出来之后，一昼夜即死去。“包工大柜”之间，互相倾轧媾陷,时有所闻,上述只是其中一例而已。
“包工大柜”组织的形成和存在，与开滦煤矿在帝国主义统治的年代,相差无多。解放前数十年间,“包工大柜”对开滦煤矿工人剥削、压榨的罪恶,真是罄竹难书。我们抚今思苦,感愧交集,觉得应将自己的先人,在开滦煤矿唐山矿作“包工大柜”的罪恶事实,就自己见闻所及，揭发出来，以赎前愆。但所述情况，远不能反映开滦煤矿“包工大柜”的全貌,不足不妥之处,希各方人士批评指正。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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