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年间，江宁织造曹家与苏州织造李家，相继获任“巡盐御史”之职。此任命背后，实则体现康熙皇帝为助力这两家尽快填补亏欠朝廷之财政亏空，经审慎考量，将两淮盐政这一重要且经济利益丰厚之职务赋予二者，以资帮扶。

巡盐御史在官制体系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其与盐运使、盐法道之间存在怎样的内在联系？围绕此议题，御史将与各位读者深入剖析清代盐业管理体制的相关知识。

【巡盐御史】

盐课，作为国家赋税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乃是具备低成本、高收益特性的垄断性行业。自清朝政权入关之后，在盐务管理领域，大体上承继了明代的治理模式。然而，伴随历史进程的推进，盐政领域逐渐暴露出一系列弊病，与之相应的官制亦处于持续的调适变革之中。

在清朝顺治与康熙时期，盐务管理体系中，位居最高层级的官职乃巡盐御史。于两淮、长芦、两浙以及河东这四处关键的产盐区域，分别配置一名巡盐御史，专职负责当地盐务管理事宜。

巡盐御史这一官职称谓，其渊源可追溯至明代的“巡按”。然而，二者在职责范畴上存在显著差异。巡按肩负着对一省全面的监督与稽察之责，而巡盐御史则聚焦于特定地区的盐务管理。值得注意的是，如同巡按，巡盐御史亦与地方督抚一同，被视为封疆大吏，皆直接对皇帝负责，在政务体系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

巡盐御史在官制体系中呈现出品级虽未固定，却握有重大权力的显著特点。依循清代官制规范，巡盐御史的人选来源多元，既可从都察院各道御史中选拔充任，也能由六部司官或内务府司员担任，且出任者皆保留原有官衔。从品级角度审视，巡盐御史相较督抚，品级明显较低，通常处于五品至六品区间。

盐政领域，素以经济收益丰厚而闻名。然而，“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一俗语，并不足以精准阐释盐务官员的实际收入状况。以康熙年间曹寅、李煦分别出任巡盐御史为例，据相关史料剖析，其二人借陋规所获收入，每年保守估计亦可达数十万乃至上百万之巨。若无此巨额进项，曹氏家族恐难以在短期内填补财政亏空。

鉴于相关局势，朝廷洞悉其中关键，遂颁令规定巡盐御史的任期为一年。因巡盐御史在履职过程中，不受督抚的管辖与约束，于地方履职时，极易衍生出势力坐大、难以驾驭的状况。基于此，至顺治朝晚期，朝廷降旨裁撤巡盐御史这一官职，转而将地方盐政事务交予盐运使司专职管辖。

盐运使官阶为从三品，虽品秩颇高，然而，由于缺失都察院兼衔，其职权遭受显著削弱。在此情形下，地方行政官员与当地驻军将领对其指令置若罔闻，致使盐运使在抑制地方豪强势力、严禁私盐贩卖等关键事务上，举步维艰。

清朝康熙初始阶段，鉴于盐政管理陷入混乱，呈现出衰败之态，朝廷六部与九卿经审慎商议，决定恢复过往行之有效的旧有制度，遂奏请设立巡盐御史这一官职。自彼时起，直至雍正登基，在各大盐产区，巡盐御史始终执掌盐政，为该区域盐务管理的最高行政长官。

【督抚兼管盐政及盐运使、盐法道】

在盐务管理方面，无论是由巡盐御史单独司职，抑或盐运使独掌其事，均会滋生诸多弊病。雍正帝登基后，旋即着手应对这一由来已久的历史遗留难题。

雍正二年，朝廷颁下正式谕旨，裁撤巡盐御史这一官职。自此，各省盐政管理模式发生变革，陆续转由总督、巡抚兼管。具体而言，两淮盐政交由两江总督兼理，长芦盐政归直隶总督兼理，两浙盐政则由浙江巡抚兼理。

至此，各省督抚实质上成为盐务领域的最高行政长官。然而，鉴于督抚日常政务繁杂，其对盐政的兼管更多停留在名义层面。实际上，盐务的整体运作与管理，仍由盐运使及盐法道承担。

盐运使的衙署，官方称谓为“都转运盐运使司”。在其架构体系之下，配备有诸多属官，诸如经历、知事、巡检以及库大使等职。这些属官各司其职，共同构成了盐运使衙署的行政运作体系，在盐务管理等相关事务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

依据清代官制体系，盐法道在职能方面与盐运使具有一致性。彼时，于全国范围内，共计十二个省份设置盐法道，具体涵盖山西、福建、云南、江南、江西、湖北、湖南、陕西、广西、四川、河南以及甘肃。

需明确，盐法道隶属“道”之范畴。自乾隆朝起，其品秩调整为正四品。依据清代官制体系，于设有盐运使之处，通常不另设盐法道。据《光绪会典》载，彼时设盐运使共七员，分别置于奉天、直隶、山东、两淮、两浙、广东及四川等地。

在盐务体系中，此七省堪称最为关键的产盐区域。而于其余省份，盐法道被设定为盐务管理的最高行政长官。鉴于各省盐务在繁杂程度上存在差异，盐法道的具体工作职能亦随之呈现出不确定性。在部分盐务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盐法道除负责盐务管理外，还需兼管诸如粮储、驿站等其他行政事务。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省份，诸如广西，鉴于其盐务发展程度有限，遂委派桂平梧郁道对盐法予以兼管；陕西则是由凤邠分巡道承担盐法兼管职责。此类并非专门司职盐务管理的道，在称谓上存在一定差异，有的以“驿盐道”冠名，有的则被称作“盐茶道”等。

【盐官的任职特点】

在清代的政务体系中，盐政系统堪称获利最为丰厚的职司领域。盐课作为一项特殊赋税，与其他常规赋税存在显著差异。其税收的相当比例，需解缴至内库，专门用于满足皇帝个人的用度所需。

对清代体制有所研究的人士当知，在涉及皇家内部事务范畴时，汉人通常难以涉足其中。这一现象在盐政体系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盐政系统内诸多官职，大多由旗人出任。特别是盐运使、盐法道等重要职位，基本不会授予汉族官员。

盐务官职任人机制呈现出显著的“崇满抑汉”特征。然而，众多来自内务府的旗人，普遍存在文化素养有限、行政能力不足的状况。将其委以盐差之职，实则背后蕴含着复杂目的：一方面，是为封建帝王搜刮财富；另一方面，亦为这些任职者借职务之便谋取私利提供了契机。

在封建王朝的政治架构中，盐务官职因其执掌盐业经济命脉，被视为肥缺，对此，皇帝心中自有考量。通常情况下，若官员敛财尚在可控范围，皇帝往往不会予以深究。然而，盐务工作涉及巨额财富，即便意志坚定之人，长期置身其中，亦难以抵御诱惑。自康熙年间起，盐政体系便逐渐沦为贪污腐败的高发领域。

在乾隆统治时期，盐务管理体系弊端丛生，贪腐现象极为严重。诸多官员贪污受贿，涉案金额之巨令人瞠目结舌，亏空数额少则数十万，多则可达数百万乃至数千万。尽管因盐务贪腐而获罪者不乏被处以极刑，但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官员们依旧趋之若鹜，不惜以身试法，竞相谋求盐差之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