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中后期起，中苏关系开始恶化。
自此苏联一度成为中国潜在的最大威胁，为此一度到“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并为此付出过巨大代价。
可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苏关系又以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访华，宣告中苏两国、两党关系正常化。
从“蜜月期”到交恶、再到破冰交好，中苏关系的转变也是一个时代的更替，这里面有太多值得说上一二的东西。
一、“蜜月期”是短暂的不可否认，中苏曾有过一段让旁人羡艳的“蜜月期”。
作为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对中共有着意义深远的影响。遵义会议之前，苏共一度在中共发展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
遵义会议之后，中共逐渐取得独立自主的地位，苏联虽以社会主义“老大哥”的身份自居，两党关系依旧以信任和合作为主流，不过在一些问题上也存在一定的分歧和争议。
新中国成立后，出于对国际形势、国内需要等多方面考量，国内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那时候苏联也需要中国这样一个帮手，给了中国多方面支持、援助，包括经济、军事、政治等。
那段时期，苏联确实给中国提供了不少帮助，不过这种帮助是建立在平等、互助的基础上，而不带有任何压迫性质。
中国这样想，苏联可就未必。
作为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要的是一个能够掌控的中国，而非一个与自己平起平坐的新中国。
就在1957年莫斯科召开的会议上，毛主席所代表的中国展现出的影响力已然有与苏联并驾齐驱的趋势，这让苏联愈发不满，接下来发生的“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让两国之间的矛盾更加明显。
可中苏真正出现重大分歧、产生尖锐对立的直接导火索，应是发生于1958年的“炮击金门”事件。
炮击金门的本质是为了粉碎美国分裂中国的阴谋，同时向世界宣告新中国对“两岸统一”的决心，因此这是一场带着特殊政治性质的战争。
然而“炮击金门”后，赫鲁晓夫却暴跳如雷，指责中国事先不通知苏联，是对苏联的蔑视、对同盟关系的破坏，认为“炮击金门”犯了“冒险主义”错误。更荒谬的是，赫鲁晓夫暗示毛主席可以模仿当初列宁建立“远东共和国”。
本质上来看，赫鲁晓夫的所作所为全然不将中国主权放在眼里，甚至“帮腔”美国，颇有分裂中国之意。
为此毛主席大发雷霆，陈毅更是在会上大骂赫鲁晓夫，双方为此闹得十分不愉快，为期十年的“蜜月期”宣告结束。
毕竟中苏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合作，再加上十年的“蜜月期”，双方也不愿彻底撕破脸皮，均都表示继续维护中苏之间的同盟，不过都有一个条件：对方承认错误。
于中苏来说，都不可能先承认错误，这是原则问题。从根本上来说，中苏之争是意识形态的争论。
即便后来邓小平认为每个国家的意识形态都不一样，并没有一条准则能完全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发展，可在那个年代，意识形态是一个关乎国本的问题，不容半点让步，因此双方均通过发表文章等方式，阐述各自观点，双方都不愿让步。
中苏大论战掀起，让赫鲁晓夫很不耐烦，“炮击金门”事件后，苏联就展现出其霸道、强势的一面，如今中国寸步不让，他决定给中国一点“教训”。
不久，赫鲁晓夫下令无限期撤回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
这一行为不是简单的“撤人”，而是将中苏关系分歧公开化。不难看出，中苏关系的破裂，追根溯源的根本还在于国家利益冲突、共产主义相关理论上的分歧。
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老大哥”，又是世界唯二“超级大国”，一贯将本土信奉的那套强加于他国，即便中国要求和平共处、平等互利，在绝对的实力面前，“平等”只是弱者心虚的坚持。
过去的“老大哥”转眼就成为新中国最大的威胁，两国过去“鸡犬之声相闻”，如今“老死不相往来”，中苏边境常年发生各种冲突、互有伤亡。
不可否认的是，苏联给予了中国很大压力，特别是苏联陈兵中苏边境百万，迫使中国国防不得不调整重心。
除国防外，经济、政治等方面，中国也受到一定影响。过去有苏联“老大哥”支持，发展核武器、核潜艇等尖端武器相对轻松，自从赫鲁晓夫下令撤走一应在华苏联专家，中国就只能从零开始。
二、“一边倒”外交政策中苏关系交恶，双方都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中国要承受边境安全的压力、经济发展的封锁、国际政治的孤立，苏联同样不好受，仅仅是资源方面，为孤立、封锁中国，就消耗掉超9000亿美元。
更何况苏联最大的对手并非中国，而是一直虎视眈眈的美国。
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冷战给予了中美关系“破冰”的机会，过去出于对国际形势等方面考虑，中国采用“一边倒”政策和苏联结盟，如今中苏关系到“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美国反而是一大助力。
美国也意识到这一点，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与苏联争霸过程中呈现“防守”状态，苏联在全球争霸中占据主导地位后，美国积极寻求和中方合作。
为应对苏联的大党主义、大国主义，维护自身国家主权的独立与完整，中美关系正式“破冰”，并采取“一条线”外交战略，共同对付苏联。
彼时，苏联处境并不乐观。
自从冷战以来，苏联过分在意军事竟备，从而忽略了经济建设，加之一再改革失败，使得国内经济结构失衡、综合国力持续下降。
更要命的是，美国搞了个“星球大战计划”，铁了心要和苏联在军事竟备上分个高低，这场军事领域的冲突都被双方定义为“殊死搏斗”，最终美国占了上风。
经济结构失衡、军事竞赛失败，苏联开始走下坡路。与之相反，中国经过几十年发展，正迈入改革开放新篇章。国际上，中国影响力日益剧增。苏联的封锁、孤立，并未让中国在世界失去核心竞争力，而是越战越勇。
对苏联而言，调整外交政策势在必行。
毕竟美苏竞赛中苏联已不占优势，两者虽依旧持胶着态度，且没有爆发直接的武力冲突，可苏联需要承受的压力更大，一方面来自美国的步步紧逼，另一方面则是对正在崛起的中国的忧虑。
若是中国照此继续发展下去，到时苏联不仅要“隔空”面对美国，还需要应付来自邻国的各种施压。
因此，与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改善关系，成为苏联最需要做的一件事之一。彼时在苏联内部甚至有这样一个声音：苏联最错误的决定，就是和中国交恶。
于中国而言，同样需要调整对外政策。
执行“一条线”外交战略以来，中国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虽说中美关系“破冰”，可在一些原则性问题上，美国的做法却让人甚不满意，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台湾问题”。
除美国插手“台湾问题”之外，经贸领域同样问题频现，中美关系甚至都没有“蜜月期”，就逐渐紧绷起来。苏联国际地位的下降、美国霸权主义的重新扩张，都是中国改变对外政策的原因。
当然，真正核心原因还在于“国际格局的平衡”。
三、中苏关系正常化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向中方发出改善关系的信号。
虽然这位苏联领导人依旧对中国存有一定偏见、言语中多有攻击，不过也提出了三点建设性意见。
1、不否认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2、完全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
3、反对“两个中国”的提法
言外之意，似有“和解”的意思。
对于苏联单方面释放的信号，中国很快作出回应，一方面中国坚决拒绝了勃列日涅夫对中国的攻击，另一方面则强调看苏联的实际行动。
中苏前后三天分别表态，让人察觉到一丝不寻常。此情此景与当初中美“破冰”何其相似？难不成中苏关系即将和解。如果中苏关系重新改善，世界格局又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可就在世界聚焦中苏之时，勃列日涅夫因病去世。
这位苏联最高领导人的逝世，让中苏关系再次变得扑朔迷离。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中苏关系才真正迎来转机。
非常之时接任要职，揽下苏联整个烂摊子，戈尔巴乔夫有太多想要做的事，第一件事就是改善和中国的关系。
正如前面所说，苏联调整对外战略、政策势在必行，不过要想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面前横亘着四座大山。
1、苏联在蒙古国大量驻军，屯兵百万。
2、苏联支持越南，出兵20万入侵柬埔寨。
3、苏联出兵阿富汗。
4、意识形态之争。
前三座大山被称为“中苏问题三大障碍”，因为苏联多项举措，直接导致中国被苏联自南、北、西三面包围，边防问题日趋严重。
为此邓小平早在1985年10月，就托人给戈尔巴乔夫捎话，苏联要想和中国达成和解，先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
若是苏联能完成这一条，邓小平承诺或将亲自访问苏联。
中国释放出足够善意，苏联也急切希望和中国关系正常化，为此在消除“三大障碍”的实际表现较为具有诚意。
至于意识形态之争，邓小平用八个字总结：
“多做实事，少说空话。”
中苏一直存有意识形态之争，前面讲到双方还曾爆发过著名的“中苏论战”。以现实回顾当初，会发现过去所争，也并不一定完全对。
意识形态往往说不清、道不明，故而很大程度给人一种感觉：意识形态矛盾不可调和。从中苏爆发的大论战来看，似乎也印证了这一观点。
可作为一位有着丰富外交经验、提出改革开放的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清楚认识到所谓的“意识形态之争”，本质上是对本国所走道路的坚持。
然而，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发展道路和模式，本土坚持的“意识形态”并不适用于他国。做个简单的比喻，中国南北方存在一定饮食差异，就连粽子也分甜粽、咸粽，究竟是甜粽好吃还是咸粽好吃？多数北方人认为甜粽好吃，而南方人则更喜咸粽。
这个简单的比喻不可能完全概括意识形态差异，不过有一个核心如出一辙：意识形态的争端可以求同存异。
南方人喜咸粽、北方人喜甜粽，包粽子的时候，两类粽子都备上，喜甜粽的吃甜粽、喜咸粽的吃咸粽。
意识形态之争也可如此，每个国家都坚持自己的发展道路和模式的正确性，就不必将这种发展模式强加于他国之上，一旦过分强调，就会出现当初中苏“大论战”那样的局面，更重要的是开辟未来。
当三大障碍与意识形态之争被解决后，中苏关系迈入新的篇章，即关系正常化。两个同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两国、两党关系正常化，对两国、世界都具有深远影响，故而世界一直聚焦于此。
让人惋惜的是，苏联跨出这一步实在晚了些。
即便戈尔巴乔夫意识到与中国改善关系势在必行，更清楚苏联需要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可世界早已抛弃苏联，迎接它的只剩下“灭亡”。
仅仅在戈尔巴乔夫踏上中国领土的两年后，苏联就因政治、经济等突出尖锐的问题，走到了悬崖边缘，最终分崩离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