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古调独弹》

（节选）

作者：孙郁

在马一浮眼里，现代教育不太容易造就心性完美的人格，反而是传统书院的方式可能通往圣人之路。

1930年代，浙江大学多次递去橄榄枝，希望他能够到该校任教。起初他并没有答应。可是后来日本人侵略中国，山河破碎，他的济世之情开始萌动起来。1938年，他终于接受竺可桢的邀请，出任浙江大学教职。

但这个选择是有一些条件的，即试图从事另类的教育尝试。战乱时期，浙大辗转外省，生活很苦。这些并没有影响他的教学热情。起初他随学校迁移到江西泰和，不久，又与师生们到了广西宜山。此间为学生讲述古代经典，所用方式不同于那些新式学人，带有书院的某些遗风。而能够像传统学人那样授课，是他的一个梦想。这期间书院教育的念头便强化起来。1939年，教育部邀请他赴四川讲学，他关于书院办学的理念被官方接受。不久，复性书院正式创办，地址选在乐山县乌尤山的乌尤寺。

书院在风景如此美丽的地方出现，看得出创办人的浪漫之思。这个地方“方志以为汉楗为舍人注《尔雅》处”。与新式学堂不同的地方在于，一切都与古风接近，课程设计和授课方式，不求功利，乃纯粹的精神冥思之所。我看到所邀请的学者名单与授课内容，暗自觉得这是逆时风的一种选择。随着熊十力、钱穆等人的到来，书院有了活力。西学所漠视的，被其所重。对于蔡元培式的教学理念而言，马一浮做了一次痛快的反动。

那个时候他的许多思想，都表现在《泰和宜山会语》《尔雅台答问》里。了解这两本小册子，其基本的精神都尽在眼中。不过要吃透他的思想，并非易事，他的学识与考辨，我们需细细体味方可悟明。

他认为要治国学，需先明四点：

一、此学不是零碎断片的知识，是有体系的，不可当成杂货；

二、此学不是陈旧呆板的物事，是活泼泼的，不可目为骨董；

三、此学不是勉强安排出来的道理，是自然流出的，不可同于机械；

四、此学不是凭借外缘的产物，是自心本具的，不可视为分外。

由明于第一点，应知道本一贯，故当见其全体，不可守于一曲；

由明于第二点，应知妙用无方，故当温故知新，不可食古不化；

由明于第三点，应知法象本然，故当如量而说，不可私意造作，穿凿附会；

由明于第四点，应知性德具足，故当向内体究，不可徇物忘己，向外驰求。

（《马一浮集》第一册，4—5页）

开篇的几句话，乃治学态度的表述，当可窥见其走进国学的内在心境。远古的一切，不都是沉睡的什物，与今人也是息息相关的遗存。人类进化，总要失去一些人性的光泽，而国学里保留了先民的诸多美好情思与诗意，倘能一一勾勒，变陈为新，深嵌于人性内部，则国民精神当能保持温润之色，不再枯槁干瘪。

可以说，在文化转型的现代，马一浮面对滚滚潮流，岿然不动于江心孤岛，看风云流散，帆影隐没中，孤身回望远祖遗绪，心系儒、释遗风。泼墨为文时，其语也诚诚，其意也深深。在国学日渐衰微之时，自成曲调，如幽林微火，给肃杀的时代以希望之光。如今阅读他的遗文，更能够感到在学术的层面，他的思想走在了许多人的前面。……

马一浮的目光，往往落在时代之外，的确也映出时代的暗影。由于战乱而衍生的思想意识，在他看来可能都偏离了心性的中道，滑落于深谷之中。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喜谈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可能是他们身上那不变的儒者的气质，恰是今人缺少的存在。学者刘梦溪在《马一浮与国学》一书里称赞这位思想家，是一个“儒之圣者”，其一是有超越性的光泽，其二有“内在精神的净化”。这两点十分重要，可说谈到了其精神的根本。

经历了百年的风风雨雨，我们走了那么多弯路，猛然回首，发现那个独自隐去的学人，早已说出了生活的某些谶语。脱离时代语境的人，可能更切中时代病脉。如此说来，他也是先知先觉的思想者吧。

我后来才觉得，一味喧哗者，有时不知思想何为。默默独行的人，却有明辨歧途的眼光，虽然他也有滑入歧途的危险。国人曾经那么钟情于现代性的道路，而马一浮逆向而行的非现代性的沉思，却拧痛了现代性生长过程中病态的神经。他活着的时候，人们听不懂他，尚可原谅，因为黎明前黑暗里的人们看不到己身。今天的我们，终于从其飘逝的影子里看到那些失去的光泽。历史的前行，不免要遗漏珍贵的东西，马一浮就是那历史的拾遗者。他在趋同的时代，敢于大胆立异，即如《楞严经》所云：“无同异中，炽然成异。异彼所异，因异立同。”在理解他的时候，我将此语看成了其精神的一个注解。然而也深深知道，自己的诸多感慨，也未必不是一种空谈，抵达他思想深处的，可能不太会是我们这一代人。

——孙郁《马一浮：古调独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