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冬季，周恩来向毛主席汇报新中国的外交计划，明确表示要与国民党的屈辱外交决裂，成立全新的外交团队。在这个历史时刻，许多曾在战场上历经磨难的军官，如耿飚，面临着转型的挑战。作为新中国首批驻外大使之一，耿飚从军旅生涯跨入外交领域，尽管对新角色感到不安，但在周恩来的鼓励下，他满怀激情地投身于这项全新的事业。

此时的他既要承载国家的期望，又要应对自身的不安。这场转变关乎个人命运，更影响着新中国的国际形象与地位。面对未知的外交世界，他能否顺利适应并发挥出色？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耿飚的童年正值国家动乱，家人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他幼小的心灵中，虽然不明白国家动荡的原因，却始终伴随着枪声、匆匆而过的长辈和父母愁苦的脸庞，伴随着永远填不饱的肚子。这些记忆像是烙印，深深刻在他心中。

13岁时，耿飚为了补贴家用，被迫来到当地的铅锌矿做童工。在矿井里他亲眼目睹了地主和资本家的残酷剥削，这种剥削带来的是身体上的疲惫，更是精神上的压迫。他的内心燃起了反抗的火焰，尽管身处艰难的环境，他暗自发誓：“总有一天，我要把这些家伙都打倒！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机会总是青睐那些有准备的人。中共湘区委员会在水口山开展工人革命，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耿飚很快意识到这正是他所渴望追求的理念。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投身其中，积极参与罢工运动。

在这段时间里他的认识逐渐加深，对革命的信念愈发坚定。在不到18岁的年纪，耿飚组建起一支有模有样的农民赤卫队，还当上了游击队队长，带领大家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开展一系列群众运动，如打土豪、分田地、禁赌、禁烟和破除封建迷信等，极大地鼓舞了身边的百姓。

1928年，凭借着长期以来的奉献与英勇作战，耿飚顺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一次反围剿战斗中，耿飚所率领的红军遭遇了敌人的猛烈进攻。战斗的激烈让他的热血沸腾，他亲自带领两个连与敌人拼杀，直至最终取得胜利。

在那场战斗中，他发现自己的大腿上全是鲜血，惊呼：“这是谁的血！伤得这么重，快去找医生！”旁边的警卫员立刻冲上前，将他抱起，急忙前往医务室。这时，耿飚才意识到原来是自己受了重伤，腿中弹了，难怪战斗中感觉到些许吃力。

幸好耿飚身体素质过人，经过手术后恢复得很快，这让他成功保住了这条腿。在随后的岁月中，耿飚在无数次的实战中愈战愈勇，逐渐成为了战场上令人闻风丧胆的“耿猛子”。

耿飚从小跟随父亲学习南拳、气功等多种武术，并掌握了出色的棍法。耿飚的武艺在军中小有名气，许世友也以“打虎将军”的名号著称。他在八岁时便进入嵩山少林寺习武，掌握了十八般武艺，并在一次事件中意外杀死恶霸，因而投身于革命事业。对于耿飚的威名，许世友早有耳闻，内心对这位将军充满敬仰。

1935年，耿飚进入红军大学学习。为了增强部队的团结，耿飚被调离了原部队，前往红四方面军担任参谋长，而许世友正是红四方面军的老兵。性格耿直的许世友主动向耿飚请教比武，想一较高下，耿飚并没有接受挑战，而是风趣地说：“不用比，你打不过我。”这激发了许世友的胜负欲，他坚决要求比试。

经过一番思考，耿飚最终答应了，但他提议不如各自表演一套拳法，先行观摩。许世友对此表示赞同，于是他开始展示自己的少林拳法。耿飚看得热血沸腾，情不自禁地鼓掌喝彩。尽管没有进行正面较量，但两位武术高手由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此后两人无论见面都欢声笑语，互相打趣，成为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1944年9月，耿飚作为晋察冀军区的副参谋长，负责护送美军观察组考察根据地。途中他们接近黄河时，突然被日军战斗机袭击。对于久经战阵的八路军而言，面对敌机的袭击早已屡见不鲜，耿飚只需一声令下，所有士兵便会迅速找到掩体。然而美军观察组的成员们在听到轰鸣声后，惊慌失措，队伍瞬间乱作一团，军大衣、干粮纷纷丢弃。

眼看事态失控，耿飚心中暗自焦急，但他很快镇定下来，向美军观察组的负责人德穆克走去。面对德穆克的暴躁，他沉声说道：“将军阁下。”但德穆克却不以为然，愤怒地反问：“什么将军阁下，有事快说！”此时，耿飚也不再客气，指挥道：“要想活命，就必须听我指挥！”他的坚定态度瞬间让美国人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立刻被迫服从。

耿飚随即整顿队伍，向观察组详细讲解了以往不听指挥、导致伤亡的案例。在他的领导下，队伍最终安全通过了日军的封锁线。事后周总理亲自致电表彰耿飚的果敢与能力，这一经历进一步坚定了周总理对他外交才能的信心。

抗战胜利后，耿飚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担任中共代表团的副参谋长，并兼任交通处处长。在与国民党进行复杂斗争的过程中，耿飚凭借机智和勇气成功瓦解了对他进行监视的特务，还展现出出色的外交手腕，给周总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外人面前总是从容淡定，而在军队内部，则注重团结与合作。

1949年冬季，开国大典已经过去两个月，周总理依旧忙碌于政务院的日常事务，同时还要应对日益繁重的外交工作。随着东欧国家陆续与中国建交，他逐渐感到力不从心，面对日益繁重的任务，周总理意识到是时候为自己“减负”，建立一支专业的外交队伍。经过思考，他决定从军队中挑选一些高级将领担任驻外大使。

在1950年，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19兵团副司令的耿飚，突然接到中央的紧急调令，要求他立刻前往北京，接受外交部的任命。当时的新中国刚刚成立，外交人员极其短缺，周总理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提出从军队中挑选优秀干部，担任驻外公使和大使。由于国际形势日趋紧张，军人作为经过考验的能干之士，自然成为值得信赖的候选人。

周总理向毛主席建议抽调军队人选，毛主席表示同意，周总理于是挑选了16位干部，耿飚便是其中之一。他的选择并非偶然，周总理深知耿飚的性格，刚直不阿且处理事务游刃有余，既能维护国家尊严，又能灵活应对外部关系。

在处理重大外交事务时，耿飚从不含糊。1969年，他出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那时正值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高潮，阿方对于援助物资的浪费行为让耿飚感到无比痛心。他认为，中国人民节衣缩食地提供援助，换来的却是这样的结果，既对国内人民不负责任，也无助于阿尔巴尼亚经济的发展。于是，他毅然写下一封长信，直接寄给负责外交工作的副部长乔冠华，建议暂停对阿援助。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种直言不讳的做法极为冒险，轻则被免职，重则可能受到审查。乔冠华在权衡之后，决定请示周总理，周总理对此事非常重视，并将意见上报给毛主席。令人欣慰的是，毛主席没有责备耿飚，反而在周总理面前称赞他：“耿飚敢说真话，是个好大使！”这让耿飚感到无比振奋，也更加坚定了他在外交岗位上为国家利益发声的决心。

1980年随着许世友成为中央军委常委并赴京任职，耿飚与他的交流也随之增多。在一次闲聊中，耿飚和许世友回忆起1955年授衔的往事，耿飚不禁表达了未获军衔的遗憾。许世友好奇地问：“如果授衔的话，你觉得适合什么军衔？”耿飚笑着回答：“其他不敢说，肯定在你前面。

进入1980年，人民解放军为适应新时期的国防建设，面临着新的裁军任务。军委向邓小平提交了裁军方案。6月5日，邓小平在审阅《中央军委关于精简整编的方案》后表示：“我同意这个方案，铁道、工程部队必须大幅减少，这点我之前也提过，请常委在讨论时注意。”虽然方案顺利通过，但执行过程却充满挑战。

当时，各级领导中，正职通常要搭档十几名副职，造成严重的人员冗余。这些问题需要耿飚等人共同努力来解决。在他们的推动下，精简整编的计划逐步实施，最终将人民解放军的总人数从600万精简到400多万，减少了100多万的官兵。

耿飚还提出对转业复员的官兵进行预备役登记。他以《花木兰》的故事为例，强调了在国家紧急情况下，士兵们应当迅速反应，随时待命。耿飚的这一举措，旨在增强国家的应急能力，未雨绸缪。

1981年，耿飚出任国防部长，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位没有军衔的国防部长。当这个消息传出时，不少人对他的身份产生疑问，甚至当面询问：“你这个国防部长怎么连个军衔都没有？”耿飚对此坦然应对，解释道：“个人的得失在国家面前显得微不足道，外交事业比军衔重要得多。”虽然没有军衔让他感到些许遗憾，但他作为军人的职责在于国家何处需要，便毫不犹豫地前往。

耿飚在个人事业上取得了显著成就，他的子女们也各自展现出色的才能。虽然长子不幸早逝，次子曾在军队服役，退伍后选择投身商界，努力创造自己的事业。而他的两个女儿则分别在医疗和教育领域奉献着，一个成为了医生，另一个则成为了敬业的老师。他们都秉承着耿飚的家风，未曾从政，体现了耿飚对家庭教育的重视和对社会责任的理解，显示出一种低调而坚定的人生观。

进入21世纪，2000年，这位经历丰富、充满传奇色彩的革命先驱与世长辞，享年91岁。耿飚的一生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发展与变革，在无数历史瞬间中，他始终坚定地站在国家和人民的立场上，为中国的未来贡献着自己的智慧与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