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安将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杰出人物，虽然他的名字未出现在最初的上将授衔名单中，但他的贡献和牺牲是毋庸置疑的。1955年，毛主席为何在王建安的名字后批注“此人骄傲自满，授中将为宜”，而不是将其列为上将？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王建安于1908年诞生于湖北省黄安县的一个经济拮据的农家。早年因家庭贫寒，他不得不为地主做零工，期间自学文字和三字经。16岁那年，王建安离开故土，加入了北洋军阀吴佩孚的队伍担任士兵。

在军中生活的经历让王建安深刻意识到军阀并非民众福祉的保障者，他们之间的权力斗争反而加剧了国家的混乱与不安。这种觉醒促使他返回家乡，积极参与到地方的农民协会及赤卫队活动中，逐渐确立了他的革命信仰。

到了1927年，随着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和对共产党及革命同盟者的残酷迫害，王建安毅然决然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此后不久的黄麻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勇敢地登上了黄安西北城墙，带领起义军进行抵抗。

进入1928年，王建安正式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一员，被分配到第11军服役。他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活跃于鄂豫边界地区，参与并推动了该区域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和扩张。到了1931年，随着红四方面军的成立，王建安担任了第10师28团的副团长，积极参与了多次反围剿战斗，表现出色。

在1953年，王建安将军利用休养期间首次回访了自己已离开长达二十六年的故乡红安。历经战火与政治风波，他的家庭已失去了多数成员：父亲早年在重劳作中逝世，母亲也因饥荒与疾病不幸去世，只剩下一位姐姐尚在人世。

尽管时光流转，故土的牵引力让王建安心怀归属，怀着对家乡深沉的情感，他带领家人踏上了回乡之路，急切地想要重聚与多年未见的乡亲。由于当地尚未发展出适合机动车行驶的道路，他们的美国吉普车在离县城不远处就不得不停下。王建安带头，豪情满怀地下车步行，表现出从军人到平民的无缝转换。

随行的是王建安的侄子们，他们简陋地用扁担和箩筐设法载着小孩，整个队伍浩浩荡荡，充满了回乡的喜悦。沿途中，王建安不断回忆童年的场景——泥泞的牛场、寒冷的乞食之路以及那些辛酸的往事。

抵达村边时，他们遇到了一条无桥的小河。王建安不假思索，卷起裤腿，率先涉水而过，表现出他对挑战的无畏和解决问题的直接方式。回到家中，面对当地居民的生活困境，王建安坚持不给乡亲增添负担。他拒绝了姐姐借床铺的提议，选择与家人一同睡在用稻草和借来的被子铺成的地铺上，这种简朴的安排反映出他的谦逊与坚韧。

在随后的日子里，王建安频繁访问村中的每家每户，与乡亲们坐在一起，分享彼此的生活和心得，晚上则在油灯昏黄的照耀下与村民们畅谈至深夜，进一步加深了他与村民之间的情谊。

某日王建安与文化人物江青在一次聚餐中相遇，餐桌上的红烧肉成了他表达直率见解的契机。他将样板戏的问题比喻为眼前的红烧肉，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单一文化形式的反思，此举虽直率却显示了他的诚意和对文化多样性的渴望。

1955年的军衔授予仪式。在这次授衔中，王建安由于暂无具体职务，未能获得军衔，而韩先楚则被毛主席提拔为开国上将。此后王建安在1956年被任命为沈阳军区副司令，与杨得志合作，并在彭德怀的推荐下，最终晋升为上将。

1961年王建安调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不久因政治风波被迫闲置在家。尽管在军队中多次遭遇职务变动，王建安始终以一名党和人民的忠诚战士自居，不计较个人得失，始终致力于国家和人民的服务。

1972年，在一批因特殊时期受到牵连的老干部重新启用之际，中央统一安排了王建安的工作。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在与王建安会谈时，深受其谦逊和深厚的革命精神所感动。

但在将王建安重新安置过程中，田维新却遇到了预料之外的困难。虽然询问了多个军区司令，却发现没有一个军区愿意接收这位开国上将。每个司令都对王建安敬畏有加，无人愿意指挥曾经的上级。

田维新无奈之下，向周恩来总理求助。周总理理解这种尴尬局面，他提出让有宽广胸襟的韩先楚元帅来解决这个难题，认为他能妥善处理王建安的安置问题。当田维新联系韩先楚时，他出乎意料地拒绝了这一请求。韩先楚解释说，福州军区已经有一个开国上将担任副司令，如果再接纳王建安，那将有三位开国上将在同一个军区，这对于军区的管理构成了巨大挑战。

在1978年的春天，徐向前将军在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后，面对着越南战后的紧张局势和不断升级的边境冲突，深感国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认识到，尽管外界对我军的评价颇为积极，但真实的战斗力如何还需进一步确认。

徐向前对我军的战备状况存有疑虑，决定派遣经验丰富的将领王建安，进行一次彻底的军队调查。王建安作为资深的军事指挥官，对军队的真实情况有着敏锐的洞察力。

在徐向前的办公室里，两人进行了严肃的对话。徐向前将军表达了他对当前军队准备状态的担忧，他询问王建安：“王将军，我军真的准备好了应对任何突发情况吗？”王建安铿锵有力地回答道：“徐帅，我将亲自深入基层，了解部队的真实状况。”言罢，他敬了一个军礼，迈步离开，踏上了调查之旅。

王建安的调查之行非常低调，不事先通知，不接受任何官方陪同，直接深入到基层部队中去。4月的一天，他得知某部队训练表现突出，便单独前往该部队进行实地考察。

他的车停在部队附近，未引起任何注意。他悄无声息地走进部队的养猪场，与正在忙碌的年轻士兵交谈。年轻士兵谈及养猪的实际情况，透露出部队在表面光鲜的背后，实际上存在一些操作上的猫腻。

王建安接着参观了士兵的宿舍，注意到床铺虽然整齐划一，但被褥实际上却潮湿。这引起了他的警觉，因为这显示出部队更注重表面的整洁而忽略了士兵的实际生活条件。当他建议将被子拿出晒晒时，士兵们担心这会破坏床铺的整洁，显然他们已被训练到以形式大于内容。

王建安沉默地离开宿舍，走向操场，却发现并无士兵训练，只有几个士兵在忙着清扫卫生。他触摸了生锈的单杠，发现其覆盖了厚厚的尘土，这更加坚定了他对部队实际训练状况的疑虑。

回到北京后，王建安向徐向前将军提交了详尽的调查报告，其中指出了部队存在的种种形式主义问题，并强调了这种现象的危害性：“这些表面工作，可能在平时掩人耳目，但真正战场上，却可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这份报告让徐向前将军感到忧虑但也肯定了王建安的工作效果，他赞赏地说：“王建安同志还是那个实事求是的老将军！”这次调查对改善军队的战备状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徐向前对王建安的信任与期望从未有过丝毫动摇。

1978年，在周忠秀的陪同下，中顾委委员王建安前往长沙进行工作考察。期间，湖南省委的头号负责人毛致用得知这位老同志的到来，便决定亲自前往拜访，显示出对老领导的尊敬和重视。

王建安下榻的宾馆离省委不远，毛致用原计划派秘书前去迎接。根据当时的惯例，省委书记出行通常坐唯一的那台红旗轿车，这车不仅是地位的象征，也是省内最引人注目的交通工具。

周忠秀在宾馆楼下等候，目光不时扫视来往的车辆，期待看到那辆独一无二的大红旗。然而时间一分一秒过去，那辆红旗轿车却迟迟未出现。大约十五分钟后，宾馆的警卫员突然从楼上呼喊：“周秘书，不用等了，毛书记已经到了。

“已经到了？”周忠秀感到有些困惑，连忙快步上楼。当他进入房间时，看到的情景让他感到意外：毛致用已经和王建安坐在沙发上愉快地交谈着。令人惊讶的是这位省委书记没有乘坐任何车辆，而是单独骑自行车前来。

在交谈中毛致用非常坦诚地分享了自己选择骑行的原因。他表示希望通过这种简朴的方式来减少形式主义，更实际地服务于工作和民生。这种行为展示了他对工作的认真态度和他身为领导者的朴素生活方式和接地气的领导风格。

1980年，王建安将军的传奇一生画上了句号。在临终前，他目睹了一个国外政治领导人的盛大葬礼，这让他深感反思。他对着身旁的妻子发表了自己的遗愿：“我们的葬礼形式越来越奢侈，这种铺张的做法实在是不必要的浪费。我离开时，不要那些繁文缛节，简单地将我的骨灰撒在故乡的土地上就好。”王建安的离世是平静而低调的，直到一个月后，他的战友们才得知这一消息，个个震惊不已。

王建安的性格独特而又引人深思。他在战场上英勇善战，日常生活中却和气平易近人，不追求名利，总是坦率直言。在当今社会，有人或许会认为他的直率是情商不高的表现，仔细思考一下，你会发现，像王建安这样的领导才是真正从群众角度出发、心系老百姓的好领导。

对比现今一些官员，他们虽然职位高升，但与群众的距离也越拉越大，下基层还需要一大群人前呼后应。如果官场中有更多像王建安这样的领导者，民众的生活无疑会更加幸福。王建安的生活和工作态度展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真实面貌——不为名利所动，只求默默地服务人民。

因此，我们今天的公仆们应当从王建安的身上学到：不必过分追求表面的荣誉和虚名，更应专注于实际行动和贡献，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赢得人民的心，成为一位值得尊敬的领导。这样的领导才是真正的为民务实、贴近民心的好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