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罗卓英这位前线战斗英雄的命运进入了新的篇章。他晋升为陆军上将，并在解放战争激烈进行时接到新的调令，曾经频频现身战场的罗卓英突然变得行踪难测。这位战场英雄究竟去了哪里？为何不再现身于前线之中？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在国民党内部，被誉为“土木系”的两大精锐军团，第十一军与十八军，是由陈诚领导的。而与他肩并肩的罗卓英，因其出众的智慧与策略，被称为“袖珍智囊”。二人因身材矮小，在军中初期常被戏称为“袖珍”，但这并未阻碍他们的军事才能的展示。

罗卓英之所以有“智囊”的称号，源于他深厚的学识背景。在当时知识分子鲜少从军，多数人更倾向于文职生涯。罗卓英与众不同，尽管外表文弱，内心却充满了战场上的英雄梦想。

他的祖父深知学问之重要，自幼便对罗卓英寄予厚望。受祖父影响深刻的罗卓英，视学习为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卓越，常常在考试中获得第一，这种学术的优势让他对未来充满期待。

家族中有两位从军的叔叔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他，激起了他对军事生涯的向往。尽管初次报考保定军校因身高不足而遭拒，但他并未放弃。转而加入一支较为松散的学兵营，虽然这里的训练不那么严格，但罗卓英的文才很快得到了上级的认可，并被推荐至保定炮兵学校深造。

1922年，他从保定毕业归乡后短暂担任教师，但心中的抱负不允许他安于此。通过努力和人脉，1924年他成功调入军队，开始了他的军事顾问生涯。就在那一年罗卓英与陈诚的命运交织在一起。

两人的志趣相投，快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共同为国民党的军事计划出谋划策，其间的合作奠定了彼此在军中的地位，也为他们未来的军事行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1925年，正值孙中山对广东军队进行重组之际，罗卓英响应国家召唤，加入了国民革命军。在陈诚的推荐下，他初步担任了炮兵连的连长。在随后对惠州的攻坚战中，罗卓英表现出色，他指挥的炮兵连成功炮击城门，为部队进城开道，因此英勇表现被提拔为炮兵营营长。

随着北伐战争的爆发，陈诚借助其与蒋介石的深厚关系，升至21师师长的职位。罗卓英也由陈诚调至身边，出任该师的参谋处长及参谋长，这一师被看作后来土木系力量的雏形。21师的核心还包括陈诚的老乡以及保定炮兵学校的校友周至柔，罗卓英与周至柔共同被视为陈诚最为信赖的助手之一，在陈诚的四大金刚中占据一席之地。

到了1929年，21师被改组为11师，罗卓英随之晋升为33旅旅长。1933年，随着陈诚组建强大的土木系基地18军，罗卓英进一步被提升为11师师长。在接下来的围剿红军行动中，罗卓英担任了第5军军长，这是一支由投诚的部队重新编制的军队，由陈诚和罗卓英分别担任两个军的军长。

在陈诚成为第三路军总指挥后一年，罗卓英继任18军军长，成为土木系的关键领导人之一。他的职务提升标志着他在土木系中的重要地位与影响力。

在其军事生涯中，罗卓英也参与了多次对红军的围剿战役，其中包括赣州等地的战斗，他在这些战役中的表现有些争议。1933年罗卓英指挥的第5军在与红军的冲突中遭遇围困，导致下属的两个师遭受重创。52师的师长李明因战局不利而自尽，59师师长陈时骥被俘，第5军几乎全军覆没，这一事件对罗卓英的军事生涯造成了重大打击。

在1937年抗日战争的怒火中，罗卓英带领其指挥的第18军奋勇赶赴前线，参与了淞沪战役。在漫长而血腥的罗店战役中，他的部队与日军展开了持续一个多月的惨烈冲突，双方都付出了极大的牺牲。此役过后，罗卓英的军事职位迅速上升，他相继担任了第十六军团团长、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及第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等重要职务。

尽管南京保卫战最终以城市的沦陷告终，罗卓英在此战中的表现仍然让他声名鹊起。战后他带领残部撤离南京，重新整编部队。不久后，罗卓英被正式任命为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这标志着他在军中的地位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随后的几年中，罗卓英继续在前线领导部队参与重大战役。1938年，他率军投入了包括武汉会战、南昌会战、上高会战以及三次长沙会战等多场关键战役。在上高会战中，他的英明指挥使得中国军队几乎完全消灭了日军第34师团，师团步兵指挥官宕永少将在战斗中严重受伤，不治身亡。

这场战斗中，日军死伤逾24000人，72人被俘，成为抗日战争中的一次标志性胜利。何应钦将军赞誉此战为“抗战以来最精彩的一战”，罗卓英因其卓越的指挥能力和战斗精神，荣获青天白日勋章。

1941年，随着珍珠港事件的爆发，太平洋战区战火迅速蔓延，美国、英国及中国共同向日本宣战。在国内，日本军队加紧轰炸，封锁了对中国的西方援助通路。在这种紧迫形势下，滇缅公路成为联络中国与外界的关键生命线。

在1942年3月初，日军展开了三路并进的战略，意图迅速突破中国的防线。北线由第33师团主攻，中线由第34师团推进，而南线则由独混第20旅团负责。面对这一突然的攻势，罗卓英采取了非常规的防御策略，他安排第74军驻守上高，同时指令第70军的主力部队迅速撤回至上高以北的第二防线，只留少量部队在一线进行佯败和小规模抗敌活动，以诱使日军深入内陆。

自3月15日起，日军因中国一线部队的有序撤退而快速推进，平均每天前进约30公里。到了3月17日，日军第34师团突破了中国军队的前沿防线，并迅速占领了高安地区。随后日军继续向上高地区进发，于3月18日对该地发起猛烈攻击。

中国军队对日军此类典型的进攻模式已经颇有了解，特别是在日军飞机和火炮的轰炸下，中国部队通常会撤离显眼的山脊线位置，将主力藏于山腰的反斜面，以躲避炮火。一旦日军步兵开始冲锋，中国军队则会从隐蔽位置出击，反击进犯的日军。这种“动态防御战”策略最早在武汉会战中由第十五军军长王敬久发明，并很快在全军范围内推广。

到了3月20日，面对持续的山地作战，日军第33师团因遭受频繁的侧翼攻击而伤亡惨重，加之接到了即将调往华北的命令，决定减少在华中的军事消耗，第70军主动撤离一线后，日军便开始撤退。

由于33师团的突然撤退，第34师团的侧翼暴露，为中国第十九集团军提供了歼灭敌人的绝佳机会。大贺茂见形势不妙，急令独混20旅团加速向第34师团靠拢以求支援，然而该旅团的反应迟缓，兵力分散，未能形成有效的战斗力。

罗卓英借此机会，于3月24日下令进行总反击。尽管第74军军长王耀武因部队伤亡过重，希望暂时不参与反击以待休整，罗卓英坚决否决了这一请求。他指出虽然这次反击看似是进攻，实际上是在敌军力量极度衰竭时的追击，可以视作捡取战果的良机。在罗卓英的坚持下，第74军继续参与战斗，并在反击中大显身手，成功击溃了正在撤退的第34师团，大获全胜。

此次战役中中国军队共计击毙俘获日军16000余人。战后第74军因此被授予“飞虎锦旗”，几个主要参战的师也被分别授予不同级别的武功状，其中第57师因表现卓越被命名为虎贲师。

返回国内后，罗卓英担任军令部副部长，并很快被调任到桂林的军事委员会干部训练团担任教育长，负责与驻华美军合作，采纳新式轮带式训练方法来培训反攻部队。在抗日战争即将结束之际的1945年5月，罗卓英被提拔为广东省政府主席，参与了广东地区的战后重建工作。

1945年8月，随着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罗卓英将军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广东省主席及省保安司令。他迅速行动搭乘军舰前往南海诸岛，以实际行动确认这些岛屿属于广东省的管辖。

为了巩固对南海诸岛的主权，罗卓英动用了大量资源，聘请了逾500名工匠来刻制带有地名的石牌，这些石牌后来被坚固地安置在各主要岛屿上。其中现称太平岛的岛屿，原名长岛，正是由罗卓英命名。他一次而是三次亲赴南海，亲自指挥并参与了立碑和升旗仪式。这些活动不仅包括了地名石牌的树立，罗卓英还组织团队对岛屿进行了系统的地理测量和生态调查，积极采集了当地的动植物标本。

罗卓英的这些行动显著加强了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主张，也为中国对这一重要区域的科学研究和国际辩论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为了表彰他的卓越贡献，国民政府决定以罗卓英的名誉，将南海其中一座岛屿正式命名为“南威岛”。

1946年成为罗卓英军事生涯中的分水岭。在多场残酷的战斗中表现英勇后，他荣升为陆军上将，赢得了对其长期服务的极大认可。接下来的1947年8月，罗卓英迎来了新的职业高峰，他被任命为东北行辕的副主任，与他的老友陈诚再度携手，后者担任主任。

在沈阳的任职期间，罗卓英肩负重任，负责整顿和管理东北的军事及行政事务。尽管沈阳地处战争边缘，未直接参与解放战争的主要冲突，但其在后方的战略位置至关重要。罗卓英运用他丰富的战术知识和管理技能，强化了部队纪律，改善了后勤支持体系，确保了前线部队的物资供应无间断。

1948年春，国内局势紧张升级，罗卓英与陈诚根据国民政府的全局战略，决定向南方地区转移。二月他们离开了东北，转战台湾。这一决定是基于台湾对国民政府的战略意义——作为大陆失势后的最后防线，台湾的稳定性至关重要。

到达台湾后，罗卓英立即投入到一系列新的军事与行政任务中，迅速适应了新的战略环境。在这里他要确保岛屿的安全，还需要建立坚固的防御体系，以抵御可能的外部威胁。罗卓英深知，尽管解放战争的火光在大陆上依旧燃烧，但维护台湾的安全同样重要。

1961年，罗卓英因糖尿病在台北去世，享年65岁。他的一生见证了中国现代军事和政治史上的多次重大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