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福州军区司令皮定均将军在执行军事任务途中不幸遇难，其英勇的身影及突然的离世为福州军区带来深刻的震撼和领导上的空缺。皮将军曾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杰出将领，以智勇双全著称。在他去世后，福州军区的司令员职位空悬一年，最终是谁被邓小平选中来填补这一重要职务呢？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1958年，伴随着志愿军在朝鲜半岛的战争行动的结束，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最后一批部队开始筹备撤回祖国。这个时期志愿军的存在是军事行为的延续，而且是为朝鲜战后重建提供了宝贵的支持。在金日成的请求下，周恩来总理亲自前往平壤，与杨勇及其他高级军官商讨撤军的具体安排。

杨勇提议将撤军的最后期限定在10月25日，志愿军出征八周年纪念日后，以便继续协助朝鲜的建设项目。周恩来与金日成达成了一致，同意按照杨勇的计划行事。撤军分三批进行，分别在3月、7月和9月，涉及多个师和大量后勤部队。

当10月24日的撤军仪式在平壤举行时，金日成、杨勇和王平共同出现在主席台上。会场内高扬两国的国歌，掌声雷动，气氛庄严而激动。次日朝鲜高级官员齐聚车站，目送志愿军的离去，现场充满了深情的告别和不舍。

志愿军列车缓缓启程，穿越安东、沈阳至锦州等地，沿途受到热烈的欢迎和致敬。10月28日，当列车抵达北京前门车站时，周恩来总理亲自在站台迎接。周总理的热情洋溢的欢迎致辞，表达了国家对这些英雄们的崇高敬意。

同日晚周恩来在北京设宴款待杨勇及志愿军代表团。他一一向战士们敬酒，感谢他们为国家带回的优良作风和精神。节目结束后，代表团成员们被邀请至中南海，与刚醒的毛主席亲切握手，并表演了精心准备的节目。

10月29日下午，毛主席和周恩来在怀仁堂会见了杨勇和其他高级军官，详细了解了志愿军在朝鲜的表现及撤军过程。毛主席对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和高度的赞扬，强调志愿军在未来的发展中要保持谦虚谨慎，继续提升自我。

毛主席的话语中，透露出对未来的希望和对英雄们的深情厚谊。志愿军的最终回归标志着一段历史的结束，更为中国与朝鲜的关系增添了新的纽带。他们的回国既是一次凯旋，也预示着新的开始，为未来的挑战和机遇铺展开道路。

1972年，在长期的军事生涯中稍作休息后，杨勇被任命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标志着他的政治和军事生涯的复兴。仅一年后考虑到新疆的地缘政治重要性和中苏边界的紧张局势，周恩来总理将杨勇调至新疆军区，担任司令员。此时邓小平也开始逐步恢复其政治职责，这一消息让杨勇为老首长的归来感到由衷的欢欣。

1975年，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及总参谋长，并很快在中共中央的重要会议上被选为副主席兼政治局常委。杨勇在北京参与了这次会议，对邓小平的重返政坛感到无比兴奋，他的高兴心情反映在他经常哼唱的老歌“洪湖水，浪打浪”中。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面对复杂的政治局面，杨勇坚定支持邓小平，他在与政委郭林祥的对话中明确表示：“我坚信小平同志的方向是正确的，我们就保持当前状态，静观其变。

1976年尽管邓小平面临着不小的政治阻力，杨勇仍旧担忧且积极为邓的复出铺路。年末，他特意请假前往南方，罗瑞卿明白他的意图，并决定加入此行。杨勇和罗瑞卿一路上有深入的交流，并达成共识，认为：“必须让小平同志复出，这是大势所趋，也是民心所向。”他们从武汉出发后，继续南下访问广州、汕头、湛江、深圳及澳门，并在三亚过春节。

在广州期间，杨勇受到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热情款待。许世友向来大方，看到杨勇拄着拐杖，打趣道：“你在我面前装什么老？”尽管许世友比杨勇年长，他们之间的友谊和对话充满了幽默与轻松。

尽管杨勇因健康原因无法饮酒，许世友并未坚持劝酒，而是专注于与杨勇讨论当前的政治形势。在聚会结束时，许世友隐晦地表示：“我的部队已经转移到山区进行野营拉练。”这暗示了对杨勇支持邓小平复出的默许和支持。

1976年皮定均将军在儿子皮国宏的陪同下起床、洗漱、散步。这一期间皮定均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并未完全从最近的眼部手术中恢复。突然间一阵哀乐声从附近的广播中传出，宣布了朱德逝世的消息，这使得皮定均震惊地停住了脚步。皮国宏迅速上前搀扶住他。此时的早餐充满了沉默，两人谁也未曾开口。

饭后不久皮定均拨通了福州空军参谋长的电话，语气急迫地指示对方迅速准备飞机，因为他需要尽快返回，参加朱德的追悼会。接下来的几天里，福州军区即将进行一次重大的军事演习，这是一次涵盖各大军区高级官员的重要事件，皮定均清楚演习的重要性。

前一晚福州军区空军接到命令，预定皮定均第二天将前往东山岛检查即将进行的登陆演习。他计划从福州乘飞机至漳州，然后转乘直升机前往演习地点，第二天清晨，气象变化使得原定的飞行计划受到影响。

福州空军的副军长李振川，决定采取紧急措施，调整航线和飞行高度，计划沿地面可见的公路飞行，以确保安全。皮定均抵达漳州机场时，蒋亭和李振川已在机场等候，他们建议皮定均在机场稍作停留，等待天气好转。

不顾气象条件的劝阻，皮定均坚决要求立即出发，李振川于是决定亲自陪同皮定均一起登机，以便随时应对可能的变故。他们随后乘坐米-8直升机，沿着公路向东山岛方向进发。飞行中，地面指挥所不断询问飞机状况，飞行员报告称虽然天气恶劣，但仍能看清地面目标。

当地面再次询问飞机的具体位置时，飞行员报告天气状况极差，难以确保安全。紧接着，飞机与地面的通讯突然中断。地面雷达也无法捕捉到飞机的确切位置。据目击者描述，飞机最终撞向一块山岩，随后解体并起火，机上13人均遇难。

此事故发生后，皮定均的逝世杨成武、梁必业、张震组成了事故调查组，奔赴漳州彻查事故原因。三天后他们提交了详细的调查报告，明确了事故的具体经过和原因。同时福州军区迅速成立了治丧委员会，并在中央和军委的指导下，于7月10日对皮定均进行了火化。追悼会上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派送花圈，表达哀悼。

定均将军去世后福州军区的司令员职位突然空缺，此岗位悬空了超过一年，等待适当的接替者。1977年杨勇当时的新疆军区司令员，来到北京参加重要会议，在一次私下会谈中，叶剑英提议杨勇调往广州军区担任政委，希望借此利用其丰富的军事经验和领导力。

但杨勇婉拒了这一职位，理由是不愿意占据已被他人填补的位置。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也曾多次询问杨勇的意向，杨勇坚持选择福州军区，那里的司令员位置仍然空缺。

杨勇的选择部分是因为其个性低调，不喜欢过多的公众关注和摄影，这也是他的公开照片较少的原因。另一方面他认为福州军区正好需要一位有能力的领导，而自己恰好能填补这一空缺，不必去取代已在其他大军区稳定的领导。

杨勇长期以来被视为杰出的军事指挥官，他的军事生涯充满传奇。从中原大战到跨越千里的大别山战役，杨勇总能在关键时刻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深受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赞赏与重视。

尽管福州军区的职位对杨勇来说具有吸引力，但邓小平有着不同的计划。他非常清楚杨勇的才能，因此希望杨勇能留在中央，接受更为重要的任务。邓小平当时身兼多职，其中包括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工作繁重。他认为杨勇是解决总参谋部混乱局面的最佳人选。

杨勇最终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并主要负责日常工作，这一职位在国际上的重要性和实际权力有时被外界低估。在一次访问南斯拉夫时，由于只是副总参谋长的身份，杨勇未能受到高规格接待，当南斯拉夫的总参谋长访问中国并被邓小平亲自接见时，他意识到杨勇的重要地位，对之前的接待表示遗憾。

当邓小平决定卸下总参谋长的重任时，他将寻找合适继任者的责任交给了军委副主席聂荣臻。聂荣臻很快就考虑到了一位重量级人选：开国上将杨成武。

聂荣臻之所以考虑杨成武，有着充分的理由。杨成武曾在北京作为总参的第一副总参谋长，那段时间总参谋长由邓小平兼任。因为邓小平身兼数职，无法全面投入总参的日常工作，杨成武实际上担负了大部分总参的管理和决策工作。邓小平本人也曾公开表示过对杨成武的高度信任，把他视为团队的核心。

杨成武的调任福州军区司令员，也是在邓小平第二次政治复出后做出的决定。福州军区的战略位置关键，紧邻台湾，而美国和台湾的政治压力也使得该区域的军事指挥尤为重要。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选择了杨成武去福州，以其坚定和经验丰富的军事领导力来维稳该区域。

聂荣臻将这一人选提议上报军委后，尽管部分领导认为杨成武可能不是最佳选择，聂荣臻的推荐还是得到了一定的重视。然而，最终邓小平决定亲自介入，以确保找到最适合的人选。

在广泛征询了党内外老一辈军事和政治领导人的意见后，邓小平的目光最终锁定在了开国上将杨勇身上。杨勇自1977年9月应邓小平之建议起，就已开始担任总参副总参谋长。在杨成武兼任福州军区司令员之后，由于邓小平需要处理更多的国家级重要事务，杨勇逐渐承担起总参谋部的常务管理工作。

上任后杨成武迅速启动了一系列军事和管理改革，重点提升部队训练质量，并着手培养新一代的军事干部，确保部队的活力和战斗力。在他的精心组织下，福州军区的军事力量得到了显著增强，同时也更加注重战术与战略的现代化。

在他的坚强领导下，对美国和台湾地区展示了坚定而审慎的外交态度，有效地维护了区域稳定。杨成武有感于这一成就，曾半开玩笑地评论说，他的存在让美台对福州的军事态势持谨慎态度，大大减轻了他的压力，让他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来整顿和强化军区的防务。

1980年，杨成武受到聂荣臻的推荐，被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他在这一职位上推动了对国家文史资料的研究和保存，为保护和传承中国的文化遗产做出了突出贡献。

2004年杨成武去世，享年90岁，杨成武始终坚持自己的人生信条——为人民服务。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不忘提醒身边的人继续听从党的领导，服务人民。杨成武的一生是对忠诚和责任的不懈追求的真实写照，他和其他革命前辈的贡献为新中国的稳定和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们的精神和成就，将永远激励着后来的一代，继续为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福祉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