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简史说
编辑|简史说
1953年4月15日，北京的中南海怀仁堂内人头攒动，无数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里的妇女们正在这里，准备参加新中国召开的第二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
这群人中，一直担任着“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的宋庆龄女士，被众星捧月般地坐在最中央，正在与一位较她更为年轻的中年妇女低声交流。
随后，也就在这时，怀仁堂的门口传来一阵响动，待到众人抬头定睛望去，以宋庆龄女士为首的众人缓缓起身，并为门口那人的到来鼓掌示意。
在众人的目光中，当怀仁堂的大门打开，毛主席便领着一班即将参加大会的男性领导干部缓缓走来，而后，主席首先向会场内的妇女们挥手示意，随后又与宋庆龄女士握手致意。
再之后，只见毛主席将眼神停留在了方才与宋庆龄女士交流的那位女士身上，语气中却是略显埋怨地问道：
“阿曾，进了城怎么不先来看看我？”
毛主席口中这位阿曾到底是谁？她又为何能被毛主席如此惦念呢？
从世族贵女到黄埔金花
毛主席口中的这位阿曾，全名曾宪植，出生于1910年1月23日的湖南省双峰县。而说起这位女士的前半生身上最惹人注意的标签，一是貌美如花，年轻人曾被人夸张地誉为“美若天仙”，二则是名门之后。
当然了，貌美如花这样的溢美之词咱们不必多说，且来说说曾宪植之所谓“名门”，在湖南究竟是何等遮奢。
那是早在公元19世纪的乾隆年间，在距离北京城万里之遥的“穷乡僻壤”湖南，一个名为曾麟书的书生，考出了他们家族600年间的第一位秀才。
当然了，在那个封建统治已然堪称为集大成的历史背景中，区区一个秀才属实算不得什么。而事实上，曾麟书的一生也确实没能混出个什么大的名堂来。
如现代人之望子成龙一般，在明确了自身地位再难寸进之后，因为身上的秀才功名而有了些许“原始积累”的他，也就同样将自己的抱负，放到了自己的儿子身上……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被他寄予厚望的儿子，名叫曾国藩。
提到此人，大家想必都会恍然大悟。曾国藩嘛，不就是一手组建湘军，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来更是被梁启超评为“两个半圣人”中的那半个圣人，属实是一位在中国封建时代末期出了名的人物。
那么，曾宪植又和曾国藩有什么关系呢？
原来在曾国藩的手下，有一个相当能打的“吉字营”，清同治三年，也正是这支军队首先冲入了洪秀全的“天京”，拿下了京内的百八十个王爷，而这支“吉字营”的统兵大将，正是曾国藩家中的九弟曾国荃。
战后，曾国荃因功受清廷封为太子少保，得爵威毅伯。话说到这儿，没错，曾宪植，正是这位曾国荃的直系玄孙。
当然了，曾宪植出生时，距离她的太爷曾国荃被封少保已经过去将近50年，这时的曾家早已没有了昔年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在世时的威势，不过蒙祖荫庇佑，曾宪植还是过上了一个相当富裕的童年。
1912年清政府倒台，中华民国成立，曾宪植的秀才父亲当即改换门庭，硬是凭着自己的学识，重新考入了湖南公立政法专门学校，毕业后也得了个在湖北夏口地方法院的公职。
或许也正是有着这样一位的父亲，曾宪植自幼便被送入一所长沙数得着小学接受教育，而后更是考入古稻田师范学院的本部。
在曾宪植那位秀才父亲原本的预想中，他希望自家这位大家闺秀，能够在学有所成之后回乡担任老师，以延续自家书香门第的传承。
然而，天底下的父母遇到孩子的叛逆总是显得那样无奈，别家的大家闺秀平日里都在练琴交际，可这位曾家的姑娘却全然不与旁人类似，其人除了学习成绩十分优秀之外，其他的几无一处能遂她那位秀才父亲的心意。
让这位父亲感到尤为无奈的是，平日里这位“大家闺秀”抛头露面也就罢了，曾宪植这小姑娘却还尤其喜欢在篮球场上，与一群男生打球打得大汗淋漓。
当时曾宪植所在大学的校长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徐特立，其人尤为推崇开明的思想，或许也正是有着一位这样的师长，曾宪植的“特立独行”尽管为家中父母不喜，却b并未遭打压，甚至还得到了“呵护”。
也正是在这样开明的教育背景中，待到1924年大革命的星火从南方燃起，已经渐渐接受了革命思想的她，几乎当即彻底背离了父亲为她安排的人生道路，走上街头，为革命运动摇旗呐喊。
而当时间来到两年后，伴随着北伐军攻克武汉，国民政府开始在武汉开设黄埔分校的消息传到曾宪植耳中，素来都是“巾帼不让须眉”的她遂信心满满地寻思道：“我一定会入学。”
从黄埔金花到元帅妻子
曾宪植一腔热血满是激情，但毫无疑问，她选择的前路对她来说依旧是困难重重的。
尽管在之前的生活中曾宪植已经表现出她的离经叛道，但当她要去参加军校的消息传来，她的家人还是对她的选择表达了极为严厉的反对，这也就难免让曾宪植一时气沮。
当然，在被家人拒绝之后，一时气沮的曾宪植转念一想，觉得家人同意有家人同意的做法，家人不同意也有不同意的计策，遂开始思考自己的脱身之策……
那是在1927年的正月初九，一位叔叔要为曾宪植的堂弟办生日宴，曾宪植的父亲在接到邀请后欣然前往，值此之际，曾宪植灵机一动，佯装身体不适，未与家人同行。
也就在家人嘱咐她好好养病并离开后，曾宪植一扫自己方才的病态，竟是跟着几名同乡一起连夜搭乘火车前往武汉。
而后，抵达武汉的她凭借自己高人一等的文化水平，顺利进入黄埔武汉分校，正式成为赵一曼、谢冰莹等女士们同期的同学，更是在日后凭借自己姣好的容颜，为自己赢得了“黄埔校花”的美誉。
当然了，更让人津津乐道的是，就好比同样曾在黄埔女校学习过的黄杰女士，日后与出身黄埔的徐向前元帅结为夫妻一样，在黄埔学习期间，曾宪植也遇到了在北伐军中担任第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
1927年，曾宪植17岁，正是青春正好且情窦初开的年纪，而叶剑英虽说已经30岁，但却在前妻冯华离开后一直保持单身。于是乎，当风流倜傥的叶剑英元帅遇见黄埔的金花曾宪植，两人之间顿生情愫……
只不过，在那个年代，儿女私情总要让位于革命的伟业。
就在1927年，蒋介石与汪精卫两人分别在上海与武汉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而叶剑英元帅这位深受蒋介石信赖的干将，在遭遇了这样的变故后，却是出人预料的毅然站在了反动派的对立面，并于之后前往广州领导起义。
叶剑英离开后，曾宪植等一批胸怀革命伟业的黄埔女校姑娘中，有相当一部分同样参与了革命，而待到1927年12月的广州起义爆发，曾宪植作为一名曾参与了北伐战争的女战士选择了与叶剑英并肩作战。
或许正是这段并肩作战的经历彻底打动了彼此的心灵，又或许是在广州起义失败后，两人在一起前往香港的路上彼此相知。
总之，在来到香港之后，叶剑英与曾宪植女士很快便结为伉俪。再到1928年，曾宪植亦是顺理成章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结婚后，正如那句“七尺之躯，已许国，再难许卿”，叶剑英元帅需要四处奔波领导革命，曾宪植也亦在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派往“白色恐怖”中的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过程中，曾宪植曾一度遭反动派抓捕，幸得中央特科的同志们营救，才幸存下来。
1931年，由于上海地下党遭到了严重破坏，曾宪植等人被迫离开香港，也正因如此，总算在分别多年之后再次见到了叶剑英。然而，原本两人打算一同前往中央苏区，怎奈途中，曾宪植又被派往日本留学，夫妻二人也只好再度分别。
在日本期间，曾宪植亦曾被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抓捕，但是由于当时日本正在筹备组建伪满洲国，曾宪植的曾国藩曾孙这一身份，反倒成了她的护身符。
1937年，适逢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曾宪植回国，并在武汉担任党内的文职宣传类工作，随后在阴差阳错之下，她与叶剑英再度重逢，却也难免因多年的分裂造成的隔阂而劳燕分飞。
最终，伴随着1937年叶剑英元帅在延安，与另一名名为危拱之的女性建立起夫妻关系，叶曾两人的之间的夫妻关系最终破裂。只不过，当时整个中华民族都处于危如累卵的局势之中，这次“小小的波澜”也自然难免被曾宪植抛之脑后。
话说回来，尽管曾宪植女士与叶剑英元帅最终破镜难圆，但或许唯一幸运的是，他们之间终究在1937年那次短暂的相会后，留下了一个孩子，也就是日后的共和国总政治部联络部部长叶选宁。
从元帅夫人到“妇女能顶半边天”
1941年，曾宪植在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之中，终于被调回延安，并进入延安的马列学院及中央党校学习，在这里，她还被好事者们安上了一个“延安十美”之一的名头。
正巧，也正是这时，叶剑英同样返回延安担任中央军委参谋长，两人同处一地，虽不至“抬头不见低头见”，但总归还是为彼此添了不少尴尬。
当然，夫妻之间以劳燕分飞，曾宪植与叶剑英元帅这两位虽然偶感尴尬，但总的来说，每每相逢彼此之间倒也算落落大方。毕竟，这时的曾宪植也明白，自己头上那个名为“夫人”的标签已经淡去，她现在应当做的是，继续为革命而奋斗。
就这样，在党校的学习内夯实了曾宪植的理论基础，她也随即在毕业后进入中央敌工部，一个争取和瓦解敌军的专门工作部门工作。随后，待到抗战结束，她又随中共代表团抵达重庆，担任邓颖超女士的秘书。
在这样的生活中，曾宪植渐渐与毛主席等人熟识，而巧的是，曾宪植与毛主席同为湖南人，也都曾在湘乡生活过，虽然彼此年少时未曾谋面，但是倒也算半个同乡。
与此同时，再加上昔年毛主席曾对主政湖南的曾国藩有过极高的评价，甚至心怀“仰慕之情”，此时遇到曾宪植这位曾家的出色后进，自然会在碰面时闲谈一二。
就这么久而久之，两人熟络，毛主席便给曾宪植起了个“阿曾”的称呼，曾宪植几次“反抗”无效，只好随他去，而这个“阿曾”的称呼也象征着她与主席之间的亲密关系，伴随她走过了一生。
1948年8月，开国大典举办在即，为了将这次史无前例的大盛会办得妥帖，周总理钦点待人接物都十分出色的曾宪植，来负责接待和安置来宾的工作，并在之后的工作中得到了周总理以及宋庆龄女士的认可与信任。
开国大典上，曾宪植搀扶着当时腿脚不便的宋庆龄女士来到门楼上，随后便要下楼。不过，也就在她打算离开之时，周总理忽然叫住她，对她说：“阿曾，你就站在我旁边。”
言罢，周总理便将她安排在自己身后。
站在开国大典的会场，听着毛主席庄严的呼声，站在周总理身后的曾宪植双眼晶晶发亮，尤其当她听到新中国成立的声音时，她不免回顾自己走过的革命道路，继而眼含热泪。
新中国成立之后，她在担任宋庆龄女士的秘书之余，也一直在妇联内部工作，一度协助国家一起进行了妇女解放、扫盲等工作。
一次，曾宪植无意间听闻身边有几个干部正在小声谈论，中国妇女节制会的刘王立明女士，非议她在那个年代显得十分光鲜的着装。然后，曾宪植一改往日洋溢着热情的面庞，阴着眉目走到那群人面前批评道：
“刘王立明先生曾解救过许多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她的丈夫也是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你们了解这些历史吗？再说人的生活习惯、穿戴爱好本就不同，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有此一事，曾女士在妇女工作上的热情与细心可见一斑。
1953年，妇联举办了中国妇女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正是在这场大会上，毛主席在迈步进入会场后，一眼便认出了这个和自己关系不错的女士，所以也就有了那句熟络的玩笑话：
“阿曾，进了城怎么不来看我？你都快变成‘老曾’咯。”
曾宪植闻言也是眉开眼笑，当即用自己的湖南话回应道：
“报告主席，我正是阿曾，进了城您忙我也忙啊！”
两人随即相视而笑，引得会场的气氛也活跃起来。
毛主席曾说“妇女能顶半边天”，毫无疑问，曾宪植作为一名“顶了半边天”的妇女，对国内妇女运动做出的贡献绝对是出色的。
在妇联工作的17年中，曾宪植几凭一己之力，便为国内妇女运动积攒了许多宝贵的经验，而更难得的是，这位湖南“世家”出身的干部，还能在勤勤恳恳的同时，做到节俭朴素。
诚然，我们不得不承认是曾宪植的家境让她的人生有了一个精彩的开场，但她一路走过的人生无疑是由她亲笔挥毫……
1989年10月11日，曾宪植这位走过新中国革命历程的传奇女士，叶剑英元帅的前妻，毛主席口中的阿曾病逝，享年79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