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初九，安禄山于范阳起兵反唐，“安史之乱”爆发，大唐的盛世长歌和天下太平，都被这场突如其来的叛乱，重重画下了休止符……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在此之前，李唐王朝已经一百三十多年未历兵燹之灾，国家承平日久，面对即将到来的兵祸，朝野上下难免有些忧心忡忡。

只是此时帝国正值鼎盛，即便再悲观的人，恐怕也不会认为，这场发自东北边镇的战争，会最终成为大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致命转折点。

而正是由于李隆基在“安史之乱”前后一系列极为昏聩、荒唐的举动，不仅亲手促成了安禄山的叛乱，更将这场原本破坏力有限的地区性战争，演变成为了持续八年之久、席卷大半个中国的恐怖灾难。

从极致的英明神武到极度的昏庸无能，“太平天子”李隆基的一生，充满了让人无法理解的“蜕变”——这位曾经缔造“开元盛世”的伟大君主，又几乎凭借一己之力，便将正处于巅峰的大唐王朝，一步步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公元742年，唐玄宗放弃已经使用近三十年、写满其丰功伟业的“开元”年号，并取“物华天宝”之意，宣布改元。

至此，大唐历史与李隆基的人生，进入极具分水岭意义的“天宝”时代。

也正是这一年，唐廷将缘边及襟要地区划分为十大藩镇，四十岁的安禄山，因镇守北疆屡立奇功，被正式任命为“天宝十节度”之一的平卢节度使。

早在河北为官之际，安禄山出手便相当阔绰，常用厚礼贿赂、笼络往来官员，以致京中权贵纷纷为其“歌功颂德”。

而位列封疆之后，安禄山得以频繁入京朝觐天子，其人极擅逢迎，在玄宗面前一味献媚，显示忠诚，因此颇受皇帝信任喜爱。

安禄山还厚颜无耻地认比自己年轻十六岁的杨贵妃为养母，君臣关系从此又进一步，而其在玄宗朝更是一路平步青云，恩宠无以复加。

简单举两个最具代表性的例子：

天宝九载（749年）五月，玄宗下旨赐封安禄山为东平郡王，此举不仅开了唐朝边镇节度使封王的先河，对于胡人来说，更是前所未有的恩典。

天宝十载，玄宗又以安禄山在兴庆宫南的道政坊旧宅“陋隘”为由，于城东亲仁坊另选宽爽之地，出御库钱为养子另起新居。

御赐宅邸的选址相当讲究——亲仁坊并非寻常地界，那是李隆基父亲、唐睿宗李旦登基前的“在潜之居”，玄宗也是从这里登上皇位。

可以说亲仁坊对于大唐王朝的意义有多特殊，安禄山在玄宗朝的圣眷就有多优渥。

而在皇帝“穷极华丽，不限财物”的最高指示之下，安禄山居所的营造更是一掷千金，极尽铺张之能事。

据史料记载，豪宅修成之后，“院宇堂皇，窗牅绮疏，高台曲池，帏帐幔幕，充轫其中宛若天造”，是当时公认的京城第一甲第。

当然，天子富有四海，对宠臣予以名利、物质上的恩泽，哪怕穷奢极欲，倒也还情有可原。

然而玄宗之于安禄山，在权力方面的过度给予，以及军事上的一味放纵，才是真正给大唐王朝埋下了致命的隐患。

先看实权职位：在叛乱之前，安禄山已获得四府经略处置使，平卢、河北转运使，以及知群牧总监等要职，几乎一手把持着帝国东北地区的钱粮运转。

更关键的是，安禄山还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管辖范围横跨今日的北京、天津，以及辽宁、河北，山西，内蒙四省，麾下更掌握着大唐王朝超过三分之一的正规军队。

历史曾无数次地证明，那些从皇恩浩荡、荣宠无以复加开始的故事，往往都是以君臣反目或者犯上作乱作为结局，只是曾经英明神武的玄宗皇帝，却始终想不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

此时的安禄山，权倾朝野、富可敌国，手握重兵，独守北疆——在距离帝国中枢千里之遥的东北边镇，俨然土皇帝一般的存在。

然而“一人之下”到底比不过“唯我独尊”，野心勃勃的奸佞小人，已经被君父的隆恩旷典撑大了胃口，就在玄宗对其百般信赖、无比恩宠的同时，安禄山已经开始蠢蠢欲动了……

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此前一直对玄宗毕恭毕敬的安禄山，态度逐渐发生重大逆转。

究其原因，安禄山手握三镇羽翼渐丰，骄恣心态日盛，又眼见大唐承平日久、武备堕驰，遂生出轻慢之心。

但玄宗到底对其恩重如山，安禄山也准备隐忍到皇帝驾崩后再行谋反，然而与其有隙的宰相杨国忠，一直在皇帝面前告发其有谋逆之心，终于将已经引而不发的安禄山彻底激怒。

当年四月，玄宗在杨国忠的一再撺掇之下，派给事中裴士淹以“宣慰”之名出使河北，目的就是摸清安禄山的底细。

不料裴士淹抵达范阳后，安禄山声称身体不适，先是将钦差冷落在驿馆长达二十余日，后虽然勉强出面，却召集大批全副武装的亲兵随行，在裴士淹面前耀武扬威。

裴士淹哪里见过这种阵势，吓得匆匆宣完圣旨便火速返回长安，在向玄宗禀报事情经过时，直指安禄山包藏祸心，“无复人臣之礼”。

以武犯禁，亵渎天子钦差；逞凶斗狠，藐视朝廷威权，按理说安禄山如此狂妄悖逆，无论其用以如何，已是大不敬的死罪，然而玄宗却完全不以为意，只觉得安禄山身为胡人又是武将，举止难免粗鄙，而裴士淹所言则完全是在危言耸听。

紧接着六月时，安禄山长子安庆宗与荣义郡主大婚在即，玄宗亲自下诏命安禄山至长安参加婚礼，但其再次推脱生病，拒不入朝。

事已至此，安禄山的狼子野心已是昭然若揭，然而李隆基却执着的认为养子绝对不会谋逆造反。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七月，安禄山又突然上奏要向朝廷进献北地良驹三千匹，同时每匹马还要配备两名马夫，并由二十二员蕃将统领进京。

六千多人浩浩荡荡奔赴关中，所为何事已不言自明，朝中官员竭力阻止，玄宗似乎也有所醒悟察觉，立刻遣使到范阳传旨，告知安禄山献马无妨，但沿途均有驿站，另派专人护送则大可不必。

同时，再次试探性的邀请安禄山于十月入京。

谁知钦差抵达范阳，所受待遇比之前的裴士淹更为不堪，安禄山甚至都没有下跪接旨，只是无比傲慢地踞坐于床榻之上，同时意味深长地表示：“马不献亦可，十月灼然诣京师。”

十月我将昂首挺胸地进入京师——这已经不是简单地挑衅，而是赤裸裸地威胁。

安禄山此时就差没有将“造反”二字脱口而出，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李隆基却依然无动于衷。

老迈的太平天子，一直沉湎于海晏河清的盛世美梦中无法自拔，对养子安禄山，更有一种近乎偏执的信任，以至于对可能发生的重大变故，没有任何的心理准备和防范措施。

而这一切，也将很快给李隆基和他的大唐帝国，带来难以想象的灾难……

公元755年十一月初九，那个“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时刻终于还是来了，安禄山于范阳兴兵十五万反唐，而此刻，李隆基正与杨贵妃在骊山华清池中歌舞升平。

消息传来，玄宗依然不愿相信安禄山真的已经谋反，甚至一度怀疑，又是别有用心之人，在刻意栽赃污蔑。

直到十一月中旬，前线战报纷至沓来，雪花般的告急文书，将李隆基从烟雾缭绕的华清池内拖拽回残酷的现实之中，也让大唐天子不得不打起精神，重新思考要如何应对这场从天而降的叛乱。

恰好此时，安西节度使封常清返回长安例行朝觐，当玄宗问及平叛之策，安西名将显得信心十足，并向皇帝保证“计日取逆胡之首悬于阙下”。

玄宗闻言龙颜大悦，当即将安禄山的平卢、范阳节度使转授于封常清，并命其立即奔赴东都洛阳征兵御敌。

封常清当然有骄傲的资本，作为帝国的西北名将，此前其纵横西域，所向披靡，这也是李隆基相信其十日之内便能取安禄山首级的原因。

然而，封常清神勇不假，但此次出征洛阳，其身边不再是血战八方的安西精锐，而尽是洛阳城中的无业游民。

而临时拼凑的部队尚未来得及加以操练，汹涌南下的叛军已经连克陈留、荥阳，封常清只能带着手下六万乌合之众，仓促前往虎牢关迎敌。

一边是如狼似虎的东北边军，一边是从未上过战场的贩夫走卒，结果可想而知。

两军于虎牢关前交战，封常清的部队瞬间溃败，一路逃往洛阳，封常清收拢残兵且战且退，最终仍无力阻止叛军西进——十二月十二日，安禄山起兵仅仅33天后，大唐东都洛阳宣告失守。

此后，封常清退至陕郡，考虑到叛军新胜士气高涨，而陕郡又无险可守，且身后的潼关兵力空虚，便建议驻军于此的高仙芝立即引兵向西，退保潼关。

二人退往潼关后，凭借天险击退尾随而来的安史叛军，正准备重整旗鼓之际，不料厄运突然降临。

原来，宦官边令诚与二人早有过节，听闻前线兵败，便在玄宗面前煽风点火，指责封常清丧师失地，又不战而弃陕郡，动摇军心，更诬告高仙芝克扣军粮，中饱私囊。

东征兵败，洛阳失守，李隆基本就大为不悦，听闻此言更是勃然大怒，随后不分青红皂白，便命边令诚携圣旨赶赴潼关，将高、封二人斩杀于军中。

封常清与高仙芝，号称“帝国双璧”，是当时唐朝战功最卓著的两位军事将领，封常清丢失东都，固然有罪，但其统辖的毕竟只是一帮散兵游勇，战败也属情有可原。

而放弃陕郡、退保潼关，在当时来说也是审时度势的最佳选择，何况战场形势紧迫，高、封二人完全没有时间请示朝廷，贸然撤兵虽有先斩后奏之嫌，也万万罪不至死。

临阵易帅乃是兵家大忌，而大敌当前，昏庸的玄宗却听信宦官谗言，怒斩前线两位忠心耿耿的国之柱石，不仅自毁长城，更令潼关守军的士气一落千丈。

高仙芝、封常清被杀之后，玄宗面临无将可用的局面，无奈启复正在京中养病的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命其率河西、陇右、朔方诸藩二十万大军，出镇潼关。

若论资历、战功、能力，哥舒翰确实是唐军主帅的不二人选，但此时其年事已高，又身患重病行动不便，在皇帝的一再催逼之下，只能是被抬着走上了前线。

而就在哥舒翰赴任潼关之际，公元756年正月初一，安禄山在洛阳举行登基大典，自称大燕皇帝，开始堂而皇之地与李唐王朝分庭抗礼。

洛阳沦陷，对于唐廷而言，确实是一个重大损失，但也还远远未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潼关固若金汤，时刻拱卫着富饶的关中平原以及京师长安的安全。

而在经历了叛乱初期的鞭长莫及之后，帝国各处边镇的援军，也正在陆续赶赴关中勤王。

反观僭称天子的安禄山，虽然占据洛阳，实则却陷入了进退维谷，左右为难的局面。

叛乱之后，河北地区的抵抗运动便从未停止，而进入次年二月，后来在安史之乱中大放异彩的郭子仪、李光弼，又率朔方、河东精锐兵团，连克常山、嘉山，进而兵围博陵，将范阳与洛阳的联系彻底切断。

洛阳以西，病恹恹的哥舒翰扼守潼关天险，燕军屡屡强攻却无可奈何，安禄山一筹莫展，只能命令崔乾佑暂时退往陕郡驻扎。

安禄山意图向东及东南方向用兵，又遭到各路唐军的顽强抵抗，导致其进军荆楚和江淮等财赋重地的希望化作泡影。

分析形势，大唐天子稳坐长安高枕无忧，而伪燕皇帝在洛阳却是四面楚歌、寝食难安。

随着时间的推移，只要李隆基沉心静气，形势将对叛军越来越不利。

安禄山很有可能放弃洛阳，退往范阳，而一旦如此，安史之乱的持续时间、波及范围和造成的影响都将降到最低。

但在这种决定帝国命运的关键时刻，李隆基却做出了也许是其一生中最错误的决定——命令镇守潼关的哥舒翰，主动出击迎敌！

从赴任潼关开始，哥舒翰便修壕筑垒，严阵以待却绝不出战。

然而，安禄山造反是打着“清君侧，诛杀杨国忠”的名号，此时杨国忠见哥舒翰手握重兵却按兵不动，深恐其会趁乱杀回关中，取自己性命以谢天下。

有鉴于此，杨国忠多次怂恿玄宗下旨潼关出兵，最后干脆编造虚假情报，谣传崔乾祐驻守陕郡的兵力不过四千，而且尽是老弱残兵，正是唐军反攻的最好时机。

只要稍微具备一点军事常识，都知道此刻按兵不动才是最好的选择，然而玄宗迫切希望尽早平息叛乱，利令智昏之下，竟遣使到潼关宣诏，命哥舒翰即刻率部倾巢而出，进攻陕郡，克复洛阳。

有高、封二人被临阵处斩的前车之鉴，哥舒翰又哪敢抗旨，明知此行凶多吉少，也只能硬着头皮挥泪出关。

而此举正中叛军下怀，得知潼关唐军主动出击，崔乾佑于潼关至陕郡的必经之路上提前设下伏兵，只等对手入瓮。

六月八日，唐军行至潼关以西的灵宝地区，在一条长达七十余里的狭窄隘道之中，遭遇叛军的突然袭击。

唐军措手不及，队伍一片混乱，而人马、车辆又拥塞于逼仄的峡谷之内进退不得，在对手的前后夹击之下，十几万人或被叛军趁乱击杀，或慌乱投河溺毙、或相互踩踏而亡，最终只剩八千残兵狼狈逃回潼关。

六月初九，崔乾祐乘胜挥师西进，兵不血刃攻占潼关。

灵宝之战，可以说是玄宗在伪燕政权最彷徨无措之际，拱手为安禄山献上的惊天大礼。

此役过后，唐军十几万精锐阵亡，元气大伤，更重要的是潼关失守，关中门户洞开，帝国中枢长安随时面临致命一击。

六月十二日，玄宗得知潼关沦陷、叛军即将兵临城下的噩耗，先是故作镇定，信誓旦旦扬言要御驾亲征，谁知当日深夜，其便悄然携带贵妃、皇子以及一众宠臣，仓皇逃离长安，意欲前往蜀中避难。

此后的故事，我们都耳熟能详——六月十四日，天子车驾行至长安以西的马嵬驿，护驾禁军因抛妻弃子、背井离乡而心生怨气，加之一路逃亡饥疲交加，最终引发哗变。

祸国殃民的奸相杨国忠首先被斩杀于乱军之中，随后愤怒的将士又以“兵谏”的形式，逼迫玄宗赐死了贵妃杨玉环。

兵变次日，李隆基继续西行入蜀，而太子李亨因百姓拦路请留，被迫与父亲分道扬镳，率两千人马北上灵武，并于七月十三日，在三军拥立之下登基称帝。

一场兵变，李隆基失去了爱人，丢掉了皇位，不仅名誉扫地，政治生命也基本宣告结束。

公元757年秋，唐军经香积寺血战，艰难光复长安。当年十月，玄宗由成都辗转返回京师，但不久后便因遭到肃宗李亨的猜忌而被幽禁于皇城太极宫内——在生命最后的五年里，垂垂老矣的太上皇，连自由和尊严都成为了一种奢望。

当然，从宠幸放纵安禄山到冤杀高仙芝、封常清；从逼迫哥舒翰东征到舍弃宗庙百姓出逃，李隆基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其咎由自取，也根本不值得同情。

而正是因为其令人瞠目结舌、堪称神经错乱般的表现，安史之乱才由原本区域性的战争，迅速升级成全国性的灾难，鼎盛的大唐王朝遭受致命重创，此后开始一蹶不振。

更令人痛心的是，“安史之乱”历经玄宗、肃宗、代宗三朝天子，为祸长达八年之久。

其间，因大唐内乱，吐蕃乘机入侵，河西、陇右、西域之地皆被外族占领，而遭兵燹荼毒最为严重的河北、河南、河东、关内四道，曾经的锦绣河山在战后几乎化作一片焦土废墟，万千平民流离失所，或在战火中沦为乱世亡魂。

平定叛乱的过程，耗费钱财数以万计，造成的损失更是难以估量，而战争结束之际，唐廷已无力对“首乱之地”的河北地区进行彻底清剿，不得以又任命三位伪燕降将继续出任卢龙、魏博、成德节度使。

而以“河朔三镇”的诞生为标志，藩镇割据的局面悄然形成，此后大唐国力日渐衰微，中央威权严重削弱——叛乱虽被平息，而帝国的丧钟却已悄然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