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白居易在《长恨歌》中，用大量深情而凄婉的笔墨，为后世描绘了1400多年前，唐明皇与杨贵妃那场充满悲情无奈的生离死别。

千年以降，但凡谈及马嵬坡之变，古稀天子面对暴动时的无能为力，绝代佳人于乱军中的香消玉殒，似乎成为后人对兵变当晚最深刻的印象。

然而，“三千宠爱在一身”的杨玉环，即使在后宫呼风唤雨，但其从来不是大唐政治舞台上的焦点，而在公元757年那个风谲云诡的夜晚，从始至终，主角都另有其人。

故事的开端是杨国忠的突然被杀，结局是李隆基的黯然西行，而天子与皇妃的凄美爱情、杨玉环的被逼惨死，充其量不过是暴乱之中衍生出的副产品。

而一切的关键和重点，是此后大唐皇位的意外更迭，以及对安史之乱前种种错误决策的拨乱反正，而隐藏在事变深处的，更是玄宗、肃宗父子数十年的恩怨纠葛——马嵬坡兵变所包含的政治色彩，远比其本身的悲剧意味更加浓烈。

所以，即使“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的悲情成份令人扼腕，但马嵬坡之变的主题，绝不是在讲述一个催人泪下的爱情故事，那是一场极为凶险、近乎失控的军事暴乱，是残酷的宫廷斗争在某个特殊节点的集中爆发，而这，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核心问题。

那么，这场导致大唐最高层权力结构彻底洗牌，进而改变整个王朝命运的重大政治事件，究竟是因何而起，过程又到底如何，是无意为之还是经人指使，其背后又藏着哪些耐人寻味的细节和不可告人的秘密，本文在此将为您一一详细作答。

公元757年六月，一则惊人的消息突然传入长安——灵宝战役失败，二十万唐军损失殆尽，安史叛军在轻取潼关之后，正挥师西进直扑大唐京师。

得知噩耗的李隆基此时还颇具天子风范，次日上朝时，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年过七旬的玄宗甚至还信誓旦旦要御驾亲征。

谁知当日夜间，大唐天子便暗中召集妃嫔皇子、近侍重臣等人，在两千多禁军的护卫之下，悄然逃离长安，准备避祸蜀中。

但因为事发仓促，并未带出足够的粮食，兵荒马乱之际，沿途也没有官员迎候圣驾，所以连日亡命奔逃，即使皇帝也只能吃糠咽菜，而跟随御驾出逃的随行人员，饮食就更是难以得到保障。

离京第二天，即六月十四日中午，众人抵达长安以西百余里的马嵬驿，由长安一路逃来，背井离乡又风餐露宿，禁军士兵积压的不满情绪正无处排遣，恰好此时看到吐蕃使者跪在宰相杨国忠马前啼哭求食，不知是谁大喊：“国忠与胡虏勾结谋反，此贼不杀，更待何时？”

将士们的怒火瞬间被引燃，所有人几乎是一拥而上，将杨国忠砍成了肉泥，还不解恨，又将其子杨暄以及杨氏家族的韩国、秦国夫人（皆为杨贵妃姐妹）一并斩杀。

等玄宗听到动静出门查看，此时血案已经酿成，皇帝也只能出言宽慰群情激奋的禁军，同时赦免将士们的擅杀之罪。

然而众人见天子开恩却并未退去，禁军统领陈玄礼更代表麾下部众，进一步提出处死杨玉环的要求。李隆基顿时大惊失色，忙以“贵妃常居深宫，国忠为乱，贵妃何以知之？”为由，试图为自己心爱的女人申辩。

然而禁军给出的理由瞬间让皇帝无言以对：贵妃诚无罪，然将士已杀国忠，而贵妃在陛下左右，岂敢自安！愿陛下审思之，将士安，则陛下安矣!

将士安，则陛下安矣——换言之，如果将士们的安全无法得到保障，那么首先遭殃的肯定是皇帝陛下本人！

这几乎就是对大唐天子赤裸裸的威胁，然而此时士兵已杀红双眼，任何极端之事都可能做得出来，刀剑相逼之下，李隆基只能忍痛下令，命高力士用白绫将杨贵妃勒死于佛堂之中。

至此，玄宗身边最得宠的杨国忠、杨玉环相继殒命，而马嵬坡禁军哗变之事，也暂时告一段落——但是请注意，是告一段落，而不是彻底结束。

马嵬之变，禁军将士怒杀天子近臣，再以武力威逼皇帝赐死爱妃，这样的行为，说好听一点叫“兵谏”，说直白一点，就是犯上作乱，是诛灭九族的大罪。

要知道李隆基并不是一个心慈手软的皇帝，当年太子李瑛为护驾而披甲入宫，玄宗盛怒之下便能在一日之内连杀包括太子在内的三位皇子。

仅仅因为缺衣少食，禁军就能愤而哗变？而暴乱之后，兵卒们就不怕皇帝的报复？就不考虑将要承担的后果？

当然，人在愤怒到极点时，极有可能丧失理智，进而做出疯狂的举动。纵观当晚禁军士兵的表现也确实非常疯狂。

将宰相大卸八块之后，众人不仅生啖其肉，还以长枪挑着杨国忠的头颅悬挂于驿门之上，紧接着乱兵们又杀了杨国忠之子、户部侍郎杨暄，以及韩国夫人和秦国夫人。

此时，御史大夫魏方进闻讯出面指责乱兵“汝曹何敢害宰相！”，结果暴怒的将士又将魏方进也杀了，另一位宰相韦见素听见骚乱，仅仅是探头查看情况，也被禁军将士打得头破血流、几乎丧命。

军士们的所作所为似乎已完全失控，然而失控状态下的禁军，既然已大开杀戒，为何事态没有彻底发展到弑君泄愤的地步，杀人逞凶者最后甚至还能忠心耿耿地护送着玄宗一路向西直达蜀中。

这哗变前后的种种表现，在逻辑上根本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

能以通敌为名击杀当朝宰相，继而有理有据的兵谏玄宗赐死爱妃，以解后顾之忧——回顾整个哗变过程，节奏掌握得有条不紊，情绪控制得恰到好处，直至所有目的达到之后，众人很快又恢复了正常。

要说这一切无人操盘或暗中指挥，实在令人难以相信。但如果说兵变并非自发而为或者临时起意，那么叛乱的背后，究竟又是受谁人指使呢？

也许答案只有一个——禁军统领、龙武大将军陈玄礼！

作为禁军的最高长官，只有陈玄礼可以第一时间掌握到兵士情绪的变化，从而巧妙地借助这股怒火来达成其个人的目的。

也只有陈玄礼可以调动、指挥禁军杀人、逼宫，在兵谏之后，又能及时约束部下，继续护卫皇帝西行。

那么问题也来了，陈玄礼究竟是何许人也，他又为何会在关键时刻“背叛”唐玄宗呢？

早在景龙四年（710年）时，陈玄礼便随李隆基起兵，诛杀掌权的韦后及安乐公主，“唐隆政变”使睿宗李旦得以复辟，而李隆基则顺利成为皇太子。

此后的46年时间里，陈玄礼不仅一直是拱卫玄宗安全的禁军最高长官，更是李隆基本人最信赖的“贴身保镖”。

46年，几乎横跨了两人的一生，君臣之间这种历经半个世纪培养的感情和建立的信任，怎么可能在朝夕之间突然崩塌？

这是因为，陈玄礼之所以“背叛”，并非是于危难之中落进下石，而恰恰是要在关键时刻“浑水摸鱼”。

先让我们通过史料的记载，还原一下事发当日，陈玄礼的具体表现：

翌日，至马嵬，军士饥而愤怒，龙武将军陈玄礼惧乱……

玄宗流亡政府于十四日抵达马嵬驿，将士此时因种种原因已是愤愤不平、怨声载道，而作为禁军长官的陈玄礼，当然也在第一时间捕捉到了部下们情绪上的变化。

驿馆之内，暗流涌动，如果不能及时采取行动，愤怒的火山一旦爆发，后果将不堪设想。

作为禁军统领，护卫圣驾安全，是陈玄礼的本分，而李隆基一旦遭遇不测，他这个皇帝私人保镖，也绝对是陪葬的下场。

有鉴于此，陈玄礼禀报太子后，立刻召集众人，并义正言辞的高呼：

今天下崩离，万乘震荡，岂不由杨国忠割剥氓庶，朝野咨怨，以至此耶？若不诛之以谢天下，何以塞四海之怨愤！”

众所周知，安史之乱的爆发，杨国忠固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李隆基作为大唐王朝的最高掌权者，因其姑息养奸，以致安禄山叛乱；又听信杨国忠谗言，执意让固守潼关的哥舒翰东出迎敌，造成灵宝惨败；而长安失守之后，其又置宗庙社稷、黎民百姓于不顾，悄然出逃。所有这一切，最应该负责的就是玄宗本人。

只是陈玄礼这番慷慨激昂的演讲，不仅巧妙地推卸掉了“罪魁祸首”李隆基的责任，同时也让将士们的满腔怒火找到了宣泄的对象。

最终，本就天怒人怨的杨国忠成为刀下亡魂，而奸相既死，如果不对杨贵妃斩草除根，此后的漫长岁月，谁来保证陈玄礼和禁军将士的安全？所以杨玉环的死，几乎就成为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兵变之后，李隆基的威望受到致命打击，政治生命基本上也已宣告结束，但至少皇帝本人的生命安全得到了保障。

如果没有陈玄礼在关键时刻“落井下石”，依当时的情况来看，玄宗能否安全的走出马嵬驿都是问题，更遑论日后在蜀地享受太上皇的安逸生活。

所以说陈玄礼不仅没有背叛唐玄宗，反而是在关键时刻，依靠其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挽救了皇帝岌岌可危的性命。

而作为历次宫廷内斗的幸存者，李隆基一生都在政治权谋的漩涡中浮浮沉沉，陈玄礼的良苦用心，即使事后不向皇帝挑明，玄宗又岂能参悟不透？

这也就很好的解释了在离开马嵬驿之后，陈玄礼一直不离不弃的跟随唐玄宗，玄宗对其也依然是信任有加，而李隆基到达蜀地之后，所有参与哗变的禁军士兵，也没有受到任何处罚。

由于“不可告人”的目的，陈玄礼策划、组织并实施了马嵬驿之变的第一阶段，但正如前文所述，对于玄宗而言，危机只是暂时告一段落，而远远没有彻底结束。

驿馆之外，另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即将上演，马嵬坡事件真正的高潮也在变乱平息后悄然来临……

六月十五日清晨，盛夏的太阳照常升起，一夜无眠的玄宗拖着近乎虚脱的身躯登上了离去的马车。

只是未行片刻，禁军官兵便再次驻足不前，并扬言杨氏在四川根基深厚，担心入蜀后遭遇报复，经过一番商议，玄宗采纳了大臣韦谔的意见，先向西至扶风（金陕西宝鸡），再做打算。

只是众人尚未走远，前方道路突然又被大批乡民堵住，望见天子车撵，百姓纷纷跪伏路边，痛哭哀嚎，苦苦劝说玄宗回銮。

陛下请回宫阙，保守宗庙陵寝，不日勤王之师四合，必能破贼。

此时的李隆基能怎么办？下令大开杀戒，清理掉挡路的百姓，然后扬长而去？且不说禁军是否会执行这个愚蠢至极的命令，若真要如此，那么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只怕是叛军未至，大唐立刻便会人心尽失。

而重返长安就更是笑话，李隆基若有这样的胆识气魄，根本不会出逃，又哪会惹来后面这许多是是非非？

更何况此时玄宗已是万念俱灰，只想早日避居西南，但烂摊子总得有人收拾，舆情民意也总要有人安抚，无奈之下，李隆基召来随驾的太子李亨，作为皇家代表，负责殿后宣慰百姓。

乡亲父老见东宫储君留下，也没有再刻意阻拦玄宗，只是含泪高呼：至尊既不肯留，某等愿率子弟从殿下东破贼以取长安！

哭嚎之声传于四野，须臾间道中便聚拢数千人，李亨见一时无法脱身，只得命次子广平王李俶飞马向前方的玄宗汇报情况。

百姓拥戴太子抗敌平叛，这已经是难以改变的事实，天意民心如此，要人力如何扭转抗衡？

李隆基闻讯只得从护驾的禁军中拨出二千人马交予太子，并转告儿子“汝宜勉之，勿以吾为念”。

渭水河畔，玄宗向西，太子往北，天家父子怀着不同目的分道扬镳。至此，属于李隆基的辉煌时代已黯然落幕，而大唐历史也将翻开全新的篇章——马嵬驿之变发生一个月后，即公元757年七月十三日，太子李亨在朔方军的拥立之下，于灵武登基称帝，并遥尊远避蜀中玄宗为太上皇。

回头再来梳理这一段历史就会发现，在马嵬驿之变中，无论从作案动机还是事后获益来分析，太子李亨都有难以洗脱的嫌疑。

从“驿馆兵变”到“遮道请留”再到“灵武继位”，不仅有内在的因果关联，而且李亨在整个事件中所起到的作用，从史料中也能找到清晰而完整的证据链。

丙申 ，至马嵬驿，将士饥疲，皆愤怒。陈玄礼以祸由杨国忠，欲诛之，因东宫宦者李辅国以告太子，太子未决——《资治通鉴·唐纪》

如《资治通鉴》所载，事发当日陈玄礼并非直接行动，而是提前告知“诛杨计划”并征求太子殿下的意见。

兵变的利害关系和可能带来的结果，李亨自然是一清二楚，但“太子未决”说明其采取了默许的态度。从这层意义上说，马嵬坡之变，李亨虽不是主谋，但至少也是个知情不报的共犯。

而马嵬驿外看似偶然的“父老遮留”事件，就更是疑点重重。

父老乡亲出现的时间如此的恰到好处，似乎有人已提前部署安排，只等玄宗车驾出现，便立刻一拥而上。

而百姓拦路所诉求的内容更是直击要害——李隆基无论如何都不会返回长安，此时杨国忠已死，唯一能代表朝廷、代表皇帝的，便只剩太子李亨一人。

兵变的直接目的是除掉对头杨国忠，也势必会对父亲的政治地位造成致命打击，所以太子才采取了纵容默许的态度；而紧接着，李亨又在马嵬坡外精心准备了一出“父老遮留”的戏码，“万般无奈”之下，父子各奔前程，由此李亨也彻底摆脱了父皇的控制。

而有了此前的种种铺垫，几乎从渭水分别开始，灵武继位的结局就已经失去了任何悬念——一边是昏聩老迈、身败名裂，而且又远避西南苟且偷生的唐玄宗，一边是以天下兵马大元帅之职，北上灵武“力挽狂澜”的皇太子李亨。

江山社稷凭谁维系，万千生民仰谁拯救，皇帝与太子之间，如此简单的选择题，恐怕没人会做错吧。

只是李亨已贵为太子，玄宗更是年逾古稀，大唐皇位迟早是其囊中之物，储君却为何要在社稷动荡、大敌当前的关键时刻，处心积虑的抢班夺权呢？

而要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就不得不提及玄宗、肃宗父子之间，长达数十年的恩怨纠葛。

李亨既非嫡出也不是玄宗长子，在其之前，太子李瑛便是死于非命，李亨之所以能胜出，全因其母身份低微，令其在宫内和朝中均无奥援，是李隆基最满意的“孤臣”。

在复杂的派系斗争和权力角逐中，势单力孤的李亨本就小心翼翼，再加上李隆基“一日杀三子”的前车之鉴，太子的生活就更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而李隆基对于权力又表现出了极强的占有欲，直到年逾古稀，也完全没有要传位或放权的打算。

在这样的背景下，李亨如果跟随父亲进入四川，面临玄宗的猜疑和杨国忠的迫害，先不谈继统之事，便是太子之位能否坐稳都成问题。

而马嵬坡之变的发生，正好除掉了与李亨一直存在尖锐矛盾的杨国忠，李隆基也因为兵变而颜面扫地，政治影响力更是跌至冰点。

不要以为唯唯诺诺的太子就不会反抗，李氏家族从太宗李世民开始，血液里就流淌着宫廷政变的遗传基因，李隆基深谙此道，李亨也绝对不遑多让。

试问一个在父亲恐怖天威之下战战兢兢生活了几十年的儿子，一个随时随地都担心会被废黜或处死的太子，面对马嵬坡兵变这要千载难逢的机会，又怎能坐视不理？

而兵变之后，玄宗虽已身败名裂，但名义上仍是大唐天子，如果不能尽快摆脱父亲的掌控，一旦入蜀，李亨依然是那个生活在父皇阴影之下的太子。

所以，李亨掌握了父亲绝对不会重返京师的心理，从而精心设计了“父老遮留”的桥段，由此也彻底斩断了父子间的联系，为其日后登基扫清了最后的障碍。

值得一提的是，公元762年五月，太上皇李隆基龙和玄宗李亨在十三天内相继驾崩。

试想如果不是马嵬坡兵变，如果没有李亨的先下手为强，身体孱弱的太子大概率熬不过老当益壮的父皇，而“肃宗”这个庙号，也根本没有可能出现在大唐三百年的历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