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夏天某天，在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金丰乡的牛牯朴村里，有个叫陈添裕的老百姓，跟平常一样，给田里的作物浇完水后，就回家忙起家里的活计来了。
就在这时，陈添裕家的院墙外头，响起了村干部急促的呼喊：“陈添裕，添裕兄弟！赶紧出来瞅瞅，有你的急电！”
陈添裕满脸纳闷，急匆匆地从院子里头窜了出来，心想谁会给他发电报呢？村干部把电报塞到他手里，他忙不迭地拆开，一眼就瞅见了上面的字：“陈添裕，速来北京，参加国庆活动！”更让他吃惊的是，电报末尾还写着“中南海 毛泽东”。
读完那份紧急电报，陈添裕心里头那个激动啊，真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毛主席心里还装着他。可琢磨来琢磨去，陈添裕最后竟然婉拒了毛主席的邀请！
陈添裕是个地道的福建农民，他咋就让毛主席这么上心呢？毛主席为啥不嫌路远，非要请陈添裕来北京参加国庆大典呢？可陈添裕为啥又不去呢？
要解开这些问题的谜团，咱们得聊聊那段不平凡的日子。
【一路艰辛苦楚 辗转到达福建乡村】
1929年6月那会儿，毛主席过得挺孤单的，身边就只有怀了三个月孕的老婆贺子珍，还有几个一直挺他的同事。因为不再是前委书记了，所以原先给毛泽东用的马啊、一些东西啊，都被拿走了。
不过好运总是跟着有梦想的人走。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时，中共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也来了，他挺在意毛泽东要辞职这事儿。他心里琢磨：“闽西的革命现在搞得热火朝天，咱也得开个大会，把各级党政组织和革命政府建得更完善。要不，请毛泽东来闽西，和咱们一起干革命，咋样？”
因此，邓子恢迅速跟红四军前委通了气，想着能让毛泽东去福建西边的苏家坡，帮那边的同志准备开第一次大会。红四军前委一听，就同意了邓子恢的请求，而毛泽东呢，也爽快地答应了邓子恢的提议。
接着，毛泽东他们一行人先去了福建龙岩，到那儿简单休息了一下就继续往苏家坡赶路。不过龙岩到苏家坡可有100多公里远呢，而且福建那边天气总是又闷又热，让人受不了。毛泽东他们就这样忍着难受的天气，走了差不多两天的时间，才好不容易到了苏家坡。
到了苏家坡后，7月20号那天，邓子恢牵头，把毛泽东和当地的伙伴们聚到一块开了会。这个会一开就是好几天，大概有三四天那么长。可能是因为不习惯这边的环境，再加上路上赶来赶去挺累的，会议还没搞完，毛泽东身体就撑不住了，开始上吐下泻，还发起了高烧。
邓子恢请来大夫给毛泽东看病，大夫说他是得了疟疾。吃了大夫给开的药后，毛泽东的身体就慢慢好转起来了。
那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始终在追查毛泽东的下落。为了不让他们找到，毛泽东听了邓子恢的主意，躲进了苏家坡的深山老林里。在那里，他一边休养身体，一边悄悄避开敌人的搜捕。
在山里静养的那阵子，毛泽东用了个假名，叫杨子任。这是他之前在湖南念书时爱用的一个笔名。说起来也巧，在湖南话里头，“子任”反过来念，跟他的本名“润之”听起来差不多。
从1929年8月起，苏家坡附近的大山里头，多了个陪着老婆疗伤的“杨子任”。福建那边的方言里头，“子任”跟“主任”说起来差不多，所以福建的乡亲们就都管毛泽东叫“杨主任”了。
然后，毛泽东和贺子珍在苏家坡住了几日，接着在8月21日转移到了永定县金丰乡的牛牯朴村。
就在这时候，粟裕带着队伍在永定县附近进行游击战。为了保障毛泽东的安全，组织特意派了几个战士去牛牯朴村保护他。而且，粟裕还特地指派了一个人专门负责料理毛泽东和贺子珍的日常生活。
为了不让敌人起疑心，毛泽东和贺子珍被悄悄安置在牛牯朴村的一户农民家里，这家的主人叫陈添裕，那时候他还只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看上去挺憨厚。陈添裕家有座两层高的土楼，他们就住在楼上的房间。
于是，毛泽东和贺子珍就在这地方安顿了下来。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毛泽东的疟疾老毛病又不幸卷土重来。还好陈添裕眼疾手快，第一时间察觉到了不对劲，他赶紧把这事紧急报告给了红军。粟裕一听毛泽东病得不轻，心里头那个急啊，二话不说就奔到了牛牯朴村去探望他。
那时候，毛泽东身体情况挺糟糕的，粟裕和手下人合计了一下，觉得得找个医术高明、靠得住的大夫给毛泽东看病。说来也巧，永定县苏维埃政府头头阮山这时候向粟裕介绍了他姐夫吴修山。
吴修山是个大夫，性格特别耿直。当他得知要给“杨主任”看病时，心里头那个高兴劲儿，别提了。他二话不说，拎起药箱就往村里赶，去给“杨主任”瞧病。
吴修山一到毛泽东住的地方，就赶紧走到毛泽东身边，开始给他把脉。因为身体真的不太舒服，毛泽东只能轻轻地坐起来，靠在床沿上，他朝吴修山笑了笑，用这种方式表达谢意。
过了一会儿，吴修山跟毛泽东说：“您身子骨虽然不太好，但只要照着方子按时吃药，肯定没问题的！”说完，吴修山就走过去，到桌子那儿拿起笔，唰唰地在纸上写下了中药的方子。
毛泽东瞅了瞅吴修山经营的那家中药铺子，打趣着问：“老大夫配的这剂中药，喝起来不会很涩口吧？”
“咋可能呢？咱们红军战士连战争的苦都能扛，还会在意这点中药的苦味？”吴修山如此回应道。
没错，毛泽东在吃了吴修山配的一阵子中药后，身体迅速好转，整个人的状态都比之前好多了。
【农户悉心照料 宛如自己的亲人一般】
乡下的乡亲们都特别实在，心眼儿好，热情得很。永定县金丰乡牛牯朴村的人，尽管不晓得“杨主任”到底是干啥的，但从他那一身的气派和说话的方式上，就能瞧出他是个有学问、有修养的人。因此，大伙儿对“杨主任”都心怀敬意。
村里人听说“杨主任”染上了疟疾，心里都挺急。有的村民赶忙回家拿了些自家养的鸡蛋，有的跑到地里摘了一大把青菜。这些地里长的、家里养的，每天都会被好好地放在“杨主任”屋外的墙角。大家伙儿都是用这种实实在在的办法，来表示对“杨主任”的关心。
毛泽东和贺子珍看到这些食物后，打算给乡亲们一点钱表示谢意。可这些乡亲们真是朴实得让人心疼，他们跟毛泽东说：“这些东西又不是特意给你们的，干嘛给我们钱啊？我们才不会收你的钱呢！”
在村子里住的那阵子，毛泽东经常收到乡亲们悄悄送来的各种吃的。他呢，就会教村里孩子们认字读书。这样一来二去，大家相处得非常和睦。
然而，9月17日那天，也就是中秋节，平静的日子被搅乱了。福建的老百姓特别看重这个节日，都想找机会和毛泽东一起，大家围坐一桌，吃顿温馨的团圆饭。可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当地的反动分子纠集了好几百号人，浩浩荡荡、凶神恶煞地朝村子冲来。
粟裕一听到敌人要打过来的风声，立刻就带着战士们沿路布下防线，跟村民们联手，一次次地把敌人的冲锋给顶了回去。但敌人人多势众，咱们这边压力大，只能边打边往后撤。这时候，毛泽东疟疾又有点犯了，腿软得走不动，这可把他的安危给悬了起来。
眼瞅着敌人一步步逼近，再加上毛泽东身体状况不太好，这情况让大家心里都挺焦急。上面安排了好几位同志，护送毛泽东和贺子珍赶紧撤走。陈添裕他们村的村民自己动手做了副担架，抬着毛泽东一路往安全的地方转移。
没走多远，大伙儿又碰到了新麻烦。前面只有条窄巴巴的小路，也就一个人能走，陈添裕抬着担架根本过不去。更吓人的是，小路底下就是直愣愣的山崖，稍微不留神，人就可能掉下去了。
这可咋整啊？敌人眼看就要到跟前了，大伙儿一时间都慌了神。就在这紧要关头，年轻的陈添裕喊了一嗓子：“这样可不成，咱不能再犹豫了，要不咱背着杨主任赶紧撤吧！”
不过，毛泽东个子挺高，反观陈添裕他们几个年轻人，身材都相对瘦小，看起来谁也没那力气背得起毛泽东。这时候，陈添裕又开口了：“杨主任，要不我来背您吧！”“这可不行！你背不动我的，再说这样也不合适。”毛泽东连忙摆手拒绝。
陈添裕一下子慌了神，连忙喊道：“敌人眼看就要追上来了！再磨蹭咱俩都得被逮住！”话音未落，他蹲下身子，一把拽过毛泽东的胳膊，往自己肩上一扛，背起毛泽东就跑，毛泽东也没办法，只好顺着陈添裕的意思。
陈添裕个子不算高，但身体里藏着股子惊人的劲儿和不服输的韧劲儿。他扛起毛泽东，迈开步子就往前奔。没一会儿，陈添裕脑门上就开始冒汗，一颗颗汗珠跟豆子似的往下掉，衣服也被汗水给浸透了。
跑的时候，陈添裕的鞋子都甩飞了，可他压根儿没去管，直接踩着石头小路拼命往前冲，脚上早被划得伤痕累累。
陈添裕一口气奔了五公里的山路没停，最后平安到达雨顶坪村。他小心翼翼地把毛泽东放下后，实在是撑不住了，双腿一软直接跪在地上，累得直接昏了过去。
毛泽东看到这个情况，使劲想站起来把陈添裕扶起来，边上的村民见状也都过来搭把手。这时，贺子珍已经先一步跑到村民家里，找了根缝衣针回来，然后小心翼翼地帮陈添裕把扎在脚上的刺一根根挑了出来。
【拒绝前往北京 毛主席做了这样的回应】
没多久，陈添裕慢慢恢复了意识，贺子珍赶紧拿了茶水过来，帮他一口一口喝下去。站在一旁的毛泽东，对陈添裕的举动特别感谢，他紧紧抓着陈添裕的手，好长时间都没放开。接着，他还让贺子珍在本子上，把陈添裕还有其他几个村民的名字都记了下来。
接着，毛主席亲自给陈添裕写了个小纸条，纸条上写着：“你们我永远都记得！等革命胜利了，记得带上这纸条来找我！”
后来，毛主席在武装队伍的保护下，离开了雨顶坪村。到了那年12月底，他参加了在上杭古田举办的一次大会。在那次大会上，毛主席又被选为红四军的前委书记。
毛泽东走后，陈添裕一得空儿就会掏出那张纸条瞅瞅。虽说上面的字他认不全，但心里头还是热乎乎的。为了好好保管这纸条，他特意把它塞进了贴身的衣兜里。
到了1931年，有次聊天时，陈添裕意外得知，他之前提到的“杨主任”，原来就是红军第四军里的毛委员。但遗憾的是，那张宝贵的纸条，他翻箱倒柜就是找不着了。
时间飞逝，好多年就这样溜走了。通过无比艰难的抗争和拼搏，新中国在1949年10月1日那天宣告诞生。老百姓这回是真的当家做主了，全中国的老百姓都挺直了腰杆！
1953年的时候，毛主席特地找上了福建省的省长张鼎丞，让他帮忙找一个人，这人就是以前在永定县牛牯朴村背着毛主席躲敌人的陈添裕。毛主席心里惦记着，想请陈添裕来北京，一起参加国庆节的天安门观礼活动。
陈添裕一看到毛主席的电报，心里头那个激动啊，真是没想到这么多年了，主席还记得他。可琢磨来琢磨去，他还是决定不去，为啥呢？因为那时候他身体已经不行了，重病缠身，想动都动不了。
因此，陈添裕安排了他的亲弟弟陈奎裕代他前往北京，并向毛主席解释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在陈奎裕动身的那天，乡亲们带了不少之前“杨主任”爱吃的地道乡村美食来给他。
1953年国庆节晚上，毛主席摆了宴席，请了好多国内外的朋友吃饭。当他走到陈奎裕旁边时，笑眯眯地说：“你肯定不是当年背我跑五公里的那个小伙子陈添裕吧！我记得你个子没这么高！”
陈奎裕一下子呆住了，接着赶紧开口：“主席，您这记性可真够厉害的！我是陈添裕的弟弟。我哥他病了，来不了这儿，怕把病过给您，就让我替他来了！”
听完陈奎裕的话，毛主席热情地拉起他的手，说道：“牛牯朴村的父老乡亲们，我一直记在心里，祖国同样不会忘掉他们！你回去跟你哥说一声，我也没把他给忘了！”
过了几天，陈奎裕回到了老家，跟乡亲们和哥哥讲了毛主席说的话。陈添裕一听，心里头那个激动啊，眼泪都快掉下来了。过去的那些事儿，就像放电影一样，在他脑子里一遍遍过着。“真是太感谢主席了！”陈添裕在心里头小声念叨，“要不是他，咱们哪儿能过上今天的好日子！”
从1929年到1953年，这24年里，国家领导人和咱普通农民之间的感情一直没变。虽说他们一个在高位，一个在田间，相隔千山万水，但心里头那份亲近劲儿，就跟在身边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