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疫情期间，看过一个视频，一个人70多岁的老人在毕恭毕敬的站着给路过的人发传单，说是一个日本人，在武汉开咖喱饭店，生意不好，天天给附近的学生发传单。

那时就在想：日本人挺拼的，这么大年纪了还在一线打拼。一看位置，离我不远。不过，一直没去过，我对咖喱不太感兴趣。

昨天，来到了这附近，突然想起视频，不知道这个店还在不在，搜了一下，离我100米不到。还活着，决定去体验一下。

位置真的很偏，找了好久终于找到。各位看看这巷子。怪不得要发传单啊，这么偏的位置，不特意找真找不着。

到店里已经是下午2点，门口显示2点停止营业，赶紧问了一下是否还营业，一个店长模样的人说还可以。日本老头不在，就店长和一位后厨的阿姨在。

虽然外面破破烂烂，但是店铺装修得干净整洁。

菜单很简单，就几个核心招牌菜品，和几个搭配小吃产品。

点了他们的招牌菜咖喱饭17块，豚骨叉烧拉面20块，可乐饼6块，蔬菜沙拉5块，土豆沙拉5块，价格很便宜，三个人一共50来块。

咖喱饭长这样。不是很好看。但是味道确实不错，我不怎么吃咖喱的人，也把一大盘吃完了。

因为学校放假，加上又是下午3点了，店里没人，阿姨忙完就在旁边坐下来来休息，有机会跟她聊起了他们老板-岛天孝治。

得知了几点：

不常来店里，只是偶尔来看看。老头子快80了，来中国已经15年。就一个人，无妻无儿无女，说不打算回日本了。店里管事的人主要是店长两口子。还有其他几家店，在武汉有6家，基本都是开在大学附近。日本老头很喜欢和大学生交流，跟学生一见面就说个不停，还专门教大学生学日语，不收费。开业的时候生意不好，老头就天天下午四五点开始发单页，也请人打广告，一点点把生意做起来了。店里生意不错，学生开学以后，每天能卖两袋子米（一百斤），每天可以卖200多份饭。店里3个阿姨，加店长两口子，一共5个人。

问阿姨，营业额大概多少，租金多少，说不知道，我估计是店长交代过了。这个不怪阿姨，我也是这样交代店员的。

我很好奇，一个日本老人，怎么就跑中国来开店呢？有什么机缘巧合么？

于是做了些功课，发现在武汉这个他还挺出名的，甚至官媒还采访过，正式报道过，前两年给他永久居留权了，外国人拿到这个身份是很难的，号称全世界最难拿的绿卡。

原来，他是被“考验”过的，是友好人士。19年疫情爆发，武汉当时是很恐慌的，几乎所有的外国人都走了，日本领事馆也给岛田孝治打过好多电话，可以把它接回日本，但是被他拒绝了：说武汉就是他的故乡，要留在这里和武汉共患难。

原来，这些年在中国，他早已和附近的街坊邻居打成一片了，他会定期给学生上日语课，免费的，还自己掏腰包给成绩优异的人颁奖，和店员和街坊邻居也处得很好。

他甚至在一个采访里表示将会把所有的遗产捐给自己的中国员工，希望他们能够继续把小店延续下去。 “假如有一天我离开了这个世界，我希望能够火化，把我的骨灰撒向中国大海，再说一声再见就足够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算是永远的融入了中国。”

还有一点挺让我惊讶的：报道里说，他每个月只给自己留下3300元的工资，顾上日常开销和一个月700元的房租便再无他求，剩余钱全部给员工发放工资奖金。他店里平均每名员工工资可达到4000~5000元，店长甚至能高达一两万。

他说：“他们付出的比我更多，到了我这个年纪，多少钱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有烟有酒可以看书，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平日里，他喜欢研究武汉的历史，还专门编辑了武汉历史人文小册子。

我算了一下，岛田孝治现今年应该有77-78岁了。我很疑惑一个不怎么会讲中文的老头，怎么管理这些店呢？怎么保持员工积极性，怎么保持产品品质呢？

可能这就是他的管理之道和高明之处吧：把大部分利润分给员工，员工自己就会积极主动起来，店长就相当于老板，他们会比老板更希望店铺做起来。

为什么会来中国呢？

原来，他在日本就开过店，那时候，在店里认识了一些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关系处得好，留学生们经常给他讲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年轻时，岛田孝治游历了很多国家，但是近在眼前中国反而没有来过，充满了好奇。于是当这些学生毕业要回中国的时候，他也强烈地希望一起来，于是就这么来了。

没错，他性格里也许就是这么个人，岛田孝治早年上过大学的，学校还不差，是日本法政大学，毕业以后留在了东京，成为了一位律师，收入也不错。但他觉得没意思：“整日在公司里工作，赚钱买房子结婚，之后便等待死亡，我并不喜欢这样的生活。”

于是，在三十岁的那年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从公司裸辞回到自己乡下的老家，在家乡的一家小型律师事务所里上班。直到退休开了家日料店，后来遇到了中国留学生，和中国结缘。

性格里就不是一个遵循主流价值观的人。这后面发生的一切也就解释得通了。

这篇文章没有褒贬，只是试着去感受一个小店老板的经历和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