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避寒
编辑|避寒
《——【·前言·】——》
1957年，毛主席在青岛，他站在崂山饭店的窗前，望着海，忽然回头，问：“王尽美的母亲，还在吗？”
身边的山东官员一愣，这不是会议日程内的内容，也没人预料到，毛主席会在讨论经济计划时，突然提起一个早已牺牲三十多年的名字。
毛主席的脸没有表情，他只是重复了一遍：“还在吗？”
王尽美母亲的那张照片，藏在土墙里十多年毛主席不是第一次提起王尽美，第一次是在1949年。
新政协会议还没开完，他就找来山东代表马保三，开门见山：“你们山东出了个好同志，王尽美，他母亲还活着吗？要照顾。”
不是建议，是命令。
马保三心头一震，他知道王尽美，但只知道个名字，当年中共一大代表，现在很多人已经记不得了，更别说他的母亲。
马保三回山东后，专门派人去了王尽美老家，山东诸城。
那个村庄偏僻，进村的路还是土路，王家早就没落，母亲王刘氏一个人住着一间土房。
来人自报身份，说是受中央委托，来看望她，王刘氏不动声色，只是指了指墙角：“他照片还在。”
那是一张旧照，发黄、卷边，藏在土墙缝里十多年，她没舍得丢，照片是王尽美20岁时在济南照的，穿中山装，眼神锐利。
来人问：“为啥藏墙里？”
她说：“不敢摆出来，怕‘反革命’，但我不舍得烧。”
那时候，全国还没完全解放，她一个老太太，靠种两分地过日子，照片是她唯一的念想。
山东省政府很快行动，派人来接她到县里住，但她拒绝，她说：“我儿是为穷人死的，不是为我挣待遇的。”
可她没得选，毛主席的命令没人敢拖。
很快，她被接到济南，安排在副省长李宇超的家属院里，住独院，有专人照料，饭菜荤素搭配，定时送药。
她还是不适应，一进屋，就先扫地，问她为啥，她说：“我进屋得打扫，城里人干净。”
政府给她配了棉衣、热水袋，她第一反应是问多少钱。
工作人员说是政府安排，她沉默很久，才低声说：“我不欠你们的账吧。”
1951年，有人问她：“你想儿子吗？”她没说话,只是抬头看着院外的树，眼睛发红,然后她说了一句：
“想,可我不能乱说,你知道我是谁？我是‘反革命’的妈。”
她的身份还没完全“转正”,她怕给组织添麻烦。怕儿子的牺牲反而成了她的罪。
毛主席在青岛，第二次提起王尽美1957年7月，青岛。
毛主席来这里主持会议,他不爱住宾馆，住在崂山饭店,一天晚上，他推开窗，望着黄海。
忽然回头，对身边的山东书记说：“你知道王尽美在哪里去世的吗？”
书记迟疑了一下，说：“在青岛。”
毛主席点头：“就在这儿，1925年，他那时候才27岁。”
他沉默了好久，然后冷不丁问一句：“他母亲现在在哪里？”
没人准备这个问题，工作人员面面相觑，翻笔记、找档案，现场一片混乱。
毛主席皱眉：“这么大的山东，连一个老人的情况都不知道？”这话不重，但份量沉。
第二天，省委书记连夜打电话到济南，确认王刘氏还健在，住在家属院里，有人照料。
毛主席听完，缓缓点头：“她如果有困难，可以送到中央。”
这话不只是安排生活，更是一种“表态”，王尽美不是一般烈士，是中共一大的代表，是山东最早的党组织创建者。
他不该被遗忘了，他的家属，不该没人管，这不是毛主席第一次这样做。
1950年，他让人去找李大钊的遗属，1952年，安排蔡和森母亲到北京居住，他不许这些人被遗忘。
而这一次，是他主动提起王尽美，在青岛，王尽美生命终点的地方，这不是偶然，是记挂，是提醒。
当年王尽美怎么死的？没人提，但毛主席知道。
1925年，王尽美肺结核严重，咳血，每天高烧，可他仍坚持写文章、组织工运，一次开完会议后，他突然晕倒在楼梯口，嘴里全是血。
身边的人劝他休息，他说：“我死不要紧，中国的革命不能断。”
他去世那年，只27岁，还没看到革命成功。
毛主席对他印象深刻，他曾说：“王尽美，耳朵大、长方脸，说话沉稳，大家叫他‘王大耳’。”
他们在1921年中共一大见过一次，之后各奔东西，再听说他消息，就是讣告。
27岁，党龄不到4年，牺牲了。
这不是偶然死去的青年，他是最早在山东建党的人，他写过《劳工周刊》，办过《劳动音》，组织青岛铁路工人罢工。
他的死，是早期中共最沉痛的损失之一，可几十年过去，知道他名字的人越来越少，毛主席不能接受。
他知道，这个党不能只有现在，要有人记住从哪儿来，“吃水不忘挖井人”不是口号，是原则。
她不是“革命母亲”，她只是想见儿子一面王刘氏活得很久，活到了1958年。
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先是儿子牺牲，再是丈夫病死，剩她一个人守着破屋子。
十几年的战乱，她搬过三次家，种过地，逃过兵，没有人告诉她儿子怎么死的，只知道一夜之间就没了消息。
1949年后，政府开始“照顾”她，有人来看她，带她住进城，给她新衣新床，还给她照了相，说要“立传”。
她不信，她怕，她一直怕，怕自己说错话，怕连累儿子，怕政府变脸。
直到1953年，她才知道毛主席还记得王尽美，有人跟她说：“毛主席提过你儿子两次，说要好好照顾你。”
她愣住了，没说话，然后低头，抹眼泪。
她一生没见过毛主席一面，但她记了一辈子那句话：“有困难就送到中央。”
她想亲口说一句谢谢，但没人安排，她不敢写信，不会写字，只会反复对孙子说：“有机会，面谢毛主席，一定要谢。”
1958年，她病重，躺在病床上，握着王乃征的手，一句话反复说：“记得谢毛主席，还有董老。”
医生说她是肺气肿，晚期，没救了。
她临终前，没有说自己苦，只说她想再见王尽美一面。
没人敢告诉她，王尽美遗骨当年只是一具草草埋在青岛郊区的“无名尸”，等到后来迁葬时，连原来墓地的确切地点都不好确认。
一个遗照、一口灵柩、两代人的沉默接力1958年，王尽美遗照被送到上海革命纪念馆，山东方面主动联系中央，申请将其遗骨迁回济南安葬。
安葬那天，没有大典，只有一块新碑，写着：“王尽美同志之墓”，没人再叫他“王大耳”。
只有他的两个儿子站在墓前，大儿子王乃征，时任吉林军区副司令；小儿子王乃恩，调任浙江省委组织部。
两人站在墓前，没说话。
小时候，他们以为父亲是“叛徒”，是“失踪者”，是“不可提的名字”，没人告诉他们父亲的事迹，学校里也从不提。
直到母亲去世后，政府才给他们送来一摞资料和相片，说：“你们父亲，是党的早期领导。”
他们才明白，这一生，被压在心里的空白，原来是光荣，但这光荣来得太晚。
那张照片，后来被复制成标准像，挂在纪念馆、编进教科书，印在展板上，但在母亲的生命里，那张照片，只是一张藏在墙缝的黄纸。
那口灵柩，后来被水泥封存，放在烈士陵园，香火不断，但在他母亲的梦里，那是儿子咳血倒下的冰冷楼梯。
王尽美27岁死，毛主席活了82岁。
他们只在1921年短暂见过一次，之后没再见过，但毛主席记了一辈子。
不是因为私人感情，是因为那时候死的人太多，能活着的人太少，毛主席说过一句话：“从前的同志，不该被忘。”
这不是感情，是立场，一个党如果忘了初心，就不配谈未来，而王尽美，就是“初心”里的那一部分。
他在青岛写传单、办报纸、煽动工人罢工，被特务追捕，患了肺病，住地下室，潮湿，咳血不止。
朋友劝他去疗养，他说：“我休息，别人就得死。”
死前一晚，他留下纸条，写：“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他的手在发抖，纸上血迹斑斑，这不是修辞，是溺死前的呐喊。
多年后，青岛市政府修建“王尽美纪念馆”，有人提议加上毛主席在1957年讲的话：“他母亲还在吗？”
有人说，这句话不够正式，太口语化，但最终还是刻上了。
不是为了政治正确，是为了提醒，那个问句，才是真正的重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