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期，我写了《开州两进士与曾国藩的人生交集》、《一代循吏李宗羲》两篇文字。

有网友或乡人提出：在那个时代，李宗羲好不容易由一介书生，以一个小县的知县，逐步成为封疆大吏，朝廷重臣；其间又经历了三个皇帝，并处在对外、对内战火不熄的年代，是个人奋斗成功并非轻而易举的范例，为什么他还要在仕途辉煌腾达时辞职返乡？

我国迈入近代社会以来，晚清封建制度已千疮百孔，日趋塌陷；西方思想、文化和经济对本土社会造成的极大的冲击，更使之“大厦将倾”。在近代之前的清朝，全国各地总督、巡抚之职全为旗人把持。（总督：清代对统辖一省或二三省行政、经济及军事职位的长官，官阶为正二品，兼兵部尚书衔的可高配至从一品；巡抚：主管一省军政、民政事务官员，从二品。）后因旗人无人可堪重用，只能启用汉人能吏，成为清廷那时无可奈何的选择。

彼时，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曾国藩、以及两广、闽浙、湖广、陕甘、四川、云贵、东三省等总督多由汉人担任。

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二三十年，两江总督一职走马灯似的，共有十多位任职者，继曾国藩之后，开州籍人李宗羲从山西巡抚位置接任两江总督一职（1873——1875年），不到三年时间便告辞返乡。若非当得已的原因，他任职时间无疑会更长，仕途或许更有造化。

李宗羲（1818——1884年）重庆市开州区人（原四川开县），5岁入馆启蒙；18岁参加县考，取得生员{秀才}资格；1843年参加省城成都乡试，中举人；1846年任盛山书院院长；1847年赴京参加殿试，中进士二甲第二十五名。随即到安徽以“知县即用”，担任安徽英山县知县，开启仕途旅程。以后转任婺源县、太平县知县；随后为曾国藩随军办营务；1865年任两淮盐运使；1869年任山西巡抚；1873年任两江总督兼兵部尚书、兼办理通商事务大臣；1875年称病辞官返乡回籍。

李宗羲为何在官至两江总督为朝廷倚重之时，还要辞官回籍返乡？他当时的辞呈是健康原因，需要离职养病，这是他辞职的一个理由，实际上他辞职背后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隐情。

李宗羲出任两江总督，治下的一个叫赵继元的人，自恃出身翰林，又是李鸿章的妻兄，喜卖弄聪明，妄称“知兵自许”而自负莽撞，直行己意，搅扰了李宗羲的施政，赵继元受到钦差大员弹劾，这一件事让他对以后仕途有了新的考量。

赵继元是安徽太湖人，他的祖父叫赵文楷，嘉庆元年的状元。赵继元本人也是翰林院司官，善于诗文，尤以书法有名。他是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妻兄，在翰林院呆了一段时间后，外派到地方做官，被分发到两江。两江总督正是李鸿章的老师曾国藩，有了这一层关系，曾国藩爱屋及乌，赵继元一到金陵报到，立即派了他军需总局的肥差。

自此赵继元把持着两江军需总局，自曾国藩以后，历任总督都看李鸿章的面子，对赵继元大权独揽、目空一切的行为隐忍不发，李宗羲对其也不在外。更何况李宗羲从山西巡抚任上接任两江总督一职，还是李鸿章的推荐，也是有恩于李宗羲。

赵继元尽管在翰林院任过职，写文章和书法有两下子，但他主持长江防务，却缺乏军事理念，他督修的炮台，有的没有建在要塞处，还有的炮台坍塌，防守的台官请示查看修补，而赵继元予以敷衍。

负责长江沿岸巡视的钦差御史湖南人彭玉麟得知此事后，怒参赵继元，由此殃及总督李宗羲，负有对部下失察的责任。彭玉麟与李鸿章以前都是曾国藩的心腹部下，二人素有积怨。彭玉麟弹劾赵继元，一方面是职责所在；另一方面也是要通过揭发李鸿章纵容至亲的行为，达到痛击他的目的。

李宗羲一生清正廉洁，他生性平和，为人忠厚。 但他性格坚毅，充满勇气，在是非面前不会退缩。从他后来辞任两江总督后在家乡养病期间，受朝廷指派 处理东乡（四川宣汉县）一案来看，他为东乡小人物巴山秀才翻案，不惜得罪四川总督丁宝桢，甚至与刑部裁定意见相左。以他这种疾恶如仇，正直刚烈的性格和作为，不可能因为担心钦差弹劾部属，连累自己会辞官。他也知道，朝廷若非有重大过失，绝无对总督一职有开缺之理。李鸿章妻兄赵继元在江防问题上的疏忽和昏招，最多使自己受到失察指责，不至于丟官。

那么李宗羲为什么还要辞去两江总督一职？除了身体原因以外；更主要原因还是他认为，彭玉麟弹劾赵继元一事背后牵扯到更深的多方博弈，看到了其深层的含义，自己夹在彭玉麟与李鸿章对抗的漩涡之中，这是湘淮两大集团都在朝廷和地方扎根很深情况下的较量，让自己陷入了其中，殃及了池鱼，而让他感到无力、厌烦和愤懑。

李宗羲知进退，索性称病返乡，远离权斗，以避灾祸。回到梓里后，他兴学育才，激励士风，促成了开州人尊师向学的浓厚风气。数年后，开州六举人在京参加戊戌变法“公车上书”；培俊堂走出共和国一代军神刘伯承，这些事都与他当年兴学、捐资和为师的作为有一定关联。

在乱世中不念栈，进可以作国家栋梁，退可以回到家乡为乡绅、乡贤，这是古近代士大夫坚守传统道德的一种明智选择。

（本文参考《清史稿》、《历史新知网》、《胡雪岩全传》，图片来自互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