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俄罗斯良心”的索尔仁尼琴，于1970年10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为：“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缺少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德力量”。

索尔仁尼琴

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于1918年11月12日生于高加索基兹洛沃茨克一个教师家庭，1941年毕业于罗斯托夫大学数理系。二战时任苏联炮兵连长，并荣获两枚勋章。

这个俄语中带有浓重乌克兰口音的民族主义者，1945年2月在东普鲁士前线给自己的朋友写了一封信，由于其中夹杂诸如“那个蓄着络腮胡子的人”、“主人”、“老板”等词汇，被以“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的罪名判处八年劳动改造。

劳改营的生涯是索尔仁尼琴文学创作的起点，在此期间他完成了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53年出狱之后，索尔仁尼琴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先后在几个劳改营从事体力劳动。其间因为患癌症差点死去。

1962年，索尔仁尼琴结束了流放生活，恢复了名誉和自由。他的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新世界》杂志刊出。这部苏联文学中第一部描写斯大林时代劳改营生活的作品，发表后立即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响，赫鲁晓夫称赞这部小说是“从党的立场反映了那些年代真实情况的作品”。

此后，索尔仁尼琴又接连发表了《第一圈》、《癌病房》等揭露社会阴暗面的作品。赫鲁晓夫下台后，1965年3月，他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受到公开批判，并失去了在苏联国内发表作品的机会。

索尔仁尼琴

1969年，索尔仁尼琴发表公开信抗议苏联的检查制度，结果他被定义成了“叛徒”，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此事激怒了萨特、罗素、伯尔等西方作家名流，他们为索尔仁尼琴发出了严正的抗议之声。

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他已经为煌煌巨作《古拉格群岛》准备了足够的素材，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他所收集的劳改营囚犯的书信等，他们讲述各自在劳改营中的遭遇。1973年，这部小说在巴黎出版。“古拉格”，即“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作者将它比喻为“群岛”。

在这部140万字的巨著中，基于“227位见证人的报告，回忆录和信件。”，在深度和细节上超越了先前的任何著作。在书中，他叙述的不只是个人经历，也成为苏联时期一段特殊的历史记录。然而，由于他不加节制的控诉，让评论家认为这部作品“离文学太远”。著名诗人叶夫图申科曾说，索尔仁尼琴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政治事件，他“在走出文学的圈子后就没有能再回到文学中来”。

1974年2月，索尔仁尼琴被捕，并被驱逐出境，先后旅居“西德”和瑞士。1976年，他移居美国。此后他深入简出，拒绝一切活动邀请。他十分清楚西方以人道主义之名收留他的目的，他说：“我不想成为他们攻击我的祖国的工具。”

在流亡期间，索尔仁尼琴仍保持批评的姿态，他不断指责西方社会的物欲横流、道德堕落。1978年6月8日，他在哈佛大学发表的题为“一个分裂的世界”的演讲中，他大肆抨击西方自封的普遍主义，“西方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所有西方之外的世界只是被邪恶的政府、或严重的危机、或他们自己的野蛮、或不理解，暂时阻止他们采用西方多元民主的生活方式。”他认为“这是一个聊以自慰的理论，忽视了这些地方根本没有发展成跟西方相似的事实。在没有使用暴力的情况下，任何一方都不能转变为另一方。”

索尔仁尼琴（中）

在西方国家，索尔仁尼琴并没有表达被庇护的感激之情，而是尖锐批判西方生活“很有破坏性、不负责任的自由”，包括源自媒体的“信息流的过度负担”。他还谴责美国签署的越南和平协定，并拒绝任何对俄罗斯强加“西方模式”的主张。他的这些言论在世界上引起巨大争议，也使他遭致西方社会舆论的围攻。

他在《两块磨石之间》写道。“的确，这多么真实！生与死，监禁和饥饿，尽管身体被囚禁，灵魂在吸取养分，与光明的西方世界相比，昨天在证券交易所的数字，无尽的娱乐以及充满异国情调的外国旅行，这是多么有限啊！”

1994年，索尔仁尼琴在时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邀请下，以英雄受难者的身份回到阔别20年的祖国，他原来遭禁的作品也陆续在国内出版。

此时强大的苏联已经解体，俄罗斯已回到西方民主化的怀抱。但是当他目睹了祖国一边是残破贫穷，而另一边却贪腐奢华时，感到异常悲愤。在80大寿当天，总统叶尔钦要颁给他象征俄罗斯最高荣誉的“圣安德烈勋章”时，他以嘲讽的态度回应：“目睹俄罗斯从欧洲强权的巅峰，堕落到当前如此悲惨的地步，我无法接受任何荣誉。”

索尔仁尼琴的态度总是让人感到难堪，但他和现任总统普京的关系却越来越融洽，他认同普京的许多执政理念。2006年，索尔仁尼琴接受了俄罗斯人文领域最高成就奖俄罗斯国家奖，他终于在自己的祖国获得了肯定。

索尔仁尼琴和普京

虽然当索尔仁尼琴再度回到祖国俄罗斯时，人们仍像英雄一般欢迎他，但渐渐地，他被新一代的人所遗忘，他似乎变得不合时宜，成为无人关心的过去岁月的代言人。他的民族主义带有一种陈腐老派的色彩，他所提倡的精神对当今俄罗斯精英并没有多少吸引力。

2008年8月4日，索尔仁尼琴因为心脏病发作去世，享寿89岁。

索尔仁尼琴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一个预言者，但在俄罗斯，他至死一直是个不受欢迎的预言家，正如他旅居海外时，也越来越让人们感到不自在一样。

墨西哥诗人帕斯描述索尔仁尼琴在世界范围内赢得的敬意时指出，他不是知性、政治或道德上的楷模。“我们要用一个比较古老的、仍然带有宗教意味、暗示着就义和牺牲的一个词：见证。”

索尔仁尼琴也是一个极端主义者，他推崇俄罗斯东正教价值观，主张以此抵御西方物质主义的影响，他坚信俄罗斯和斯拉夫民族的团结。

索尔仁尼琴

1998年，索尔仁尼琴在“欧洲新文艺论坛”上发言时说：“整个20世纪，技术成就如此辉煌，人心如此急进，反而以各种途径使文化衰落了。这样一个世界性的毁灭进程，年复一年地持续着……精神价值的失散和消耗，甚至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在他从西方普遍主义转向本土主义和传统价值观的过程中，在反对向自由主义屈尊俯就的反抗中，他似乎已经预见到了二十一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