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脱离革命六年,授衔时考虑到他资历太老,仍授予上将军衔

史在没有弦 2025-04-07 02:16:58

1955年,新中国举行了首次也是最隆重的大授衔仪式,此次评定中一个特殊的案例引起了极大的关注。这个人是周士第,尽管曾经脱离革命长达六年,但他最终仍被授予上将军衔。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周士第的革命生涯有何特殊之处,使得评定小组决定破例为他恢复军衔?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右二是周士第上将

在1955年的春季,新中国迎来了其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极其隆重的军衔授予仪式。在筹备过程中,各位将领的资格审核成了一项严峻的任务。为了确保公平性,中央特别制定了一套详尽的评定标准,包括战绩、资历以及对革命的忠诚度等因素。

面对那些曾有过离队历史的个案,评定工作面临不小的挑战。经过高层的指导与讨论,评定团队采纳了一种折中的方法,以期在公正与宽容之间找到平衡。段苏权少将的案例成为了此方法的首个测试对象,并因其最终的成功处理,为之后的评定工作树立了信心。

贺龙与关向应、周士第、甘泗淇在雁门关前线观察地形

在所有待定人选中,周士第的情况最为特殊。他曾在关键时刻离开革命阵营长达六年之久,但最终被提名为上将。通常情况下,离队行为被视为对革命忠诚度的严重质疑,根据党的原则,这种行为的直接后果通常是不能获得高级军衔的资格。段苏权的案例虽然为此类情况提供了处理先例,但周士第的情况更为复杂。

关于为何周士第还能获得如此高的军衔,根源在于他在离开和重返后的表现。在他离队期间,周士第并没有放弃战斗,反而参与了多场重要的军事行动,包括支持19路军的抗战和组织抗日义勇军,以及在福建支持当地的抗战活动。这些贡献在他回归后得到了充分的认可。

更重要的是,周士第回归后,他的军事才能和领导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在多次重大战役中展现出卓越的指挥能力,并在党的多次重要任务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些成就证明了他对革命的承诺未曾改变,即使曾有过离队的历史。因此尽管有过离队记录,周士第的杰出贡献和对革命的持续忠诚使他成为了一个例外,赢得了上将的军衔。

周士第与徐向前

1900年周士第出生在海南琼海,年轻时他因对革命事业的热忱,于1924年5月加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被分配到第二学生队。在那里,周士第与后来成为中国著名将领的许继慎、徐向前、左权、陈赓、张际春等人成为了同期同学,共同学习军事理论与实践。

1924年11月,周士第顺利毕业,恰逢中山先生主持的陆海军大元帅府计划组建一支新型武装力量——陆海军铁甲车队。负责该队伍组建的周公(即时任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兼军事部长)从黄埔军校精选了周士第和其他几名毕业生,包括徐成章和廖乾五,共同承担起组建的责任。

组建过程中,徐成章被任命为车队长,廖乾五担任党代表,而周士第则担任了第一排的排长。这支队伍虽名义上属于大元帅府,实则直接受到共产党的领导和指导,是一支秘密的革命武装力量。整个铁甲车队共计163名官兵,他们不仅接受常规的军事训练,还进行了特殊的战术和战斗技能训练,以应对各种复杂的战场情况。

周士第

在周公的直接领导下,周士第和他的队伍积极参与了多场关键战役,展现出极高的战斗力和卓越的指挥才能。他们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广东地区,执行的任务包括打击敌方势力、保护政府要员,以及执行特别分配的机密任务。周士第在这一阶段的表现,不仅巩固了他的军事地位,也加深了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与献身。

1926年,周士第接任了新编的第25师第73团团长职务。次年他与部队驻扎在九江。在南昌起义即将爆发之际,师长李汉魂试图说服周士第保持距离,避免与共产党联合,周士第坚定地站在了革命的一边,拒绝了李汉魂的请求。

起义前夕,聂荣臻以南昌起义前委书记的身份,指示周士第迅速动员,参与起义。聂荣臻的指示明确要求将部队参与起义的装备和物资优先装运。在起义中,周士第重逢了他在叶挺独立团时期的老战友许继慎,后者告知他起义已经爆发,并催促他立刻返回部队。

红军时期的周士第

为了调动部队,他们借口进行野外拉练,巧妙地将部队从常规驻地转移。当部队抵达德安车站时,师长李汉魂亲自率兵追赶,试图阻止他们。周士第果断指挥部队进行反击,成功摆脱追兵。他们带领约3000名部队成员顺利到达南昌,得到了周恩来的热烈欢迎,并将25师重新编为第二师,周士第被任命为师长。

南昌起义后,根据计划部队南下,进行了艰苦的边打边走战斗。由于敌军力量过于强大,起义最终未能成功,周士第接到命令前往香港以寻求中共组织的支持。1927年末,他在香港与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李立三会晤。

在香港期间,周士第身体状况恶化,不幸患病住院。周士第在1928年康复后归国,正逢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策划新的军事行动。在邓演达的指示下,周士第协助成立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并采用了化名“周平”活动。

广州人民举行集会欢送国民革命军北伐

在随后的六年里,周士第参与了多场重要的战斗。他支援了19路军的抗日斗争,助力组织抗日义勇军,并在福建事变中提供支援。尽管他长时间与中国共产党失联,周士第始终未忘他加入革命的初衷,此时已恢复与共产党的联系,并担任十九师的师长。

福建事变后,周士第被国民党强行押送至广州。途中他巧妙逃脱,并于1934年2月返回至中央苏区,接受了红军大学的军事教员职务。

回到苏区后,周士第深切反思了自己曾因立场不坚定及对失败起义后的悲观情绪所导致的错误行为。他向党组织深表歉意,并承认了自己的过失。尽管回归了红军,周士第意识到他需要重新赢得信任并证明自己的价值。他的许多战友已成为红军的核心成员,而他必须通过实际行动重新树立自己的地位。

红二方面军部分人员在陕西富平县庄里镇合影(后排左二为周士第)

在红军的长征途中,周士第负责引领一支队伍穿越艰难的地形。面对长途跋涉、资源匮乏以及持续的国民党追击,红军战士们逐渐疲惫不堪,士气低落。在这种紧张的局势下,周士第决定在陕北一个草丛密集的地区让部队休整,以恢复力量,计划次日再启程。

一次偶然的夜晚行动,周士第在如厕时发现了不远处突然的火光,这个意外的发现让他警觉到可能的危险。他立即中断了个人活动,迅速召集部队,并指示大家紧急撤离。就在他们撤离后不久,他们原本的休息地点被敌军火力覆盖,成为一片火海。如果不是周士第及时的觉察和果断行动,整个部队可能已遭遇灭顶之灾。

到1940年底,经过多年战斗和战略压力,周士第身体已极度透支。由于早年在战场上的伤痕未曾恢复,连续的高强度工作让他身体状况恶化。贺老总见状,安排他前往陕北的医疗所进行三个月的系统治疗。尽管身体未完全康复,但百团大战的紧急召唤让他毅然决然返回战场,继续指挥作战。

贺龙、周士第(右二)、王维舟(右一)同志在进军途中

1942年10月起,中共晋绥分局响应中央“把敌人挤出去”的战略号召,密切协同晋绥军区,激烈开展了一系列地区性反攻行动。在周士第的统筹下,主力部队、游击队与地方武工队及民兵紧密合作,采取多样化战术如伏击、破袭、地雷战和小规模快速打击,俗称“麻雀战”。

这种灵活机动的作战方式使得日军时刻处于高度紧张与不安之中,四个半月内,成功收复了140多个敌人据点,瓦解了800多个伪政权,有效地扩张了抗日根据地,显著缩小了敌占区域。

周士第以其军事才能受到认可,其周密的侦察和防御措施也成为了他的一大特色。他在任何战事中总是非常小心,每次部署后,都会向各个方向派遣侦察员进行长距离侦查,并拉设电话线以保证信息实时回传。这种预防措施使得他所在的部队在敌人的多次扫荡和围攻中始终未曾陷入困境。

周士第

1944年周士第的健康状况再次告急。此次,他被诊断出患有严重的肺结核。尽管心系战场,他无奈接受中央的安排,前往延安进行长期治疗。就在抗日战争接近尾声之际,周士第被迫暂时撤离前线,这对他来说无疑是极大的心理打击。

在延安的治疗期间,尽管工作繁重,毛主席还是抽时间亲自看望了周士第。周士第对此感动不已,并向主席坚定表示自己的恢复信心,承诺仍可再效力二十年。毛主席温和地回应他,详细回顾了周士第在各主要战役中的出色表现和对革命事业的贡献,从叶挺独立团到红二方面军,再到120师及晋绥军区,每一个阶段的成功都离不开他的策略和勇气。

毛主席的肯定和鼓励,加上周士第长期积累的战术经验和不懈的革命意志,使得他在恢复期间仍保持高度的战略思考。毛主席对他的赞誉——“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坚决性”——被贺龙转达给周士第,极大地激励了他的士气。

病愈后周士第接替老同志徐向前,担任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重新回到了抗日战场的最前线。在这一职位上,他参与了解放太原的重大战役,还领导了西北决战和解放大西南的关键战役,显示出其卓越的军事指挥能力和对革命事业的不变承诺。在这些胜利中,周士第的军事智慧和革命精神被再次证实,展现了他作为一个军事领导者的卓越才能和坚定决心。

1950年,周士第被任命为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开始承担起西南地区的军事管理与防务建设的任务。在这一时期西南地区局势复杂多变,但周士第以冷静和坚决的姿态,有效推动了军事现代化和规范化,确保了该地区的安全稳定。

1954年,周士第被委以重任,担任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的司令员。在这一角色中,他立刻展示出强烈的领导力,全力投身于提升国家防空实力。他十分清楚,强大的防空系统是国家安全的关键,因此他推动了一系列技术革新和战术训练,显著增强了部队的战斗能力。

次年周士第因其卓越贡献被授予上将军衔,周士第的军衔虽为上将,但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角色有所变化。从前线指挥官转变为更多参与军事管理和战略规划,可能影响了他在军衔晋升中的位置。军衔的评定涵盖个人历史、职务、和整体贡献。

在西南军区任职期间,周士第推进了防空技术的发展,还大力提倡实战演练,确保部队在紧急情况下能迅速有效响应。同时他也非常重视士兵的政治教育和思想建设,认为强大的军队不仅需要先进的武器,更需要坚定的政治意识和道德价值。

进入1970年代,尽管步入晚年,周士第依然保持着对军事事务的高度热情和专注。他继续为提升国家的防空能力和军事现代化贡献自己的智慧和经验。除了实际工作,他也致力于军事理论的研究与教育,培养新一代军事领袖,确保国家防御力量的持续更新与发展。

周士第的一生是对国家和人民全心全意的投入,直到1979年6月3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他的生命和事业为中国的军事发展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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