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1日清晨，戴中溶在监狱中醒来，惊讶地发现牢房门大开。他和同牢的九位难友一样，满心疑惑却步向自由。当他们走出监狱，发现整个设施空无一人，连守卫也消失无踪。这究竟是怎样的一场解放？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戴中溶
1909年戴中溶出生在上海，父亲作为家中唯一的嗣子，继承了丰厚的家产。戴中溶的父亲是个极具前瞻性的思想家，坚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将这种思想渗透到子女的教育中。
戴家子女众多，均受良好教育，他们在学术界的表现令人瞩目，可以称之为一家“学术精英”。在这批孩子中，尤以戴中溶及其两个兄妹最为出色。戴中溶与其弟戴中孚均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而他的妹妹戴中扆则进入了清华大学物理系，与未来的中国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及其妻子何泽慧为同窗。这一代人成长于动荡的时代，对于自己肩负的历史责任有着清晰的认识——振兴中华。
自幼饱读诗书的戴中溶对学术充满热情，还善于将个人兴趣与国家命运相连结。1934年，胡宗南的部队迎来了一位名叫魏大名的国民党军统局成员，他的任务并非执行常规的间谍活动，而是专注于推广尖端的“无线电通信技术”。虽然部分将领对此不甚关心，胡宗南却对此技术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戴中溶
胡宗南自从控制了西北地区以来，深感通信不畅给军事指挥带来的障碍。被魏大名的热情所感染后，他便委托魏大名全权负责建设一个现代化的通信系统。那时戴中溶正在上海交通大学学习电机工程，恰巧他与魏大名是同乡。
通过多方联系，魏大名找到了他，并邀请他前往西北为胡宗南部队建立无线电通信网。戴中溶接受了这一提议，赴西北投身于无线电通信建设的工作。到达西北后，胡宗南的机要秘书王微亲自接待了戴中溶。王微作为胡宗南的右手人，负责处理机密文件和电报，成为戴中溶的直接上司。
让戴中溶感到意外的是，加入胡宗南的部队后，没有人让他填写任何个人履历表，也未询问他的过往经历。他被直接安排与译电员共餐、住在译电员旁边的宿舍，而这个区域还住着师部的高级领导。这种信任程度让他颇感惊讶。
戴中溶
在当时全国普遍实行严格的人事审查制度下，国民党的用人标准通常非常严苛，常常会深挖一个人的家庭背景。戴中溶的经历却大不相同，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审查。
观察了一段时间后，胡宗南发现戴中溶的独特之处——他不穿军装、不行军礼，有一种文人的风范，专注于无线电技术，与人交往甚少。虽然有人认为他这是装模作样的清高，胡宗南反而对他的这种特质感到欣赏。
两人一次在后花园不期而遇，戴中溶忍不住询问胡宗南为何如此信任他。胡宗南只是笑笑说：“我了解你的性格，所以信任你。”
戴中扆
戴中溶半信半疑，借机提出了三个留下的条件，胡宗南听后不但没有生气，反而笑了，这表明戴中溶专心于技术，对政治不感兴趣。胡宗南在这方面的需求正好与戴中溶的技能相匹配，他需要的是专注技术的人才，不是政客，因此欣然答应了这些条件。这种相遇仿佛是“贤士遇到了明主”——虽然胡宗南远非仁君。
尽管胡宗南表面上对戴中溶极为信任，但私下里仍旧没有停止对他的背景调查，并且还曾秘密接触过戴中溶的家人。一番审查之后确认戴中溶是一个纯粹的技术人员，于是全权交给他负责建立无线电通信网。
不久戴中溶被调到了译电室，这里是情报的核心地带，负责翻译和处理所有的电文。这是一个高度机密的部门，除了胡宗南和极少数高层外，其他人一律禁止进入，但戴中溶是个例外。
戴中溶一家
自从戴中溶参与建设以来，他架设了一套涵盖至营级的无线电通信网，解决了胡宗南长期以来担忧的通信问题，极大地增强了部队的作战机动力。作为该通讯系统的重要建设者，戴中溶在胡宗南部队中的地位逐渐上升，他还因专注于技术而被委以重任，进入了译电室——情报收集的前线。
在译电室工作期间，戴中溶逐渐发现了许多国民党高层，包括胡宗南在内的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他们一心围剿共产党，而中国共产党则坚持抗日并多次呼吁两党合作。面对这一切，戴中溶深感失望，他对国民党的行为深恶痛绝，但又感到无力改变。此时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决定为真正的国家利益而战，即便这意味着他需要在敌营中继续留下。
1936年西安事变突然爆发，在这一关键时刻戴中溶凭借其卓越的通讯技能，确保了胡宗南与外界的通信畅通无阻，为事变的最终和平解决提供了关键支持。这一表现巩固了他在胡宗南心目中的地位，也显著提升了他的影响力。
戴中溶
随着时间的推移，戴中溶在西北军中的角色日益重要。他的工作范围逐渐扩展，从最初的通讯技术支持到涉足情报收集和战略分析。在抗日战争的激烈岁月中，他帮助胡宗南设计和实施了若干关键的军事战略，还对阻挡日军的入侵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1938年，戴中扆决定前往革命的圣地延安，途中她决定拜访在西安的哥哥戴中溶。戴中溶在见到妹妹后，内心的纠结和矛盾溢于言表，他对戴中扆坦言自己渴望回归学术的平静生活，重拾他的电机与轴承研究。
但戴中溶却想妹妹表示：“我还是想回到学校里去，去钻研我的电机和轴承，它们是那样的复杂，却又是那样的纯粹。”戴中扆见到哥哥如此挣扎，提出了另一种生活路径：加入中国共产党。
戴中溶
戴中溶听此建议四处张望，确认无人后才小心翼翼地坐回椅子。他尚未得知妹妹已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当得知这一消息后，他更加震惊。在国民党的机要室工作的戴中溶，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知识非常丰富。他曾在年轻时考虑过加入共产党，但在父亲的影响下，最终选择了国民党。如今得知妹妹已经步入共产党的行列，他感到一种时代的转变。
戴中溶和戴中扆约定，在她到达延安后，会把她在那里的所见所闻分享给他，以便他做出是否加入共产党的决定。按照国军的规定，戴中溶作为机要室的成员，所有对外的通信都需经过军政部门的审查，尤其是与延安的妹妹的通信。
不过戴家兄妹在儿时就编制了一套独特的通信密码，用以逃避成人的监视，现在这技能让他们能够在明处隐蔽地“通共”。经过一段时间的沟通，戴中溶对延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了解到在延安知识分子和科学家享有极高的地位，尽管条件艰苦，但他们受到人们的尊重。他惊讶地发现，即便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等领导人也会亲力亲为，参与基础劳动。
戴中溶心知这样的文化氛围与他们对延安的封锁紧密相关。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继续留在机要室内部，提供重要情报。不久王石坚与戴中溶建立了联系，并安排了几名地下党成员协助他，将获取的情报传递至延安。
1940年代初期，戴中溶已被视为胡宗南的得力助手和战略顾问。尽管在表面上，戴中溶仍是胡宗南手下的高级将领，但他的内心已经逐渐向共产党靠拢，他的日常生活变得充满了危机与挑战。他必须在保持与胡宗南的密切合作，获取关键军事情报的同时，又要小心翼翼地与共产党保持联系，确保情报能安全传递。
这种双重生活的压力和风险极大，戴中溶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直到1947年，戴中溶被内部的叛徒出卖，身份曝光后，他被关进了监狱。尽管胡宗南一再保证戴中溶的清白，蒋介石却不接受这一说法，甚至亲自致电胡宗南斥责。最终胡宗南无奈，将戴中溶送往南京。在那里戴中溶遭受了严刑拷打，但他始终坚称自己无罪。
戴中溶一家
1948年，由于缺乏充分的证据，戴中溶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尽管他在狱中享有一定的优待，但生活仍充满了艰辛和不安。在狱中他对外界的情况知之甚少，直到他注意到狱中的囚犯和看守人员逐渐减少。通过其他犯人，戴中溶得知了国民党在淮海战役中的失败和接下来的犯人转移计划，其中包括对十年以上刑期的犯人执行枪决的命令。
戴中溶陷入了极度的恐惧和绝望之中，夜不能寐，生活在不断的惊恐之中。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发现监狱中只剩下十名囚犯，包括他自己。在这种绝望中，他几乎失去了所有希望，以为自己再也看不到胜利的那天。
当渡江战役结束后，国民党的特务纷纷逃离，忽略了监狱中的囚犯。许多囚犯趁机逃离，而由于疲惫过度，戴中溶却未能及时逃出。次日清晨，当他醒来时，惊讶地发现自己是监狱中唯一的人。虽然错过了逃离的机会，但战争的胜利使他意识到，自己的苦难终将结束。
戴中溶与妹妹、妹夫
重获自由后，戴中溶与妹妹和其他亲友一起迎接了新的生活。他迅速联系了党组织，并在不久后被任命为电信总局第一电机修配厂的副厂长。面对即将到来的开国大典，他被赋予了一个重大任务——设计一套精确的升旗系统，确保五星红旗能够准确无误地在天安门广场升起。
戴中溶投身于这项挑战，经过无数次的试验和调整，最终他设计的升旗按钮系统成功地在大典上发挥了作用。尽管在制作过程中他的贡献被忽视，他却以一颗平常心接受了这一事实，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满。
随后戴中溶被调任到军委通信部，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面对朝鲜半岛的地形挑战，他负责改装和优化通讯设备，确保前线部队的通讯畅通无阻。他的这些工作对战场上的通讯支持起到了关键作用。
1955年，为了表彰他在科研和技术改进方面的杰出贡献，戴中溶被授予了中校军衔。三年后戴中溶被任命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新技术室的副主任，从11月开始他陆续担任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一局和三局的处长，并于1964年8月升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三局副局长。在这一职位上，戴中溶参与了制定我国首个科学技术十二年规划的重要工作。
他的贡献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在半导体（芯片）技术领域的发展。在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戴中溶寻找合适的矿源，还组织了产品的研发工作，奠定了我国芯片事业的基础。
在他的领导下中国的芯片技术在20世纪80年代初能够与国际水平保持同步。特别是，中科院上海冶金所研制的芯片制造设备——离子注入机，更是实现了对日本的出口。
1972年，戴中溶复职担任中国科学院二局副局长，并主导了西安长波授时台系统的设计与建设，这是我国第一个长波授时台，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防事业发挥了巨大作用。1980年8月，他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顾问，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直到两年后他在中国科学院离休。
2007年5月11日，这位曾是胡宗南部下的战略军事人才、红色特工，参与过开国大典和抗美援朝的幕后英雄，也是中国芯片事业的开拓者和西安长波授时台的设计者——戴中溶结束了他传奇的一生，享年98岁。尽管关于他的一些事迹仍未完全公开，已知的成就已经足以显示他对国家科技进步的重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