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为国民党军统特务范纪曼，历经风云变幻的年代，不断在国民党与共产党间穿梭，履行着高风险的间谍任务。在1949年初，当全国解放在即时，他却突遭逮捕。在这关键时刻，他如何依靠一块木板完成了惊心动魄的越狱？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范纪曼
1906年范纪曼生于四川省梁山县的一个中等收入家庭。青少年时期他在万县中学接受教育。1925年春天，年轻的范纪曼离开家乡，前往武汉，在那里他成功入学于黄埔军校的武昌分校，与未来的大将罗瑞卿等人一同学习。
在黄埔军校的求学期间，范纪曼的政治觉悟日渐提高，同年底他加入了共青团，次年进一步深化了自己的政治立场，被录取进入由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军事政治学校，并在此期间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随后的北伐战争中，范纪曼积极参与，担任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的一名排长。他在汀泗桥战役中展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指挥才能，尽管在战斗中负伤，他的英勇表现为他赢得了同志们的尊敬。
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政变后，范纪曼伤愈归队，被党组织安排回四川继续从事革命工作，先后担任合川县和梁山县的县委书记，并在北川地区有效地扩大了党的影响力。
范纪曼
1929年，组织调他前往重庆，在此期间他在高校中推动学生运动，还在西南美专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期间范纪曼结识了未来的妻子彭雅萝，两人的情感在共同的革命理想中逐渐加深。同年秋组织再次派遣他前往上海，担任新新里支部的交通联络员，他的工作基地设在法租界的金神父路。
不幸的是由于叛徒的出卖，范纪曼在参加1929年5月的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期间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后送至苏州的国民党法庭。在被关押数月后，范纪曼由于未能被证实有罪而获释，但由于当时上海的党组织经历重组，他与党的联系不幸中断。
释放后不久，他和他的伴侣彭雅萝移居北平，一边尝试重新建立与党的联系，一边积极追求学术进步。他们最终都成功考入了北平大学，范纪曼在那里学习了日语、德语和俄语，以扩展他的国际视野。
尽管北平的党组织尝试与他重新建立联系，但由于频繁的组织变动和上海中央党部遭受的破坏，他们未能正式恢复范纪曼的党籍。不过范纪曼始终心怀为党服务的愿望，并不在乎个人身份的得失。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范纪曼投身于抗日运动，并迅速被推选为学生会会长。同年12月，他更是被选为北平68所高等及中等学校组成的抗日学生联盟主席之一，并担任南下示威请愿团的纠察队总指挥。
在范纪曼的领导下，超过5000名北平学生组成的请愿队伍成功得到了市政府的批准，前往南京向中央政府表达抗日的强烈要求。在南京范纪曼带领学生们向政府部门进行了一系列的请愿活动，而且在过程中，他本人也遭到了反动军警的暴力攻击。
毛人凤
在1935年范纪曼偶然从一家日本报纸上得知了日本华北驻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与国民党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的一次秘密会晤。这个消息立刻引起了他的警觉。范纪曼与同志刘逸樵决定深入调查，两人展开了针对梅津的跟踪和情报搜集行动。
通过一系列隐秘且精细的调查，范纪曼和刘逸樵终于揭露了何应钦与梅津美治郎之间的秘密协议内容，此协议涉及将河北省与察哈尔省的主权出卖给日本。这一发现极具爆炸性，范纪曼立即向中共中央汇报了这一情况。中央随后迅速做出反应，发布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向全国人民公开了国民党内部的这一叛国行为，并有效地动员了全国范围内的抗日情绪。
何应钦虽身为军人，却在复杂的政治漩涡中扮演着双面角色。1935年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之后，刘逸樵与范纪曼再次商讨重要的情报任务。尽管范纪曼当时并未完全恢复与组织的联系，而且刘逸樵也不是他的直接上级，他本有足够的理由拒绝这项任务。但是基于对国家与民族的深切责任感，他还是接受了前往上海开展情报活动的重任。
陈恭澎
抵达上海后，范纪曼利用自己在文艺圈特别是“左联”中的广泛联系，很快在上海戏剧专科学校找到了教职工作。在那里他结交了众多社会名流和政治人物，这些联系为他搜集关键情报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他的智慧与胆识，让他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稳健地立足，为民族的解放事业不懈努力。
到了1941年上海的安全局势日益紧张，法租界内的一个秘密电台，这台是连接上海与远在延安的重要通信设备，却突然成为敌方的监视目标。这台电台对于组织的意义非同寻常，一旦被敌人摧毁，将对抗日斗争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
在这种危急时刻，范纪曼装扮成商人的模样，进入了藏匿电台的白尔培路五金店。他巧妙地以购买电器为名，将已经事先包装好的电台，在众多巡捕的监视下，成功地从店中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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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他将电台安全地护送到安乐屯，那里已经有一辆汽车等待接手。在确保电台安全转移后，范纪曼又精心策划了电台的新藏身之处。他选择了人流密集的静安寺大华商场附近的一处地点，租下一间店面，并在其中挖设了一个隐蔽的地洞，将电台安置好，确保了上海与延安之间的直接联系得以保持。
为了进一步掩护自己的身份并收集更多的情报，范纪曼与妻子彭雅萝开设了一家书店。尽管面对敌人的严密监视，他们仍冒着巨大的风险继续在上海坚守。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结束了长期的侵略战争，但对范纪曼而言，中国的战斗仍未停息。在战后的政治纷扰中，不久组织再次派遣他回到敌营，深入国民党的核心，担负起提供关键情报的重任。
淮海战役图
范纪曼立刻潜入国民党国防部，凭借其卓越的社交能力和智谋，在敌营中获得了重要职位。在这个关键岗位上他每日接触到的内外情报对解放战争的胜利具有决定性的影响。通过电报、纸条等多种隐蔽方式，范纪曼将情报传递给八路军，有效地减少了我军的损失，但这也使他面临极大的个人风险。
随着国民党军队前线的连连败退，党内的猜忌和权力斗争愈发激烈，范纪曼的处境变得日益危险。在以前的经历中，他深知国民党的拷问手段之残酷，常有同志在狱中遭受难以想象的折磨。
1947年国民党抓捕到了我党在其内部的秘密联络人沈寒涛，他曾与范纪曼有过密切接触。党组织紧急指示范纪曼立即撤离，以避免被捕。然而范纪曼选择留下，坚信解放战争的胜利在望，他愿意为国家和人民继续冒险。他曾对沈寒涛抱有厚望，信任他作为党的优秀成员能守住秘密。但现实很快证明，即使是最坚定的战士也可能在极端压力下崩溃。
剧照
在国民党国防部，范纪曼作为代理少将专员，掌握着大量关键情报。他巧妙地运用自己的地位和智慧，秘密向解放军传递了无数重要情报，包括蒋介石计划迁往台湾的内部消息。不幸的是沈寒涛的逮捕使情况急转直下。在一次偶然的家宅搜查中，国民党特务在沈寒涛的藏书中发现了含有范纪曼姓名的记录。这本书成了沈寒涛与范纪曼关系的直接证据。
在随后的审讯中，尽管沈寒涛起初坚决不肯泄露任何信息，持续的严刑拷打终使他在痛苦中崩溃，透露了范纪曼的真实身份。这一消息立即传至军统和蒋介石，令他们震惊不已。一个看似高居国防部要职的军官，竟是我方的秘密战士，这一发现让他们对范纪曼的追捕更显迫切。
在1948年的淮海战役中，解放军英勇奋战，范纪曼的情报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国民党为了解围被围困的黄百韬部队，调动邱清泉部前来增援。然而范纪曼通过精密的情报网，获取了邱清泉部的关键信息，包括驻地、兵力分布、武器装备以及行进路线，并及时传递给了解放军。依此情报，粟裕将军精准布局，巧妙用兵，最终全歼邱清泉部队，创造了经典的军事战例。
上海解放
范纪曼在辽沈战役中再次证明了他的价值，当蒋介石计划密派廖耀湘兵团赴辽东解围时，范纪曼及时将这一行动通报给了解放军。这一情报帮助解放军做出了迅速反应，巧妙地调整了战场部署，从而在战略上取得了明显优势。
范纪曼不只是在战场上的信息战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他还把握住了国民党内部的重要动态。在国民党内部讨论撤退到台湾的密会中，虽然参与者仅限蒋介石的亲信和军事高层，范纪曼却巧妙地从陈诚那里获取了会议内容，并将其传递给了党组织。即使在国民党的重压下，他的双重身份依然保持着极高的隐秘性。
在1949年3月初，由于同事沈寒涛的背叛，范纪曼作为一名地下党员的身份被暴露，不得不面对逮捕和监禁的严峻局面。尽管反复受到严刑拷打，范纪曼坚守原则，始终没有泄露任何关键情报。
罗瑞卿
范纪曼在狱中的日子非常艰难，随着4月中旬关于国民党即将败退台湾的消息传入监狱，范纪曼意识到形势变得更加危急。与此同时国民党开始在上海、南京等地大规模屠杀共产党人，范纪曼也成为了即将执行死刑的对象之一，毛人凤的名单上已经标记了他的名字。
在这种绝境下，范纪曼于4月19日晚上采取行动。他假装腹痛，诱使看守人员离开取药。这时他迅速利用提前准备好的木板和狱中的脸盆，将它们搭建成一个简易的踏板，翻越了监狱围墙。
范纪曼的越狱行动异常惊险，但他终于成功逃出。他没有选择回到自己的家中，而是直接找到了当时的地下党领导人徐淡庐。徐淡庐及时为他安排了一个安全的藏身之地，帮助他躲过了国民党的搜捕。
范纪曼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范纪曼被安排到华东军政委员会联络局担任职务。刚到联络局，范纪曼便迫切地提交了恢复党籍的申请。不幸的是，数能证明他早年组织关系的同志们已经离世或不可追踪，然而鉴于他对抗日情报工作的杰出贡献，组织特别批准他有资格重返党籍。尽管如此这种重返方式隐含着他此前仅是作为普通群众参与工作的含义。
范纪曼坚持认为自己多年的忠诚和牺牲不应仅以此方式得以承认。他拒绝了仅仅作为重新入党的安排，坚持要求恢复其原有的党龄和资历。即使这意味着在享受一些党内待遇上会有所不利，他也毫不退让。
直到1984年，中央终于发文正式恢复范纪曼的党籍，承认他的党龄自1926年转党之日算起，参加工作时间从1925年他加入共青团之时算起。这一决定为他多年的坚持和奉献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合照
为了表达对党的深深感激，范纪曼将自己珍藏多年的四千余册书籍和逾千张珍贵原版唱片，毫不保留地捐献给了上海戏剧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他希望这些文化遗产能在培养国家未来的艺术家中发挥积极作用，照亮更多青年的艺术道路。1990年范纪曼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