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姚科贵初识韩先楚，从此结下不解之缘，成为其秘书兼参谋。二十年间他伴随韩先楚南征北战，见证其无数贡献。韩先楚病重时仍心系姚科贵的前程。1986年韩先楚离世后，姚科贵仕途顺畅。离休后他将这段经历整理成书。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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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先楚原籍湖北，其名“先楚”寓意着先驱和领导者的风范，这也反映了父亲对他的厚望。从幼年时起，韩先楚就表现出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这种性格使他在后来的军旅生涯中成为一个无人能敌的先锋。
1930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很快在红军中显示出了非凡的军事才能。在多年的战斗生涯中，韩先楚以其冷静和果敢著称，多次带领部队突破敌阵，赢得了“旋风司令”的绰号。
新中国成立后，他被任命为福州军区司令员，担负起了新时期的军事建设重任。1965年姚科贵从第28军第83师被调至福州军区党委办公室，担任秘书一职。在一次重要会议上，姚科贵被临时叫去记录会议，在会后他递交的会议记录准确而详尽，使得韩先楚在会后对他刮目相看，并赞赏地评价他是一个优秀的“笔杆子”。
而韩先楚将军给他留下的第一印象极为深刻：中等身材，腰杆挺得笔直，精神饱满，充满活力。他留着板寸头，额头略显前凸，褐红色的脸庞上写满了自然与严肃。说话时，声音洪亮，带着浓厚的鄂东口音。他的衣裤总是笔挺，显然是个平日里非常注重仪表的人。这一切都让姚科贵对韩先楚将军充满了敬意和好奇。
1966年冬，军区政治部干部部长于智启找到了姚科贵。于部长语气温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你要有思想准备，过段时间可能会将你调到司令员处做秘书工作。”姚科贵听后，心中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能有机会在韩先楚将军身边工作，这是他梦寐以求的；紧张的是，他担心自己能力不足，难以胜任这一重任。他诚恳地回答道：“论资历、能力、水平，我都还不够，恐难担此重任。”于部长却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你就无需再推辞了，回家等通知吧。”
下面小史带大家了解一下姚科贵，1936年他出生于湖北沙市，从小就目睹了中国在抗日战争和内战中的苦难与胜利。在这样激荡的历史背景下，姚科贵孕育了强烈的爱国情感和为国家服务的决心。
在姚科贵14岁时踏入了沙市新沙中学的校门，这里他不只是吸取知识，还积极投身于学校的各类社会活动，展现出领导和组织才能。一年后他步入南京的一所军事学院，开始了系统的军事教育。
1951年至1955年，他在《八一杂志》社历练，先后从事文印、抄写、保密等职务，期间被授予少尉军衔，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坚定了为党和人民服务的信念。
1957年，姚科贵进入长沙第一政治干部学校进一步学习，加强了政治理论素养。学成归来，他被派往福州军区的一线部队，担任政治干事，负责部队的日常政治工作与思想教育，他的扎实工作很快得到了上级的认可。
1967年春，姚科贵接到了正式通知：前往韩司令处帮忙工作。这是党组织经过考察了解后做出的决定，他必须服从组织安排。就这样，姚科贵开始了在韩先楚将军身边长达20年的秘书生涯。
这20年里姚科贵跟随韩先楚将军深入基层，走遍了部队的每一个角落，了解了百姓生活的点点滴滴。他为韩司令起草文稿，处理日常事务，成为了韩先楚将军的得力助手。在这朝夕相处的岁月里，韩先楚将军那种为人民服务的坚定信念，也深深地影响了姚科贵。
1966年以来局势的急剧变化，韩先楚将军担任了福建省委书记处书记。次年10月他在京西宾馆会见了福建省的领导干部，共同商讨应对之策。不久后在中央的决策下，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韩先楚被任命为省革委会主任、省党的核心小组组长。
面对这一重任，韩先楚将军毅然决然地担了起来。他将主要精力转移到福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工作上，立志要自力更生，为百姓谋取福利。他曾豪言壮语：“脱几层皮，也要改变福建面貌。”为了抓好经济建设，促进社会发展，韩先楚将军深知首先要搞好调查，把“家底”摸清楚，才能对症下药。
因此他除了参加一些必要的会议外，绝大部分时间都是轻车简从，深入基层实际调查研究。他非常重视第一手情况，总是亲自下基层去转悠，去看看百姓最真实的生活状况。
据姚科贵回忆，从1967年到1973年12月调离福建的这7年里，特别是在抓经济社会发展的5年多时间里，韩司令所遇到的棘手问题数不胜数，要处理的事情更是应接不暇。为此，他几乎每晚都要工作到12时才离开办公室去休息，而次日却又早早地起来继续工作。
韩先楚将军往往早上5时半或者6时就出门巡查。他会根据巡察的地区、单位和要处理的问题，提前让姚科贵通知相关负责人到场。他之所以叫这些人随他巡察，一是希望他们多接触实际、多了解基层；二是有的问题能够现场及时下决心解决，不要拖到以后再来办。
三是想借此机会带带作风，让干部们不要老是坐在办公室开会发文件，这样会脱离群众的。对于经济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韩先楚将军总是坚定地说：“这些主要靠发展经济、多种经营、扩大生产来解决。”他的这种务实精神和坚定信念，深深地感染了身边的每一个人。
1974年3月初，一架载有重要文件的飞机降落在福州军区，中央直接指令要求可靠人员前往接收。这份紧急文件的内容一旦公开，整个会议室沉默如墓。几天之后，深夜里王洪文打来电话向福州军区澄清：“9号文件”主要针对韩先楚，与其他人无关，你们需积极配合中央工作，揭露他的问题。这通电话稍稍缓解了在场众人的紧张情绪。
当时韩先楚正对兰州军区进行地形考察，这份文件发放是在八大军区司令员调整三个月后，似乎是事先计划好的。韩先楚反复阅读这份长达600多字的“9号文件”，边走边思索，深感困惑和无奈。这不是平时基层干部或年轻人的随意指责，而是来自中央的正式文件。
文件虽未直接指名，但王洪文的电话却明确提到了他的名字。这一情形让韩先楚深受折磨，夜不能寐，常有战斗的噩梦。那些不愿意参与揭露的旧部下也面临着连连不幸，甚至一些已经不在他身边的前下属也遭受牵连。
在福州服务了16年的韩先楚，看着自己的秘书、司机、警卫都被迫参加批判和“学习班”。而他在兰州的五名随行人员暂时未受影响。一个前往福州送物资的警卫，刚一下火车就被带走，关押了三个月。
在这五名人员中，只有他的秘书姚科贵已婚，其家庭仍在福州，尚未迁至兰州。不幸的是，他的妻子突然被抓，下落不明。得知这一消息，韩先楚立即联系在北京的军事高层叶剑英，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的愤怒和无奈，他责问对方为何要迁怒于无辜，指责中央的行为过分，并强调如果有人要对付，应直接来找他。
叶剑英对此只能安抚韩先楚，劝他保持冷静，并尽量去安慰那些受到牵连的人员。姚科贵自1967年开始就一直在韩先楚身边辅助工作，韩先楚的严苛和工作狂态度让他几乎没有私人生活，周末和节假日也被工作占据，姚科贵不得不常常牺牲个人时间。
韩先楚深知姚科贵的忠诚与牺牲，看着他记录了数十年的工作笔记，积累了上百万字的资料。面对姚科贵妻子的不幸遭遇，韩先楚内心极其不安，感到自己对这位忠心耿耿的助手负有责任。他知道姚科贵不会责怪自己，但他自责不已。对韩先楚而言，姚科贵已经超越了工作关系，成为了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1985年底，面对日益严重的肝癌，韩先楚不得不中断手中的工作，前往武汉的东湖医院进行治疗。在韩先楚生病期间，姚科贵一直不离不弃，守护在床前。随着1986年新年的到来，韩先楚在治疗间隙特别放了秘书姚科贵几天假，以让他回家与家人团聚。
但仅仅过了半个月，韩先楚即刻召回姚科贵，希望他能在春节期间陪伴在侧，感受可能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一个春节。当姚科贵抵达武汉时，韩先楚正值生日，姚科贵急忙安排庆祝活动，希望为首长带来一些欢乐。春节第六天的晚上，韩先楚私下里向姚科贵表达了歉意，他认为长期占用姚科贵的才华是一种不公。他深知自己病重将无法为姚科贵的未来提供更多帮助。
姚科贵急忙辟谣道：“首长，能跟随您，见证我们共同的奋斗，是我无上的荣耀。与您一起经历过的每一次挑战，都让我学到了宝贵的经验。”韩先楚听后，深感感动，随即决定尽其所能，为姚科贵安排适合的工作岗位。他立刻联系了相关部门的余秋里，希望能为姚科贵谋划未来。
在韩先楚和姚科贵之间，虽然表面是上下级的关系，但实际上他们的关系超越了职务的界限，更多的是一种深厚的相互尊重和关怀。韩先楚始终对姚科贵的专业能力和忠诚抱有极高的评价，而姚科贵也将韩先楚视为战场与生活中的导师和朋友。
1986年韩先楚在北京逝世。即使多年过去，姚科贵对韩先楚的怀念依旧深刻。韩先楚在战争中是勇敢的将军，在平时也是勤勉的工作者，他把生命献给了国家的服务和人民的福祉。韩先楚的领导风格和对下属的关怀，使得姚科贵即使在他逝世多年后，仍旧铭记那段共事的岁月。
随后当姚科贵接到组织的通知，被安排到新的岗位时，他才得知韩先楚生前的关怀与安排。这一消息让姚科贵感动落泪，深感自己虽是幕后小人物，却获得了如此高的评价和关怀。他擦干眼泪，坚定地走向新的工作岗位，心中铭记着韩先楚的教诲和期望，继续以无比的热情和忠诚，为国家和人民服务。
1988年，姚科贵迎来了人生中的又一高光时刻，他被授予了少将军衔。这份荣誉，对他而言，既是责任，也是荣耀，更是对韩先楚将军多年栽培的最好回报。1992年姚科贵再次接到调令，这次他将被调任至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担任政委和党委书记，享受正军级待遇。新的岗位，新的挑战，姚科贵满怀信心地踏上了新的征程。
在国际关系学院的日子里，姚科贵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推动学院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他的付出和努力，赢得了师生的广泛赞誉。
1996年，姚科贵以正军级待遇离休。离休后的他，并没有选择安逸的生活，而是决定将自己与韩先楚将军共事的20年经历整理成书。他想让更多的人了解那位伟大将军不为人知的一面，感受他的魅力和风采。
于是，姚科贵开始埋头苦干，将那些与韩先楚将军共度的日日夜夜，那些感人至深的故事和细节，一一记录下来。他字字斟酌，句句推敲，力求还原一个真实、立体的韩先楚将军。经过数月的努力，姚科贵的书籍终于面世。姚科贵用自己的笔触，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