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罪羊机制”是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人类学家、文学批评家勒内·基拉尔非常有名、也是其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和论述，这一论述源自于基拉尔在其文学批评论著中曾提出的重大假设——“模仿欲望”。

被模仿的对象被赋予了“楷模”和“对手”双重身份，因为“人只希望他人所希望的东西”。这种“希望”转化成“欲望”，从而形成了人与人之间持久的竞争、以及人际关系中的永久的暴力——“人与人之间最本质的关系，就是模仿与竞争。”

在“模仿欲望”的进一步催化下，危机产生了，一只“替罪羊”便也随之诞生了，唯有牺牲“替罪羊”，方能集体得“净化”。一个人去背负一个群体的罪名，并为之承受惩罚直到灾难平息，而“替罪羊”也因为换得世间安宁而被神化，最典型的例子便是被钉上了十字架、代替世人承受罪过的耶稣 。

长久以来，替罪羊的迫害牺牲竟然成为了社会秩序的创建原则，“人类社会只有通过调整相互的暴力，才能永久维持下去……建立一种代替其他暴力的‘创始性暴力’，以一人的死亡换来团体的生存”。集体中的“迫害者”们无需亲自去参与暴行，但他们对于迫害表述的“随大流”式的赞同，就已经将自己划进这一范畴之中，成为了实施“集体迫害”的一员。

“替罪羊既指受害者的无辜，又指集体矛头对准他们，也指这种集中的集体和目的性。”

基拉尔通过大量的西方历史、神话研究、文学作品和宗教典籍来证明这一理论，比如犹太人背负的“罪名”、“猎巫”的典故、俄狄浦斯神话等等。

比如，纪尧姆·德·马肖的《纳瓦尔国王的审判》就作为了基拉尔阐释替罪羊机制的切入点，因为作品开头那个描写犹太人大批死去的触目惊心的场面，被当时人们看作是对他们所犯下的“恶行”——杀婴、投毒、天灾、瘟疫——的清算，他们是“肇事者”，也是替罪羊，是因为他们有罪，所以才带来灾难！

没有人认为当地居民的离奇死亡是因为黑死病之过，也没有人认为屠杀犹太人是在代之受过，他们需要找出替罪羊然后让它死去，这样就不必面对提起鼠疫的恐惧。如此一来，让“该死”的人死去便不是罪恶，那么对这场屠杀置若罔闻、熟视无睹也便成了理所当然，而像纪尧姆这样的诗人也愿意相信，不过也是因为周围的人都相信，彼时彼刻，人们扮演着“集体迫害”中的迫害者角色，他们甚至“相当天真，没有乔装洗刷去罪行的痕迹……迫害者相当相信自己有理，并不怀疑自己的所作所为”。

然而，即便是“替罪羊”，也并不是谁都可以当的。

在这里，基拉尔又引申出了迫害的几种定式，第一种是危机的定式，面对社会和文化危机，他们要“祛异”，诗人纪尧姆以及他作品中所描写的那些主导迫害行为的人们便是属于这种定式，他们“对重大危机的体验不太受各种各样的真实原因所左右”，在危机中处于普遍混乱的状态——“人群完全像一个彻底祛异的团体，祛除了不同个人间的时空差异，在唯一的地方、同一的时刻混乱地聚集”。

在第一种定式的前提下，迫害者开始收集受难者的各种“犯罪”迹象甚至加以虚构和捏造，用来指控他们的罪行，然后达成“消除异己”的目的，这也是第二种定式。第三种定式则涉及到迫害者的选择，被迫害者选中的人往往是存在有特殊的“记号”的，他们只有达到一定的标准，才会引起迫害者关注成为受难者，这种标准可能来自于文化或者宗教，也可能纯粹只是身体的标准，比如疾病、容貌或伤残等等，他们可能会更容易成为迫害的靶子，继而走向第四类定式，也就是集体迫害受难者所指向的暴力本身。

除了纪尧姆的诗，基拉尔还通过对不同人类文明的各大神话传说的解读来发掘种种集体迫害模式，阐释“模仿欲望理论”。通过对大量的神话、历史和文学作品的研究，基拉尔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种状况，受难者总是被赋予各种各样可以导致群体灾难或者危机的“魔力”，然后再被“净化”被祛异，直到达成一种新的“和解”，待到“替罪羊”发挥效力再把功劳归之于他们，而那时，“魔力”也开始转化为“神力”，制造了危机的替罪羊们再次给人间送来和平美好，而他们也将走向祭坛般的神坛。

这应该也是整个“替罪羊”机制中难能可贵的一面，基拉尔为这个悲观得近乎惨烈的理论赋予了新的希望，被牺牲的“替罪羊”没有被视而不见，而是被承认了他们的无辜、被肯定了他们的功劳。人们见识了恶的一面，同时也从基拉尔的论述中看到、并开始思考避免的方法——“我们相互宽恕的时候到来了。如果我们还在等待，我们就再也没有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