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其实搞错了一个逻辑。

在大多数时候，并不是君主昏庸才导致王朝灭亡，而是大多数王朝到了一个阶段，积弊难返，君主要么无能为力躺平，要么有心无力解决不了矛盾，然后王朝灭亡，君主成为末代君主。

换句话说，不是君主导致了王朝灭亡，而是王朝弊端导致了君主的“无能”，于是成为朝代更迭的背锅侠。

在君主时代，君主虽然是王朝的最大受益者，但并不是一切矛盾的根源。

首先我们要明白一个问题，历届开国皇帝，戎马半身打下江山，都不是为了给底层的平民寻求出路。

即便是根正苗红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在成为一方诸侯以后，也不再是为了农民而打天下，说到底是为了给自己，以及子孙后代的打江山。

我们在拓展一下这个求富贵的圈子，除了君主，还有他身边的文臣武将，也就是现在讨论历史常用的功勋集团。

好嘛，既然这个集团打天下的目的是求富贵，他们就势必站在最广大底层的对立面，因为很简单，你要富，就要剥夺别人的利益，来为自己买单。

很简单的道理，一个王朝建立，必然需要分封功臣吧，分封一般分两种：

土地，和人口。

比如刘邦开国，萧何食邑万户，张良食邑三万户。三万户农民缴纳的租税，都是你张良的收益。二十等军爵更是将食邑跟爵位挂钩。

天下的农民，只有资格作为功勋阶层划分的筹码，功勋分一部分，剩下的都是皇帝的（朝廷的）。

结论就是，君主，以及功勋集团，天然是站在农民的对立面的，他们天生就是统治平民，而不是服务于平民。

古代对此并不避讳，他们有个专有名词，叫牧民。

这就很赤裸，牧原本是放牧的意思，把平民当做羊群一样放牧，从他们身上收取财富，就是王朝时代统治的本质含义。

所以我们引出第二个问题，要统治上千万的平民，单靠君主本身绝不可能，怎么办？

分享权力，分享利益。

将统治权力分享给官僚们，给他们分配利益，让他们协助君主来管理天下百姓。

整个古代史，不论是西周时期的分封制，还是后来的士族门阀制，亦或是隋唐开始的科举制，其实都是通过分享权力和利益，笼络社会精英来协助自己牧民。

这里的科举制最具特色，出身平民的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背离自己的阶层，成为统治阶层的一份子。

所以，不论是张仪、商鞅、苏秦，还是后来的范仲淹、张居正、曾国藩等名臣，他们的所作所为，站的都是君主，而不是底层的平民。

这些人统称为官僚集团。

不过，官僚集团向来是一把双刃剑，他们辅佐君主，同时也会主动去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

君主能生娃，官僚阶层也能生娃，君主再能生，皇室成员的数量也比不过官僚阶层的膨胀，你就是算上老朱家，也是如此。

然后我们就会发现，王朝初期，新的官僚阶层刚刚清洗掉旧的官僚集团，由于他们人口比较少，所以从平民身上汲取的财富也就相对较少，老百姓能够承担，大家日子都能过下去。

再加上新的统治者习惯于借鉴前朝灭亡的教训，也不大好意思盘剥百姓，于是，治世就出现了。

治世并不是盛世，它只能说这个阶段的统治阶层还比较够意思，比较照顾平民的感受。

而盛世就不一样了。

咱们现在回头看盛世，一个最基本的定义，就是人口达到该王朝的历史巅峰，这是盛世的前提，因为人口多，意味着土地开垦比较多，上交的人丁税、土地税也会增多。

供养的统治集团（官员、士绅）也会更多。

换句话说，盛世的定义，无非是庞大的人口可以贡献出更多的社会财富，然后造成社会财富增多的一种繁荣景象。

所有人的日子都过的很好，但底层的平民却未必。

他们唯一要感谢地是，国家没有战事，生产秩序没有被侵犯，至于扛在身上的负担，那是一点也没减少过。

但是盛世也会伴随着另一个问题，平民人口增多，咱官僚阶层的人口也增多不是？

在这里还要拓展一个阶层，地主。

地主并非都是官僚，但官僚一定会成为地主（海瑞这样的人除外），另一部分是从底层爬上来，完成土地集中的平民。

这个包括官僚阶层在内的更大的圈子，基本都得靠农民养活，所以在利益点上，他们是统治阶层的参与者和维护者。

这就是为什么，你翻翻古代史，地主向来都是跟君主一起的，农民起义总是要先清理地主，而王朝军队镇压农民起义，也是要依靠地主阶层的支出。

这不是巧合，说到底还是利益共同体。

然而盛世以后，问题就来了。

平民人口增多，官僚和地主阶层人口也会急剧增多，几百年了，大家都人丁兴旺，他们为了给家族抢占更多的资源，就会不断与民争利，压榨民脂民膏，致使老百姓的生存空间一再缩小，直到活不下去，矛盾彻底激发。

基本上，每个王朝末期，都面临着土地集中的矛盾，这个集中，说白了就是土地从农民到地主手中的集中，也叫土地兼并。

土地集中会导致两个结果，第一，朝廷财政减少，第二，失地农民增多。

前者是统治阶层内部矛盾，后者是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的矛盾。

但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君主的利益受损。

朝廷没钱，军队养不起来，官僚失去秩序，君主的权利被削弱。

失地农民增多，不稳定因素就增多，他们如果要抱怨或者要搞事，首当其中的就是君主。

所以稍微有点见识的君主，就要搞改革，或者支持改革。

商鞅变法，孝宣之治，曹操的屯田制，唐朝的元和中兴，北宋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明朝的张居正改革，甚至清朝的洋务运动，以及元朝的修黄河，说到底要么是为了加强统治阶层的力量，要么是为了加强君主的力量。

这叫生产关系的内部调整，但绝不是生产关系的改变（商鞅变法是个例外）。

换句话说，绝大部分的改革，都是两个目的：平息民怨；增加朝廷收入，从而达到巩固君主统治的目的。

这也是为什么洋务运动居然也能搞出一个“同光中兴”的原因，大家看晚清都这么烂了，居然也有脸叫“中兴”。

因为中兴的本质，是统治力量的中兴，不是平民的中兴，洋务运动一搞，清朝统治力量加强了，甭管底层烂到什么样子，它仍然叫中兴。

这就叫，兴，百姓苦，亡，百姓还是苦。

宋神宗为啥支持王安石变法，因为三冗问题严格限制了朝廷的财赋收入，官僚和士绅阶层赚的盆满钵满，但君主的力量被削弱了。

所以王安石变法的主要目的，是为朝廷增加赋税，而不是解决底层平民的负担。

那它为何失败呢，因为它增税的手段是从官僚士绅集团手中夺取财赋。最典型的就是青苗法，限制高利贷，由朝廷统一借贷给农民。

结果朝廷挣钱了，地主少挣钱了，平民的负担从没有改变过，可能利息低点是他们唯一的好处。

所以王安石变法最大的阻力不是来自农民， 而是来自统治阶层内部，毕竟，每个官僚士绅背后都有一大家子要养活。

你改来改去，居然把我手里的挣钱渠道改没了，我凭啥支持你？

所以宋神宗虽然支持变法，但他的老母亲却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他。

商鞅之所以被车裂，也是这个道理。

就算是张居正也不能例外，一条鞭法简化了税收制度，也让地方官很难从中渔利，所以张居正死后被开棺鞭尸，家属要么被流放，要么被逼死，你看这是人干的事么？

所以历代王朝改革， 最大的阻力不在于农民，而是来自统治阶层内部。

这种改革大概率要么半途而废，要么戛然而止，最惨的是王莽新政，居然把自己改没了。

换句话说，一个王朝的末期，君主统治的最直接的威胁，不是来自底层平民，而是来自统治阶层内部，平民造反只是这种矛盾造成的结果。

电视剧《康熙王朝》中的几句台词总结的非常到位：

“大清的心头之患不在外边，而是在朝廷，就是在这乾清宫。就在朕的骨肉皇子和大臣们当中，咱们这儿烂一点，大清国就烂一片。你们，要是全烂了，大清各地就会揭竿而起，让咱们死无葬身之地呀。”

既得利益集团势力太过强大，有识之士就会闭口不言，单靠君主本身，失去官僚阶层的支持，君主很难推行一场有效的改革。

喊几嗓子“吾皇万岁”大家都没问题，但你要是想让我把吃进去的吐出来，绝不可能！

明末的崇祯面临的就是这一种局面。

于是，土地兼并解决不了，君主和农民都是受害者，君主无力改革，只能选择躺平，但农民没法躺平，因为君主躺平还能活，农民躺平连活着都是奢侈。

于是就有了农民起义。

讽刺的是，农民起义反而会让统治阶层空前一直的团结起来，毕竟一旦被放牧的“民”要掀桌子了，不论是君主还是官僚都得被清理。

你死我活面前，只有两种结局，一种是农民掀翻桌子，领导者成功上位，成为新的君主，一众帮手成为新的统治阶层，然后开始一个新的循环。

另一种结果，也是最常见的，在空前团结君、臣、地主面前，先天残疾的农民武装不堪一击，于是被镇压，然后大家接着奏乐接着舞，继续醉生梦死。

所以纵观整个古代史，农民起义层出不穷，但鲜有成功者，绝大部分的改朝换代，成功的都是地主以及之上的阶层。

即便是朱元璋，最后也是靠着地主阶层的支持，才拿下天下。从他拿下应天那一刻起，他就不再是农民阶层的代表。

当然这种结果也会引发下一轮循环，上层继续醉生梦死，君主无力治国，然后底层农民酝酿一段时间继续造反。

最后的结果就是打来打去，民不聊生，帝国的生产秩序被彻底破坏，然后个别新生强人（这个人可能是农民将领，也可能是帝国阵营代表）权力不断增长，然后取君主而代之。

秦末的刘邦，西汉的末年的刘秀、东汉末年的曹操、隋朝末年的李渊、唐朝末年的朱温、五代终结者赵匡胤、北宋末年的赵构、元朝末年的朱元璋，都是这一类人。

所以回到本文的开头，不是亡国之君昏庸无道，而是他们实在无能为力，因为解决不了，所以才会躺平，个别不愿意躺平的改革者，也很难对自己的拥护者来一场彻底的改革，因为如果你改革成功，你就会失去他们的支持，然后被他们推翻，如果你改革失败，你就会加剧阶级矛盾，然后成为亡国之君。

只是，除了王莽这种疑似穿越者，实在很难有人能够背叛自己的阶级，指望崇祯帝像朱元璋一样，从君主化身农民，来一场自下而上的改革，绝无可能！

在这场事关给帝国续命的博弈中，失败者叫亡国之君，成功者，叫中兴之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