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清宣统元年）9月10日，我出生在江苏省铜山县马兰村。
铜山历史悠久，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已"越四千余岁"，其最古的名字叫大彭国，周朝叫彭城，秦朝实行郡县制以后，又称彭城县。秦以后两千多年，虽多次变更名称，如叫吕县、梧县、徐州等，但其地域建制却基本无多大变化。
铜山县这个名称是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才正式定名的，至今也有二百五十多年的历史了。雍正十一年，徐州升州为府，另设铜山县，以代替过去的彭城县，而当时的徐州知府仍驻在铜山县。清代的徐州府辖七县一州，即铜山、肖县、丰县、沛县、宿迁、睢宁、砀山和邳州。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后，废徐州府，仍留铜山县，县署仍置于徐州城。所以铜山县和徐州市的关系，自古密切，有"徐州铜山本一家"之说。
铜山县地处微山湖南端，县名所以叫铜山是因当年微山湖边有个铜山岛，因岛而得名。其位于江苏省北部，与山东、安徽两省交界，环绕在徐州市周围。京杭大运河穿境而过，又是津浦、陇海两大铁路的交叉点。由于地理位置关系，铜山这个地方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据史书记载，自周秦以来，在这里发生的大规模战争就有两百次以上，因此有些诗中说"自古彭城列九州，龙争虎斗几千秋","九里山前摆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在旧社会，频繁的战争给铜山带来的灾难可想而知。
马兰村这个村不大，村里的住户不多，起初只有六七户人家，后来才慢慢繁衍增多。村中的郭姓就我们家这一户，还是从外乡逃荒来的。我父亲对我讲过，他的高祖乃一筐一担从外地落难到此。实际上也就是背筐挑担，沿街乞讨，来到这个村里。
我的祖辈从外乡到马兰村以后，举目无亲，家无片宅尺土，四处求告，才被允许住在一户地主的草房里，被人称做"住房户"；为了养家糊口，又不得不租种地主家的土地，所以又被称做"种地户"。因住地主家的房，种地主家的地，除缴纳苛重的租税外，还要无偿为地主家服各种劳役。那时候，兵荒马乱，常年闹灾，铜山又多丘陵，这一带农村没有多少可耕的土地。居住在这里的贫苦农民经常是靠打零工、做杂活维持生计。我的祖辈无房无地，又住在人家家里，当然得听凭东家使唤，实际上可以说是主家的奴隶。我小的时候，还常看到祖父和父亲为地主家干各种杂役的情景。因此，我曾在一首小诗中说："我家本是田舍郎，祖孙三代住人房。"
我父亲这个人是个好庄稼手，他不仅很有力气，而且会干各种活计。论种地，耕構犁耙，样样内行；论手艺，也可谓能工巧匠，能做木匠活，还会弹棉花，磨粉条。我还有个哥哥，比我大七岁，由于家里穷，他没读过一天书；人很老实，只知埋头干活，自然成了我父亲的好帮手。由于父兄勤劳能干，又很俭省，这样我家的日子还算过得去。在我十三四岁时，父亲把原来住地主的那些房子买了下来。不过是数间草房，但这可说是家庭的一大转折，毕竟算是有了自家的房子，父亲和母亲内心的喜悦可想而知。从有记忆起，我很少看到过母亲有真正的欢笑，买下草屋前后的那些日子里，她才绽露过发自内心的笑容。
我父亲因为能干活，又有我哥哥做他的帮手，家里又多租种了些土地。村里的地主，一家姓朱，一家姓孙，我们家租种的是朱姓的土地。这家地主除有大量土地外，还在徐州城开着笔墨文具店。他们家仅在我们村就有三顷多地，全部租给农民种，他们家的人，除看家护院的以外，多住在城里。只是到了收获季节，才回到乡下收租子，这家三石、五石，那家两石、八斗，主要靠我父兄挑运。为了能租种他们的地，不得不干这些苦差。因为这家地主很厉害，贫苦农民对之稍有怠慢，他们就要收回土地，不让再为租种。我父亲唯恐得罪他，每逢其下乡收租时，总是跑前跑后，张罗不停。那时租子很重，按年或论季交纳，定下租额，不管年成好坏，都要按量交足。当时的土地收成很差，种小麦也只是百十斤的收成，能收到一百五十斤左右就算是最好的了，种高粱也只能收百把斤。但不管收成多寡，欠租还不行。由于我父亲有力气，又会干活，通常情况下，我们的收成都还可以。再加农闲时，他又做点木工，磨些粉条，或赶个脚，家里逐渐活便了些。不久，又给我哥哥收了个童养媳，又多了个干活的人手，家里的日子才好过了点。
但是旧社会的农村，由于几千年的封建习惯势力，贫苦农民除受地主压迫外，还受族姓压迫。我们那个村基本上是孙、朱两大姓，我们家周围的都是孙姓，他们依仗人多势大，常靠族姓力量压迫人。地主阶级也利用宗族习惯，来扩张自己的势力。譬如村里有各种可以勒索人的公差，有便宜的事，都派本族姓的人做，如村中的看青的、打更的，等等。而后他们又以各种名目收你的打更费、看青费，愈是外姓的愈多要，如若不给，他们就借看青之机，或偷、或毁你的庄稼。我父亲呢，他一方面勤劳俭省，另一方面又是犟脾气，生性不服人，不愿受欺侮和敲诈，遇上不合理的事，常和那些人吵嘴，急了甚至打架。而对方人多势力大，每次他都是处于挨打地位，一年总要挨几次打，有时甚至被打得鼻青脸肿，浑身淌血。他有时不服气，到村公所告状，但村公所又都是大姓的把持，也按宗族习惯，袒护同宗同族，刁难欺侮外姓人，常使你有理难申。我父亲长年累月的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受气生活。每逢遇到我父亲挨打受气，我母亲便十分担惊害怕。
我母亲是旧社会典型的农村劳动妇女，她吃大苦耐大劳，又心地善良，再苦再累都能忍受，又关心丈夫，疼爱孩子。为避免我父亲更多地挨打受气，一旦发生事端，她便到处磕头、赔不是。有时，村中那些大姓人气势汹汹地打上来，我母亲就赶紧把门关起来、顶起来。那些找事的人，仍不善罢甘休，甚至端着石臼或抬着大木桩子，把我家的大门砸开，追着我父亲乱打一气，这就更增添了我母亲怕事的心理。她怕我父亲惹事受欺，宁肯自家忍饥挨饿，去给别人家送礼，少者送一两斤面，多者送三五升粮食，以便息事宁人，缓和冲突。她知道我父亲是个宁肯挨打也不低头弯腰的硬汉子，所以她给人家求情送礼，都是背着我父亲做的。那时候我年纪小，不懂人情世故，更不理解我母亲的苦衷，不愿意让母亲把家里的粮食送给人家，就任性而顽皮地对母亲说："再把家里的粮食送人，我就告诉爸爸！"我母亲便气得打我又哄我，这样的日子实在难熬。
我父亲还有个怪脾气，他在外边挨打受气后，又总是回家向我母亲发泄，常常是没头没脑地把我母亲乱打一顿。而我母亲又总是逆来顺受，从不反抗，听凭父亲打骂。几千年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劳动妇女在旧社会的地位更为低下，我母亲不仅承受着繁重的家务和农田劳动，还要遭受族权、夫权的重重压迫。在我的记忆里，我母亲一生一世，就两身衣服，一身单，一身棉，年年月月，洗了补，补了洗，浑身上下都是补丁。她一辈子就是一床被子，没有享受过人世间一点温暖和幸福。我父亲对她很粗暴，我们兄弟年幼，不懂得也没有力量分担她的苦难和辛酸。在我十二岁那一年，母亲突然得了霍乱病死去。她发病的当天上午，还在地里劳动，实际上她早就病了，咬着牙，强撑着，没有给任何人讲，仍忍着苦痛，埋头干活。直到病重发作，倒在地里，才由哥哥和我哭着把她抬回家。她一病不起，又请不起医生，三四天后，便丢下我们，含恨去世。母亲死前，我和哥哥都站在床前，她看着我们弟兄俩，少气无力地说："孩子，我不行了！"又叮咛我哥哥说："以后要好好照看弟弟，不要打他，苦命呀！"说着，使闭目长逝。当时，我趴在母亲的尸体上哭得死去活来。母亲埋葬时，连口像样的棺木也没有。
几十年来，我一直怀念着我那受苦受难、勤劳善良的母亲，想起她的悲惨遭遇，就痛楚不已！甚至恼恨我父亲对她的毒打和虐待。
由于穷困，我家由我往上数，好几代没有一个读书人。我父亲觉得也许这是被人欺侮的重要原因，为此，他下狠心要让我读书，从七岁起，父亲便送我到村中的私塾里。他让我念书，也不是期待我干大的事情，不过是想让我多识几个字，能看看钱票、认识契约、算个账，将来少受人家欺侮。母亲也是这样心情。我当然也很乐意去读书，一方面是想多懂些道理，做个明白人；另一方面，当时已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从孩童的心理出发，觉得念书可能比种田要轻松些。当然，种田也可以，但比较起来更乐意读书，特别是看见别人家的孩子都背着书包去念书，我也盼着有读书的机会。那时，辛亥革命不久，封建帝制刚被推翻，在偏僻的乡村中新学还不普及，我们村和附近的几个村都没有新式学堂，只有私塾。我们村先后有三个私塾，有的是请外来的先生，有一个还是看庙的和尚，他一方面给人家看病，另一方面业余教书，多增加点收人。我从七岁起被送到私塾后，一直没有间断，直念到十三岁。
私塾里的先生对学生管得很严。我念书的那个私塾规定，十岁以前的学生可以不读灯书，过了十岁每天必须读灯书。读灯书就是早晨天不亮就点灯读书，晚上也要在灯下读到十点多钟。一天的功课很紧张，从早念到晚。早晨吃早饭前要背书，背熟了才能回家吃饭。早饭后到塾中，先生再教一段新书，而后每人写一篇大字，接着再念书，直到中午。午饭后，又是一篇大字，接着又念书、背书。每天还学作诗，先生教的是五言、七言千家诗。晚上回家后，继续念书写字，直到十点多。我们的私塾门口贴着副对联，联上写的是："书声不让鸡声早，月影长随花影息。"就是早晨起床读书比鸡叫还要早，夜间读书直到看不见月影才休止。十岁以后，还添上讲书，每天早饭后，老师开始讲书，讲完后每人默悟，而后回讲。一天的功课，大体如此。真是"三更灯火五更鸡"，昼夜攻读。
一个穷孩子上私塾读书很不容易，功课虽然紧张，我也乐意，而且下决心要读好。所以，上私塾这几年，书读得真不少。除《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幼童启蒙书外，我还读了《论语》、《孟子》，以及《大学》、《中庸》、《诗经》、《书经》、《左传》等等。总之，"四书"、"五经"除《易经》外，我全读过。还读过《史记》、《汉书》等史书。《书经》、《诗经》、《礼记》、《左传》，在这几年中，都念了几遍，讲了几遍，有时还倒着念、讲。背熟了就讲，讲熟了再背，讲背中逐渐有了理解，真可以说是达到了滚瓜烂熟的程度。现在回忆起来，我在文字上的基础就是那时候奠定的。在私塾里，我的学习成绩一直是名列前茅。所以，我在十岁时，就当了私塾的大学长。同学中有的十六七岁，有的甚至十七八岁，多数比我年纪大，但学习却不如我，因此，老师和同学共同推我当了大学长。当老师有事外出，就由我领着大家读书、背书。
在私塾读书时，由于在家中看到父亲被人欺侮挨打的痛苦，加上受母亲胆小怕事的影响，我不仅用功读书，而且从来不敢得罪人，对先生毕恭毕敬，对同学谦虚礼让，对校外的人更不敢得罪。我们家离私塾不远，我走路时都不敢抬头，而且都是靠路边走，不敢走路中心，唯恐惹事得罪人。但是在十三岁那一年，有一次先生突然莫明其妙地大骂了我一顿，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先生借我发泄他心中苦闷。他很苦，孤身一人，从教书到吃饭，一天到晚，就在这个学屋里。当时，多数学生家中都比较穷，学费很低，有的学生给点粮食，有的管几顿饭，弄得他缺吃少穿，心情忧郁寡欢，因为我是大学长，只得对我发泄。但是，他对我的大吵大骂，却使我感到感情受到了伤害，觉得无法在私塾里再待下去。
当时，念了六七年私塾，我已经十三四岁，已是1923年了。由于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历史已进入新的阶段。虽然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还没有直接传到我们村里，但是，我们村却有几个青年在外面上学堂，他们回村后，也向我讲点新学堂的情况，逐渐对我有了新的吸引力。加之，在私塾里，读来读去，讲来讲去，总是那老一套，私塾里的那位老师，也就那么些东西，学习的内容我已感到不能满足。这是我下定决心离开私塾的重要原因。私塾里老师无名的发火，我自己头脑中萌生的新的追求，促使我和父亲商量，离开私塾，寻找新的学习途径。
离开私塾后，究竟到哪里去，很费了一番周折。既然不愿念私塾，只有读新学堂，村中又没有，进城去读，我们家的经济条件又不允许。真是一心想读书，苦于没途径。后来，终于想到，我有一个本家的伯父，在徐州天主教堂看大门，不妨寻找他，看能否帮助谋个读书的门路。教堂看大门，不妨寻找他，看能否帮助谋个读书的门路。
我这个伯父也是个没有文化的农民，为了谋生在徐州城给教堂看大门。我进城找到他说明来意后，开始他也感到为难。后来，他费了很大力气，给我找了所法文补习学校。这所学校是专门为陇海路的职工服务的，铁路职工子弟进了学校，学点法文，将来可以在陇海路找个事情。学校每天就学习两个小时的法文，没有别的课程，一边读法文，一边还可以干些活，是个边工边读的补校。在这里学习，费用很高，买一套法文课本一元现洋，每月还要交两元现洋的学费。这样高昂的学费，对我这个贫苦的农家子弟说来，实在是负担不了。但既然进了城，又没有别的出路，只好硬着头皮，一方面靠家里东挪西借，另一方面靠伯父支持接济，总算报名进了学校。
说是进了法文补校，实际上既没有地方住，也没有地方吃饭。后来，还是我伯父给想了个办法，他设法让我住在教堂为教友做弥撒用的房子里。天主教堂的教友，每到一定时间到这里来做弥撒，平时则空着。我伯父背着教堂神甫，偷偷让我住在这间屋里，这间屋平时上锁，屋里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就是空地板。晚上我住进去，天不亮就出来，再加上锁，因为教堂的神甫经常查房，如果被他们发现，不仅我不能住，连我伯父的工作也会受影响。
这个教堂，就在徐州青年路。教堂里有个加拿大神甫，他从我伯父那里知道我在念法文，可是又不常见到我，有次当他看到我时，就漫不经心地昂首对我说："要想念法文嘛！就要坚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是念不成的，懂吗？"学贵有恒这个道理固然是对的，但是他不知道，对于一个没吃没住的贫寒子弟说来，这又谈何容易。因此，我看到那个神甫趾高气扬的神态，反而很厌恶。
不管如何，住的问题总算得到了解决，吃饭的问题又怎么办呢？每月两块钱的学费都是七拼八凑弄来的，哪里还有钱买饭呢？经常是忍饥挨饿，往往是伯父到教堂领饭，夹带着多领一点，不过是每顿饭多领一两个杂面饼子，敲起来叮当响，没有汤，连点热水也没有，有时连这样的杂面饼也吃不到。就这样，东躲西藏、挨饿受冻，求爷告娘地念了五个月法文补习学校。
后来，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每月两块钱的学费无处凑集，住的地方又不牢靠，一天吃不上顿饱饭。在一点办法也没有的情况下，我不得不跑回农村家里。我父亲见我跑回来，还嘟嘟囔嚷地吵着，说是到城里念书，花了那么多钱，也没找个事做，怎么就跑回来了呢？他不知道我在城里的苦处，我只好对他说："这个书实在没法念！"
在家里待了大约一个暑假，或下地干活或胡乱翻些书，感到愁闷彷徨。心想已经念了七八年书，高不成，低不就，种庄稼已感到插不上手，到社会上找工作，又连个什么文凭也没有。我不忍心就这样半途而废，仍想继续读书。恰好，当时有个同学来找我，说他有个亲戚在徐州，可以想法介绍我们去读正规的新式高小。前两年，我就向往和追求新式学堂，现在既有可能，何不去试试呢？因此，我又说服了父亲和哥哥，再一次去到徐州。
当时，徐州还叫大彭，通过这个同学的一位亲戚，把我们介绍到大彭市立一小。我从四年级读起，课程有国文、算术、英文、音乐、体育、工艺、图画等。多数课程对我说来，都不困难，困难的是英文和算术。为此，我又上夜校补习英文、算术。当时，我已十四岁了，又深知读书不易，学习很刻苦，经过短时期的补习，不仅把所有的功课都赶上了，而且成绩是班上最好的一个。
小学学习是一个人的启蒙时期，虽说已是六十年前的事，但大彭一小的校长和老师至今我还记得。班主任叫何从周，他是个地下国民党，那时军阀混战，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处于地下。我的班主任老师有个朋友叫陈影秋，就是个地下共产党员。因为班主任老师的关系，我和他也有过接触。还有几位老师如邢筱亭，当时的思想也倾向进步，后来我知道他也人过共产党。校长乐兴初，虽是个前清秀才，但对学生很关心爱护。学校里本来没有宿舍，因为我家离城远，乐校长便设法在学校给我安排了个住处，他知道我家里穷，还免收我的学费和宿费。我一直牢记这位校长对我的帮助和培育，没有他，我很难坚持读完高小。新中国成立后，我打听到他一直在徐州，因为无后，没有依靠，生活困难，我便接济他生活费。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起，直到1962年他去世为止，每月寄十几元钱给他，始终保持着师生间的情谊。
在大彭一小读书，虽然有师友帮助，但仍然很困难。吃饭就很成问题，买饭不可能，在学校搭伙交不起伙食费，只有从家里带干粮。我们家离城往返有百里路，只好每星期回来一次，从家中带些窝头和杂面饼子，背上一口袋到学校。刚带到学校还可以吃，过几天硬得敲起来叮当响；冬天还可以，等到夏、秋，饼子常常发霉，实难下咽。有时，父亲给我几个铜子，我就交给丸子店，请他们在丸子汤里把饼煮一下。后来，我曾经回忆当时的生活情景说："忆昔远读书，干粮百里送。饼霉难入唇，饭稀如照镜。"的确是当时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
我的阶级意识发蒙得较晚，在农村读私塾时，对于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农民与地主间的对立和斗争，考虑得很少，只知道家里穷，可为什么穷，怎样改变这种处境，却没有想过。初到徐州读高小，也是一味读书，不问政治。后来，有件事使我很受刺激。大概是1925年，当时军阀互相开战。有次徐州城被围，我不能回家拿干粮，甚至一连几天饿肚子。无奈之下，想起父亲曾城被围，我不能回家拿干粮，甚至一连几天饿肚子。无奈之下，想起父亲曾对我说过：必要时，可以找在城里开文具店的东家，我们租种他们的地，又给他们干那么多活，有困难总得接济一下。我只好硬着头皮，去找那个朱姓东家和老板，向他说明借几块钱买饭吃。他倒是二话没说，很慷慨地借给了三元钱纸币。我当时很高兴，没有数也没有看，就拿着回学校了。而后，才发现原来是贬值的张宗昌纸币，一元顶多值两角。我又急忙去找那个姓朱的，他却生气地板着脸说："我们根本就没有这种票子，你少赖账！"我没有想到这种有钱的人竟如此卑鄙，气得什么话没说就走了。后来，他也许觉得这样太过分，便派了经常到我家收租的账房先生找我说："那三块钱就算是东家送给你用的，不要介意"等等。我说："谈不到介意不介意，我算是认识人了。这三块钱我一定还给他，决不要他的施舍！"过去，我印象较深的是族姓压迫，而对于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压迫，则比较迟钝，通过这件事，我才逐渐有所认识。
1926年，在我读小学六年级时，北伐军打到徐州，我从自身遭遇出发，渴望北伐军获胜，以结束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那时，徐州还没有学生联谊会。是年秋天，凡是徐州的中学与高小以上的学校，每校派两名代表，在铜山师范开联络会，我是大彭一小的代表。联络会在铜师开过两次会，商议如何打倒军阀，支持北伐军，甚至议论到如何开城迎接，等等。我们想得很简单，其实军队一来就是几十万，离城很远就扎营围集，怎么开城迎接呀？但却反映了那些年轻人的心理。后来，我还和一些同学到徐州云龙山凭吊北伐阵亡将士墓，并写了诗句："木牌漫灭衡阳郡，雁过衡阳不见君。自古汨罗多奇气，时来大地起风云。"还记得1927年上半年宁汉分裂后，我的班主任在课堂上讲："什么宁汉分裂，我看是争权夺利。"他的话虽然不尽妥当，但对我却有不小的影响，从此，我的头脑中有了政治斗争的概念。与此同时，"四一二"政变前后，蒋介石背叛革命，实行"清党"，一些共产党人惨遭杀害，有些竟是我熟悉的老师，也使我对共产党人产生了同情。
1927年秋，我在大彭一小毕业，面临继续升学的问题。当时徐州有市立和私立徐州中学、云龙中学，还有铜山师范。但考一般中学，家庭经济条件不允许，从实际情况出发，我决定报考铜山师范。因为铜师的学、膳、宿费均免收。由于我高小毕业那一年，该校不招收一年级新生，我考的插班生，从二年级读起。当时也只希望毕业后，能找个工作，做个小学教师，没有更多的想法。因此，人学后我的主要精力都用于读书学习。所以，在铜师学习期间，每次都考第一名。人铜师不久，就被推选为学校学生会主席兼膳食委员会主任。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徐州党组织遭到了破坏。我在铜师学习时，学校似乎没有党的组织，但有进步同学。我那个班就有几名进步学生，其中一个就是杨涵之，他在抗日战争期间，还同我一道工作过，在铜山工委期间，我是工委书记，他是宣传委员。
1929年春天，学校里发生了一次风潮，概言之谓"迎胡驱郑"。近几年，有人回忆那次风潮说是一次进步学生运动，我则认为这种说法不符合当时的真实情况。
所谓"驱郑"，是指驱逐当时铜师的校长郑梦九；"迎胡"，则是欢迎国民党铜山县县党棍胡锡三出任铜师校长。那次事件，完全是国民党铜山县党部为夺取铜师的领导权而挑动策划起来的，并不是什么进步学生运动。因为"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迅速夺取了徐州的领导权，委任了新的铜山县长，建立了县党部、区党部以及工会、农会、商会等一系列机构，接着又安插党羽，相继夺取了徐州中学和铜山一小、二小等学校的领导权。他们认为铜师的郑梦九是老派人物，不属国民党新派系统，应把他赶走，换成自己的人马，于是策划了"驱郑"风潮。
国民党事先在徐州市南郊云龙山兴化寺，秘密召集了七八十个学生开会，挑动策划他们闹事，而后，与会者又按国民党的意图串联了一些人，迅速掀起"驱郑"事件。他们提出"驱郑"的理由有三：其一，说郑梦九是"军阀余孽"，根据不过是郑办学校早，是国民党占领徐州前该地区教育界的所谓"四大金刚"之一；其二，说郑辱骂学生，把学生都骂为"贼"，根据不过是郑在一次讲话中说学生中有些人"宅心不忠厚"，这本来是句老辞，学生听不懂，把"宅"字误听为"贼"，传开来，便说郑梦九把学生都骂成"贼"；其三，说郑贪污了学生的伙食费，但我当时是膳食委员会主任，也并没有掌握郑贪污伙食的根据。
国民党准备抬出来当校长的胡锡三是新牌国民党。我因目睹"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到处"清党"，屠杀共产党人，对国民党已产生反感，觉得把这个新牌国民党迎来，只能使学校更加法西斯化。因此，我对"迎胡驱郑"很冷淡。尽管那次事件是以学潮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背后却有反动势力的支持与策划，决不能笼统认为：凡是学潮，凡是学生运动，都是进步的。判断一次学潮的进步与否，关键要看其运动的方向，要看其究竟支持什么、反对什么，是否符合历史发展方向。
由于我是校学生会主席，在同学中有一定影响，国民党势力竭力拉拢诱惑我参加"迎胡驱郑"风潮。我则基于上述认识，拒绝其拉拢诱惑。我表示："驱郑"未尝不可，他是个老派人物，思想守旧陈腐，教不出什么新的东西；但"迎胡"也未见得会给学校带来什么益处。我既不反对"驱郑"，更不积极"迎胡"，实际上是采取了中立态度。
但"迎胡驱郑"风潮，终于在国民党的煽动支持下获得成功。我由于没有和"迎胡"派站在一起，便被新当权者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他们唆使一些人不断对我进行讽刺、挖苦和恫吓。特别是我看到胡锡三来到学校后，校园里的政治环境越来越坏，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感到憋气，决心离开铜师。所以，没等到毕业领取文凭，我便毅然退学了。
许多人对自己的青少年时代都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我的青少年时代则是在贫困与饥饿中度过的。但在困境中，我并没有低头和气馁，一心想读书求知，寻求新的出路。困苦险恶的环境也磨炼了我的性格，使我较早地认识了社会与人生。
【郭影秋(1909- -1985) ，原名玉昆，又名萃章。江苏铜山人，出生于普通农民家庭，1928年肄业于无锡国学专修科，1930年考入江苏教育学院，1932年毕业于江苏教育学院。毕业后在沛县中学教书期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湖西抗日根据地开创了湖西中学。1935年起从事中共地下工作， 后投笔从戎，曾任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任、解放军十八军政治部主任等职。从解放战争开始，郭影秋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政治部主任。解放后历任川南行署主任、云南省长兼省委书记。1957至1963年任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1963年调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1978年人大复校后任党委第二书记兼副校长。1985年在北京逝世，享年7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