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0月25日，在新中国成立22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对于这一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重大事件，许多人都没有想到！

因此，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位置，联合国的工作人员也不好确定……

1968年，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重返政坛，并在美国大选中，击败了民主党人休伯特·汉弗莱和独立竞选人乔治·华莱士，成为美国第37任总统。

然而，尼克松在就任总统之前，就已经认识到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美国的军事实力和国际地位正日益下降，苏联正加强与美国的争夺。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执行的“遏制和孤立”中国的政策已告失败。因此，在上台不久，尼克松就指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探索和中国重新打开关系的可能性。

为了实现与中国改善关系的目标，尼克松多次在不同场合就对华贸易、旅行、人员往来和美军在台湾海峡巡逻方式等问题向中国作出姿态，并通过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等各种渠道，传出了想与中国建立联系讯息。

此时，从调整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外交战略需要出发，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也决定通过请美国作家斯诺传话、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等方式，发出了愿与美方接触、争取打开中美关系僵持局面的信息。

后来，为了快速推进改善中美关系的进程，美方主动提出了双方举行高层对话的建议。

1971年4月21日，就美方提出的这个建议，中国政府作出如下答复：

“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一切武装力量。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两国高级负责人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交谈。”

收到中国政府的答复后，尼克松非常高兴。很快，尼克松出于对两国关系的重视，表示为了解决两国之间的分歧问题，准备在北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位领导人进行直接的交谈，并建议由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先行来到中国，与中国的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议，为他的访华行程做准备。

对此，中国政府表示同意。

7月9日，基辛格秘密来到中国，为尼克松访华打前站，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热情接待。

对此，基辛格在后来回忆说：“周恩来亲自来看望我们，这真是莫大的礼遇。根据外交程序，东道国一般会在政府大楼里接待来访的代表团，特别是如果双方负责人的头衔差距这么大，更应如此。（我这个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头衔相当于副部长，比周总理低了3级。）”

不久后，中美两国政府发表了会谈公告：

“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这个公报发表后，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尼克松显得非常兴奋，积极地准备了他访华的各项工作。

在基辛格访华期间，联合国的17个成员国提出，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的问题，加入第26届联合国大会的议事日程。

此外，这17个成员国还声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联合国的创始国和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其依法所应占有的席位自从1949年以来就被系统操纵的排除在联合国以外”。

9月25日，在原有的17个成员国基础上又增加了6个成员国，形成了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等23个成员国，向联合国提交了决议草案A/L.630以及附加文件1、2号。

9月29日，为了阻挠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等23个成员国提出的提案，联合国的美国和日本等另外22个成员国向联合国提交了另一项决议草案A/L.632以及附加文件1、2号。

在这个文件里，那22个成员国提议：“任何试图剥夺“中华民国”代表权的提案都是涉及联合国宪章18条的重大问题，因此需要三分之二的会员国赞成方可通过。”

然而，任谁都知道，那22个成员国虽然各怀鬼胎，但却是在美国的操纵下，才达成了一致目标。而美国是想以此作为尼克松在访华期间，与中国在谈判过程中讨价还价的筹码。

10月20日，尼克松再次派基辛格博士访问中国，就中美联合公报问题进行会谈。

期间，在向毛主席汇报了美方草拟的联合公报后，周恩来总理向基辛格明确表示：“毛主席已经看了你们拟的公报草案，明确的表示不同意。这样的方案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听了周恩来总理的话，基辛格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连忙辩解说：“我们初稿的含义是说，和平是我们双方的目的。”

对此，周恩来总理坚持原则，驳斥道：“和平是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得到的。你们的初稿是伪装双方观点一致。我们认为公报必须摆明双方根本性的分歧。”

然而，基辛格在心里还是想再坚持一下，便说：“我尊重总理的信仰。但把那些一贯正确的教条，写在公报里是不合适的。”

听了基辛格的话，周恩来总理表情十分严肃，说：“你们也承认，中美双方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如果我们用外交语言掩盖了这些分歧，用公报来伪装观点一致，今后怎么解决问题呢？”

后来，在中方的坚持下，美方不得不对联合公报草案进行了修改。最终，在周恩来总理和基辛格博士的外交谈判下，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这时，已经是10月25日了。

在北京时间的这天晚上，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以59票反对、55票赞成、15票弃权，否决了美国和日本提出的 A/L.632草案及附加文件1、2号，也就是恢复中国代表权必须由联大三分之二多数赞成的“重要问题”提案。

接着，会议又表决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和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并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获得通过，并形成了第2758号决议。

那一刻，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国代表全部站了起来，高举着他们的双手，长时间热烈欢呼：“我们胜利了！中国万岁！”毛主席也高兴地说：“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

然而，在中国访问的基辛格却并不知道这件事情，还想要拿这件事为尼克松向中国买好呢！

10月26日，为尼克松访华准备的中美联合公报草案谈判初步告成，基辛格也完成了他这次访华的使命。

在送基辛格离开的时候，周恩来悄悄地对乔冠华说了联合国已经通过了接纳中国、驱除台湾的阿尔巴尼亚提案。

听了周恩来总理的话，乔冠华看了一眼基辛格离开的背影，问：“基辛格知道吗？”周恩来总理微笑着说：“为了不使基辛格难受，我没有将这个消息告诉他。”

后来，在送基辛格离开的时候，乔冠华问：“博士，你看今年这届联大，我国能恢复席位吗？我得到消息，现在这个时候，联大正在对恢复我国席位进行表决。”

对此，基辛格还是那样盲目自信地说：“不行，我估计你们今年还进不了联合国。”

乔冠华又问：“博士先生，你估计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进去？”基辛格回答说：“估计明年还差不多。待尼克松总统访华以后，你们就能进去了。”

从基辛格的这句话里，也透露出了美国想用这件事情向中国买好的用意。

听了基辛格的回答，心中有底的乔冠华仰面大笑起来，说：“我看不见得吧！现在人心所向正在发生变化！”

很快，基辛格便在“空军一号”专机上接到了美国传来的消息，惊讶的表情不满了脸孔，并说：“我说过，光是中美接近，就会使国际形势产生革命性的变化，可是连我自己对此也认识不足。”

当天，联合国秘书长吴丹致电中国外交部代理部长姬鹏飞，告知了联合国2758号决议案的内容，并邀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团参加第26届联合国大会。

对此，毛主席说：“要去，而且要快。为什么不去？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我对美国那根指挥棒，还有那么多的迷信呢！”

说这些话的时候，毛主席的语气中充满了轻松。这样的轻松，是被压迫了20多年的释放！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天，毛主席向世界庄严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然而，在国民政府败退台湾后，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一直被败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当局非法占据。

11月18日，为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致电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各理事国，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1950年1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再次致电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各理事国，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同年，在美国的主导下，第五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396号决议，规定有关会员国代表权的问题“应由大会，如值大会休会则由驻会委员会审议之”。在这种情况下，关于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的问题，也就由安理会转移到了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也变得十分困难。

后来，中国政府虽然不断地努力，但由于美国的阻扰，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个问题，一直没能得到讨论。

1964年10月16日，新中国爆炸了自己的第一颗原子弹。1966年10月27日，东风二号甲核导弹将核弹头精准投向预定目标，弹头实现核爆炸。从此，新中国正式拥有了可用于实战的战略核威慑力量，国际地位得到显著提升。

1969年，美国的情报系统判断，中国有可能在20世纪70年代前期研制出中程、中远程导弹并发射卫星，还有可能突破洲际导弹技术。这一次，中国的尖端武器发展和美国情报机构判断的差不多。

1970年1月，中远程导弹东风四号试飞成功，标志着新中国已掌握多级火箭等一系列关键技术。

1970年4月24日，以中远程导弹为基础级的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了新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

1971年3月，新中国的第一颗科学实验卫星也在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推动下，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名字为：实践一号。

中国取得了一系列的尖端科技成果，让美国再也坐不住了，主动向中国发出了示好的讯号，提出了双方举行高层对话的建议。

4月，就美方提出双方举行高层对话的建议，中国政府与美方进行了沟通，并取得了一致意见，也就是由基辛格首先来到中国，与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议。

7月9日，基辛格秘密访华；10月20日，基辛格再次来到中国，与中国政府就尼克松访华的具体问题和联合公报，举行了会谈。

10月25日，基辛格在北京会谈期间，发生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重大事件，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形成了第第2758号决议：

大会，

回顾联合国宪章的原则，

考虑到，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所必须从事的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她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

第一九七六次全体会议。

10月26日，在听了周恩来总理、叶剑英、姬鹏飞、乔冠华等人的汇报后，毛主席十分高兴，就联合国秘书长吴丹请中国派代表团参加本次联合国大会的问题，说：“联合国秘书长吴丹不是来了电报吗？我们就派代表团去。让乔老爷当团长，熊向晖当代表。开完会就回来，还要接待尼克松。派谁参加安理会，你们再研究。”

这时，周恩来总理提议说：“就让黄华做副团长，留在联合国当常驻安理会的代表。”

对此，毛主席表态说：“好，现在请总理挂帅，抓紧准备。”紧接着，毛主席就这次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发言内容作了指示。

很快，周恩来总理便根据毛主席指示，组织了以乔冠华为团长、以黄华为副团长的30人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并组织起草了他们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稿，报请毛主席批准。

10月29日，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再次致电中国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向中国政府询问，中国国旗的位置，是应按照代表中国的“C”呢，还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字母“P”来确定？

吴丹之所以发电报给姬鹏飞询问中国国旗的位置，是因为联合国总部的官员们也没有想到中国会在这次大会中便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着实有些措手不及。

因此，联合国也没有事先准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还是在表决结果出来后，才临时向一家制旗店紧急定制了五星红旗。

然而，在安排中国五星红旗位置的时候，他们也犯了难。

这是因为，在联合国会址周围排列着131个旗杆，各国的国旗都是按着会员国国名的字母次序，依次升旗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英文为：“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第一个单词的首字母显然不能使用，那么就是第二个单词People“”的首字母“P”，或者是 “China”的首字母“C”。对此，他们也不敢贸然决定按照那个字母的顺序挂，必须要征得中国政府的同意才行。

经过讨论后，姬鹏飞于10月31日复电吴丹：

“我收到了你1971年10月29日的来电。我荣幸的通知你：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字的按字母次序排列问题，请按开始的英文字母C排列，即CHINA，PEOPLE’S REPUBLIC OF. 顺致最高的敬意。”

11月1日，一面耀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在联合国从北端数起的第23根旗杆顶端，迎风飘扬！

11月9日，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周恩来总理率领着所有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来到机场，为中国代表团送行。

11月15日，在联合国大会第1982次会议上，联合国大会主席马立克和57个国家的代表先后在大会上致词，对中国代表团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当天，有记者问乔冠华：“乔团长，你能不能讲讲你现在的心情？”

听了记者的问话，乔冠华仰头大笑，爽朗的笑声感染了现场的所有人。过了一会儿，乔冠华对那位记者说：“我现在的表情不是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了吗？”

12月18日，中国代表团结束了在联合国的任务后，离开联合国的所在地美国纽约。

12月22日，中国代表团回到北京。当天晚上，在接见乔冠华等人的时候，毛主席肯定了他们的成绩，并鼓励他们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听了毛主席的话，大家都点了点头，纷纷向毛主席投来了敬佩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