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在北京门头沟煤矿参加劳动的余立金的儿子，心中惦记着已经离别了多年的受苦受难的父母，便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辗转交给了周恩来总理。

看完余立金儿子转来的信后，周恩来总理立即想起了那个经常向自己请示汇报工作的老实人，心里十分难过，连连点着头，说：“应该的，应该的……”

随后，周恩来总理拿起笔，批复了两个字：“同意！”

很快，在秦城监狱的余立金的妻子陆力行，便接到了工作人员的通知，说是周恩来总理已经批准了让孩子们来看她的请求。

听了工作人员的话，想到周恩来总理对她们的关怀，陆力行的心里十分感激，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过了一会儿，陆力行想起还在受难的丈夫余立金，抬起手将泪水擦去，并对工作人员说：“让孩子们看到他们的爸爸后，再来看我吧。”

此时，余立金也在秦城监狱。虽然他们夫妻二人都在秦城监狱，但由于监狱的规定，两人从来都没有见过面，甚至不知道对方也在这里。

4月，余立金的孩子们一起来到秦城监狱，见到了他们多年未见的父亲。

看着已是满头白发的父亲，想起分别的时候父亲还是神采奕奕，孩子们的心里十分难过……

1968年3月23日凌晨，余立金、夫人陆力行和孩子们正在休息，突然被秘书的敲门声惊醒。

想到又是有什么紧急的事情，余立金赶紧将睡衣披在身上，将门打开，问秘书：“什么事？”

想起吴法宪秘书交代的事情，秘书回答说：“吴司令刚从林副主席那里开会回来，有急事商量。”

秘书说完后，余立金想到了最近发生的事情，便说：“会不会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发表？”秘书回答道：“不像。他是说有急事商量。毛主席有最新指示，传达就是了，不会商量的。”余立金想了想，说：“也是。”

这段时间，余立金实在是太忙了，几乎是一肩挑起了空军的这副重担。就在前几天，吴法宪特意将余立金叫到自己那里，对他说：“空军的事情，你要多管。我在那边（军委办事组）忙得很哩。有些事情，你不用请示我，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想到司令员和政委应该各司其职以及党的组织原则，余立金还是说：“你是第一书记，应该报告的一定报告，这是原则问题，不能含糊。”

然而，吴法宪却认真地说：“你该做主的就做主吧，不必请示。”

想到这种情况只是暂时的，余立金也没有再说什么，只好勉为其难将空军的事情抓了起来。

一肩挑的日子并不轻松，余立金经常要工作到深夜。就是在前一天晚上11点多时，余立金还在听取空军所属院校学习两报一刊社论 《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的情况汇报。这就余立金在被叫醒后说“是不是毛主席有最新指示要发表”的一个原因。

然而，就在余立金刚刚躺在床上不久的时候，秘书便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吵醒。醒来后，秘书还下意识地看了一下床头的闹钟，已是凌晨1点多了。

电话是吴法宪的秘书打来的。在电话里，吴法宪的秘书语气着急地问：“余政委休息了吗？”

在听到余立金的秘书说休息了的时候，吴法宪的秘书说：“请他起来一下，吴司令刚刚从林副主席那里开会回来，有件很重要的事情，需要和余政委商量。”

虽然有些不高兴，但想到是吴法宪司令员的交代，余立金的秘书只好答应了下来，跑到楼上将余立金叫醒。

在余立金穿好衣服走下楼梯的时候，秘书关心地说：“首长，还要不要叫警卫员？”余立金说了一声“不要了，这么近”后，便匆匆走了出去。

就在余立金快到吴法宪的门口时，突然从旁边冲出四条大汉，其中一个人问：“是余政委吗？”余立金顿了一下，说：“是。”

余立金的话刚说完，这些人便向他扑了过来，并给他戴上了一副冰冷的手铐。

面对这样的情况，余立金大声问：“你们这是干什么？”其中一个人用枪顶着余立金的后腰，说：“进屋去说！”

很快，余立金被推搡着走进了吴法宪的家里。

看到吴法宪躺坐在沙发里，余立金非常愤怒，大声说：“你们这是要搞政变！凭什么铐我？”

听了余立金的话，吴法宪圆胖的身体从沙发上蹦起来，冷笑着说：“铐你？铐你是好的！你是个大叛徒、大特务，不拷你，拷谁！”

想到自己被冤枉，余立金说：“我是空军的政委！你们要干什么！我要向党中央控告你们！向毛主席控告你们！”

对于余立金的话，吴法宪有恃无恐，说：“你还是空军的政委？告诉你，你被撤职了。从现在开始，交代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

很快，余立金便被关了起来。几天后，余立金被宣布“犯有严重错误，又是叛徒，决定撤销其空军政治委员、空军第二党委书记职务”。

随后，余立金被押往秦城监狱。在这里，余立金的伙食主要是稀饭和窝窝头，吃完后，给他一碗开水。此外，余立金每天都可以得到一份《北京日报》。从此，余立金没有了妻子陆力行和孩子们的任何消息。

1971年，在连续看了一段时间的北京日报后，余立金发现上面的一些称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顿时感觉到外面的空气也清新了许多，不再像以前那么压抑了。

1972年，由于心中惦记着已经离别了多年的受苦受难的父亲，在北京门头沟煤矿参加劳动的余立金的儿子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求助信，希望可以看望父母。

4月16日，在中南海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余立金儿子的信被交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手里。看着余立金儿子的这封求助信，周恩来总理的心里十分难过，这便发生了开头提到的事情。

看着面前的四个孩子，身穿一件不合体的黑色对襟棉袄的满头白发的余立金，显得十分高兴，苍老的面孔焕发了精神，将孩子们一把揽在怀里，温暖着他们的。

从孩子们口中得知爱人陆力行也在秦城监狱的时候，余立金百感交集，不禁流出了痛苦的泪水。在余立金的心里，这样的苦难自己受着就可以了，他不知道为什么要牵连到妻子陆力行呢？！！

早在红军时期，余立金的妻子陆力行便参加了革命，还参加过长征，一直勤勤恳恳地干工作，任劳任怨。

后来，在回忆起长征的岁月时，陆力行说：“提起长征，我们世代难忘，在最为艰难的时刻，我们靠什么支撑？靠信念！靠一切为祖国、为人民的坚定革命信念！”

和余立金结婚后，陆力行也是一边参加工作，一边照顾家庭，两人过得十分幸福，让许多老战友都羡慕不已。

1952年5月28日，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将余立金叫到办公司，向他宣布了中央军委给他的新任命。此后，余立金便担任了华东军区空军政委，开启了他在空军中的革命生涯。

任职期间，余立金为华东军区空军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5年，解放军实行军衔制，余立金被授予中将军衔。

1960年3月，余立金获得升迁，被任命为空军副政委兼南京军区空军政委。任职之后，余立金坚决贯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大力狠抓思想政治工作不动摇，对东南沿海防空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1965年5月7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病逝。对此，周恩来总理感到十分惋惜，沉痛地说：“亚楼同志走得太早了……空军司令人选难挑啊！”

后来，空军政委吴法宪接替了刘亚楼的职务，担任了空军司令员。事实上，吴法宪之所以能够成为空军司令员，与林彪的大力推荐是分不开的。

1957年，吴法宪任命为空军政委。任职期间，吴法宪虽然是刘亚楼的搭档，但他却将自己藏了起来，一切按照刘亚楼的指示办事，从来不轻易表露自己的主张。

刘亚楼去世后不久，林彪便将吴法宪找来谈话。

那天，当着吴法宪的面，林彪说：“刘亚楼同志去世，对空军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损失，我正在考虑由谁担任空军司令员。亚楼在世的时候曾推荐过你，我对你也比较满意，就由你来主持空军的日常工作吧。”

听了林彪的话，吴法宪赶紧说：“空军的事情比较复杂，我担心搞不好，我还是安心当我的政委吧。我觉得刘震同志就挺不错的，我也能和他配合的很好！”

然而，听了吴法宪说的人选，林彪表示不同意。最终，在林彪副主席的大力推荐下，吴法宪成为了空军司令员。

5月27日，周恩来总理签署了命令，任命余立金为空军政治委员，接替了吴法宪的职位。

余立金与吴法宪虽然都是中将，但两人却有着很大的不同。在做事方面，余立金有着自己的办事原则。

1967年3月，吴法宪接到叶群打来的电话，让22岁的林立果到空军司令部党委办公室担任秘书。在电话里，叶群特意强调林立果是被派到空军的，是专门为吴法宪保驾的。

很快，林立果便在吴法宪和周宇驰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党员。为了掩人耳目，特意将林立果的名字改为李果。

4月，为了树立林立果的形象和威信，由空军党委办公室的刘沛丰、周宇驰和李果一起撰写的一篇题为《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文章，公开发表。

看到这篇文章后，余立金认为里面的一些提法很不妥当。当时，与余立金持有相同看法的，还有代总参谋长杨成武。

于是，按照组织原则，余立金将自己的意见向吴法宪作了说明，并说明杨成武代总参谋长也是这样的意见。很快，吴法宪便将这件事情告诉了叶群。

几天后，在一次开会的时候，余立金听到吴法宪说“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时，表示这样的提法不合适，中央从来都没有用过，并提醒要慎重。随后，吴法宪又将这件事情传到了林彪和叶群那里。

一来二去，林彪和叶群对余立金产生了很大的疑问，认为余立金是他们掌控空军的一块绊脚石。

7月，杨成武和余立金等人陪同毛主席南巡。在上海，毛主席带着反感的语气，对杨成武和余立金说：“谁给我封的四个官啊！”

随后，毛主席又提醒杨成武和余立金“不要宣传这些了，要将马克思主义万岁，讲列宁主义万岁，不要宣传个人，否则将来要吃大亏”。

后来，在毛主席的派遣下，杨成武和余立金回到北京，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了毛主席的几次谈话内容。临别时，周恩来总理特意要求杨成武和余立金要注意保密，不要将毛主席的讲话内容透露出去。

就在余立金回到空军时，吴法宪就来到他家，说：“余政委，回来了！”余立金说：“吴司令，我刚到家。”吴法宪说：“你休息一下，咱们去司令部会议室吧。”

听了吴法宪的话，余立金感到十分疑惑，便问：“吴司令，有事情吗？”

于是，吴法宪便将自己的目的说了出来：“也没啥大事情。你跟随毛主席出去视察，有什么最新最高指示，给我们传达传达。”

听了吴法宪的话，想到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余立金说：“我回来，只是向总理报告了有关情况，并没有传达任务。再说，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很快就传达了，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

见余立金这样说，吴法宪说：“是这样吗？那就算了。”随后，吴法宪离开了余立金家里。然而，吴法宪却没有放弃。

天黑后，余立金、爱妻陆力行和孩子们正在说话，吴法宪的电话便打了进来，告诉他空军的常委们已经集合号了，大家一致要求余立金传达毛主席的讲话内容。

听了吴法宪的话，余立金拒绝道：“吴司令，你跟常委同志们解释解释，我实在是没法汇报，不能汇报。”

然而，吴法宪却说：“我看你还是汇报一下好！不要把自己孤立起来嘛。”

对此，余立金再次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说：“吴司令，我不是要把自己孤立起来，我们要守纪律的，我的确没有汇报任务。”被拒绝后，吴法宪悻悻地说：“没有就算了！”

很快，吴法宪便将这件事告诉了叶群。得到指示后，吴法宪再次拨通了余立金的电话：“余政委，你还是要到我这里来一趟，我们谈一谈。”

在余立金走出家门后不久，便见到正在汽车里等他的吴法宪。随后，吴法宪说：“你不给空军党委常委汇报，给林副主席汇报总是应该的吧。刚才我和叶主任通过电话，她说要我陪你去给林副主席汇报。”

想到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余立金再次拒绝说：“上面规定了，不向任何人汇报。”

见余立金怎么也不屈服，吴法宪指责道：“你对林副主席是什么态度！叶主任要你去汇报都不去？”

对此，余立金回答说：“毛主席那里不让汇报，我们得按主席、总理的指示去办。还是不汇报为好。”

余立金的表现彻底得罪了吴法宪等人，这便发生了1968年3月23日凌晨，含冤被抓的事情。

那天，在余立金离开不久后，秘书再次敲响了卧室的门，对陆力行说：“陆处长，你起来一下，有人找你。”

此时，陆力行并不知道丈夫余立金已经被抓了起来，便没有任何警惕。

就在陆力行披上衣服走出来后，看见外面多了几个陌生人。其中一个人对陆力行说：“你被捕了！”说完后，便将陆力行强行带走了。

此后，余立金和陆力行被分别送到了秦城监狱。在几年的监狱生活中，两人虽然相隔不远，但从来都没有过对方的消息，甚至连孩子们的消息也被隔绝。

对于余立金来说，唯一能够得到外面消息的渠道，只有一份《北京日报》。

1972年，余立金终于见到了孩子们，并从孩子们的口中听到了爱妻陆力行也在秦城监狱的消息。对此，余立金感到十分痛心。

1974年7月30日，经过漫长的等待后，余立金终于走出监狱，并被安排在空军招待所居住。

当天，余立金再次见到了爱妻陆力行。见面是，余立金拉着妻子的手，难过地说：“没想到，你也被抓起来了……”

8月1日，在中央军委举办的“八一”建军节招待会上，余立金见到了杨成武。

后来，周恩来总理特意来到杨成武和余立金的面前，说：“没有保护好你们，让你们吃苦了！”

12月，余立金被任命为中国民航总局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任职之后，余立金没有记着过去，而是选择了未来，为新中国的民航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

多年的牢狱生活后，余立金也没有放弃做人的准则，依然坚持原则，默默地为党和人民办事。对此，余立金的夫人陆力行说：“余立金是个最本分最守原则的人，他不会左右逢源，只知道干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