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一生,是为中国的穷苦人民奋斗的一生,也是为世界穷苦人民奋斗的一生。他得到了穷苦人民的爱戴,却得罪了许多压迫和剥削人民的人。
因此,关于毛主席,在世界上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声音:一种是无与伦比的赞誉;一种是口诛笔伐的谩骂。
然而,毛主席却从来没有改变自己的初衷,在这两种声音中不断前进,最终创立了新中国,这个穷苦人民的乐园!
1975年,毛主席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如从前了。然而,毛主席还坚持工作,坚持接见友好的外宾。只不过,此时的毛主席,已经无法接见更多的外病了。
那时候,毛主席每年接见外宾的数量,中共中央是有规定的。如果来访的外宾超出了见解的数量,排在后面的人只能被安排到下一年的接待计划中。
对此,许多无法受到毛主席接见的外宾,都感到非常遗憾,生怕无法再见到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当然,在他们的心中,毛主席或许也是他们的精神领袖吧。
由此来看,当时的中国人民能够有毛主席这样的一位伟大领袖领导他们闹革命,是多么的幸运!
在毛主席接见过的人中,不少人都回忆过他们当时受到毛主席接见时的激动心情。说的人多了,便证明那种激动的心情并非虚言。
关于毛主席在1972年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的情景时,美国的基辛格博士在他的回忆录《白宫岁月》中这样写道:
“或许除了戴高乐之外,我从来没有遇见一个人像他那样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成了凌驾整个房间的中心,而这不是靠大多数国家那样用排场使领导人显出几分威严的办法,而是他身上焕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没有任何外在的装饰物可以解释毛泽东所焕发出的力量感。我的孩子谈到流行唱片艺术家身上有一种颠流,我得承认自己对此完全感觉不到。但是,毛泽东却的确发出力量、权力和意志的颠流。”
从基辛格博士的回忆中,不难看出,毛主席那种伟大,已经超出了人类艺术能够表达的范畴,得到了更加深刻的升华!
会见结束后,在准备发表《中美联合公报》的前一天,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对台湾问题的处理不满意,提出了修改的要求。
对于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乔冠华在向周恩来汇报时,说:“他们内部不统一,又要我们作让步,我们已经作了很多让步了。他们美国人自己的矛盾,让他们自己消化吧。”
从乔冠华的话里可以看出,对于这个事情,他已经没有了办法。换句话说,这已经超出了他的把控范围。
听了乔冠华的话,新中国的另一位伟人,也就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也没有擅自做主,而是望着乔冠华,说:
“冠华,公报的意义不仅仅在它的文字,而在于它背后无可估量的含义。你想一想,公报把两个曾经极端敌对的国家带到一起来了。两国之间有些问题推迟一个时期解决也无妨。公报将使我们国家,使世界产生多大的变化,是你和我在今天都无法估量的。我们也不能放弃应该坚持的原则,这个事,要请示主席。”
的确,就像毛主席说过的那样,中美关系已经敌对了很多年,这对两国人民来说,都是莫大的损失。
因此,在提到尼克松的这次访华时,毛主席说过这样的话:“是尼克松改变了世界吗?我看还是世界改变了他。要不,他隔着海洋骂了我们好多年,为什么又要飞到北京来?”
然而,这并不是说毛主席对改善中美关系不积极。相反,在改善中美关系这件事情上,毛主席是放过“一排子弹”的。
那是1970年6月,毛主席特意以个人的名义,邀请他的美国老朋友斯诺先生访华,还邀请他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一起参加了新中国的国庆节观礼活动。
那天,在去天安门之前,毛主席显得非常激动,对帮他穿衣服的吴旭君等人说:“今天,要接待老朋友美国作家斯诺和他的妻子!”
在天门城楼上,毛主席将斯诺先生和他的夫人拉到身边,并排站在观礼台的正中央,一起看着天安门下欢呼的人群。
在那个时刻,摄影师也为毛主席和斯诺留下了他们的合影,并将这张照片发表在报纸的醒目位置。
回到中南海后,吴旭君问毛主席:“主席,斯诺是老朋友,但他不过只是一个外国记者,为什么你给他那样好、那么高的待遇?”
毛主席笑着说:“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先放个试探气球,触动触动美国的感觉神经。”
后来,毛主席又告诉吴旭君:“在我的试探气球放过以后,我还要创造条件,我现在就是在搞火力侦察,这一排子弹放出去,对方会待不住的。”
1971年,毛主席的“一排子弹”打出去后,尼克松果然就坐不住了,便主动派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秘密来到中国,为他访问中国打前站。这才有了后来的尼克松访华。
对此,周恩来总理是非常清楚的。因此,在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对《中美联合公报》中处理台湾问题提出修改要求时,乔冠华认为让美国人自己解决他们的内部矛盾,但周恩来总理却做出了请示毛主席的决定。
在接到周恩来总理的请示电话时,毛主席经过思考后,说:“你可以告诉尼克松,除了台湾问题部分我们不能同意修改之外,其他部分可以商量。”
周恩来总理又问:“主席还有别的指示吗?”毛主席语气坚定地说:“任何要修改台湾部分的企图,都会影响明天发表公报的可能性。”
很快,中美双方便按照毛主席的意思,对《中美联合公报》中的一些内容作了不痛不痒的修改、
2月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打开了一条通道。
后来,在评价毛主席时,尼克松说:“毛泽东是一代伟大的革命领导人中的一位出类拔萃的人。他不仅是一个完全献身的重实际的共产党人,而且他也是一位对中国人民的历史造诣很深的富有想象力的诗人。”
此外,尼克松还说过,无论人们对毛主席的看法如何,谁也不能否认他是一位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战士。这也是一个曾经的敌人发自内心的转变。
对于被世界上的许多人谩骂这件事,毛主席也没有隐晦,甚至还会主动提起。
1975年6月7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会见了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埃曼努尔·埃德拉林·马科斯,邓小平陪同。
那天,在见到毛主席时,马科斯当面说出了许多赞誉的话。然而,毛主席却说:“我名誉不好,过去国内外的敌人都骂。”
听了毛主席的话,马科斯说了一个比喻的话。他说:“只有果实结得最多的树,才遭来石块的攻击。”
毛主席说:“这叫作‘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就是说人必骂之。我们这个党被蒋介石、日本人封锁了22年。我们没有外国援助。共产党靠外国援助,有好处,也有坏处,坏处多。”
在毛主席说这些话的时候,马科斯听得非常认真,生怕错过每一个字。
后来,在马科斯说到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时,毛主席十分高兴。在他看来,这也是统战工作的一个成果,也就是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
事实也是如此,世界上就那么多国家,新中国多一个朋友,便少了一个敌人。这应该就是统战工作的真谛。
因此,在听到马科斯主动提出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时,毛主席便高兴地说:“好!以后我们两个国家团结!”
紧接着,毛主席握着马科斯的手,真诚地说:“我们两国人民团结起来!我们不搞阴谋诡计去推翻你们,你们也不搞阴谋诡计推翻我们,相互都不搞阴谋诡计。小吵架,大团结,总有些吵架,一点。总之大团结。”
后来,毛主席又说:“现在,还有台湾没有解放,值不得骄傲。我们这个国家穷。中国人太多了,因为人太多,每个人的口粮不那么富裕。”
看得出来,毛主席是希望所有的中国人都共同走向富裕的。
很快,这次会见便结束了。后来,在评价毛主席是时候,马科斯说:“他是一位人类的领袖、历史的推动者,他是名垂史册的人物,他使中国在国际大家庭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马科斯的话,也从侧面反映了毛主席为中国的穷苦人民和世界的劳苦大众一生奋斗的事实。
1893年12月26日,毛主席出生在韶山冲南岸上屋场一个农民家庭里,名泽东,字咏芝,后改为润之。
在少年时期,毛主席便喜欢看中国的古典小说。在读了许多小说后,毛主席发现在这些小说中歌颂的没有一个是穷苦人民。但凡因为受压迫而起来反抗的,都被称之为“匪”。
1910年,毛主席离开韶山,到外面去求学。
临行前,毛主席给父亲留了一首诗,其内容为:“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在外面,毛主席接触了更多的新思想、新事物,内心悄然发生了变化。
在接触到当时革命派的主张时,毛主席在学校里第一次公开表达了自己的政见,“支持革命党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纲领,提出把孙中山请回来当大总统,康有为做内阁总理,梁启超做外交部长,倡议并带头剪掉了辫子,以示与腐败的清政府彻底决裂”。
为此,毛主席还短暂地参了军,在湖南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当了一名列兵。
1913年,毛主席考入五年制的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后来,这所学校被合并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读书期间,毛主席趁着暑假的时间,与好友萧子升一起进行了一次游历,增长了见识。
1918年4月,在毕业前夕,毛主席与萧子升、何叔衡、蔡和森等发起,成立了新民学会,开始传播新思想。
8月,在老师杨昌济的帮助下,毛主席准备发动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便前往北京专门办理这件事。
期间,毛主席在杨昌济的介绍下,被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安排担任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管理员。在李大钊的影响下,毛主席开始具体地了解了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
那时候,在参加新闻学研究会、哲学研究会的学术活动时,毛主席还认识了陈独秀等多位新文化运动人士。
1920年,毛主席前往上海,与陈独秀讨论了他曾经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等一些问题。
11月,毛主席与何叔衡等人在湖南组织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并筹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就像他给蔡和森、萧子升和其他在法国勤工俭学会友的信中说的那样,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准备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为中国的穷苦人民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国家。
1921年7月,作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毛主席和何叔衡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回到湖南后,毛主席等人建立了中共湖南支部,毛主席担任了书记,开始在湖南组织革命运动。
1923年,陈独秀将毛主席调到中共中央工作,担任了中央局秘书。这也是毛主席第一次进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
在后来的革命过程中,毛主席有过许多骄人的成绩,但遇到过许多挫折,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也被敌人通缉过,甚至在国民党反革命政变后,前往领导秋收起义的路上,被敌人抓住。
那是1927年9月,毛主席带着另外两人前往铜鼓县城,准备组建第3团。在他们来到浏阳和铜鼓边界的一个茶亭时,突然来了一群民团。
看到毛主席等人是,民团队长瞪大了眼睛,大声问:“你们几个,干什么的?”
毛主席说:“鄙姓张,我们是安源煤矿的采购员,要到万载去买点布,到铜鼓去买点菜油。”
想到毛主席身上有钱,民团队长想要敲诈,便说:“不对,你们是赤党嫌疑分子,跟老子到局子里去!”
这时,由于全国都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如果毛主席等人被民团抓走,就算不被查出是赤党,也很可能会被谋财害命。对此,毛主席曾在后来对斯诺说:
“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好几百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杀。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理。”
在前往城里团防局的路上,毛主席想要找到脱身的机会,便与身边的两个团丁拉起了家常,说:“在局子里当差,薪水肯定不少了?”
其中一个团丁说:“屁!老子们提着脑袋干这差事,说是1个月8块大洋,让团总东扣西扣,连1个铜子儿也见不到!”
见他们这样发牢骚,毛主席说:“朋友,我是买卖人,赚钱也不容易。口袋里有几十块大洋,到了局子里肯定要落到团总的手里。两位把钱拿去吧,你们帮我保住了饭碗,日后一定会报答你们的。”
说完后,毛主席便拿出一些钱,偷偷地塞进那两个团丁手里。
得了钱后,那两个团丁在一个竹林的拐弯处故意放松了警惕,毛主席等人便趁机钻了进去,然而还是被前面的一个团丁追了过来。
于是,毛主席又拿出了剩下的钱。那个团丁得了钱,便便等在原地,等到毛主席等人跑远了一些,才高喊道:“跑了,跑了!”
听到喊声后,其他团丁也追了过来,但已经看不见毛主席他们了。对此,毛主席在后来说:
“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太阳落山……士兵们追捕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虽然有五六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两次我几乎可以碰到他们。虽然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希望,觉得我一定会再被抓到,可是,我还是没有被发现。”
此后,毛主席再也没有被敌人抓住过。在革命的过程中,毛主席虽然经历过许多苦难,但从来都没有气馁,而是以乐观的革命精神,一路走了过来,带领人民建立了新中国。
在此期间,毛主席得到了广大穷苦人民的爱戴,却也得罪了许多压迫和剥削人民的人。因此,毛主席在世界上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声音:一种是无与伦比的赞誉;一种是口诛笔伐的谩骂!
1976年9月9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病逝,举国同哀,世界人民也表达了他们的哀悼之意。其中,菲律宾总统马科斯说:
“毛泽东主席,是二十世纪的巨人中最后一位与世长辞的。不同的人和国家,可能按照各自的政治观点对他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谁都不会否认他的长存的品德……世界上许多小国能够同中国保持平等的友好关系,是毛泽东主席为和平建立的功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