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党和国家交给他的任务，徐向前元帅从来都是全力以赴，极少说半个不字。

然而，在杨成武向他传达了一个中央的决定后，徐向前元帅却犹豫了，他怎么也想不通，这个职务为何会落在自己头上……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徐向前被任命为解放军总参谋长。那时候，徐向前的身体虽然不好，但想到中央对自己的信任，也没有推辞，竭尽全力处理文件，为新中国的国防建设，做贡献。

为了让徐向前不要太操劳，毛主席特意任命聂荣臻为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协助徐向前工作。实际上，聂荣臻代徐向前主持了总参谋部的日常工作，让徐向前放心在青岛养病。

1950年5月，身体刚刚好转，徐向前便来到北京，参加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

会上，聆听了毛主席在会上作的《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和《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徐向前感到十分振奋。

休息时，得知徐向前的身体有了好转时，毛主席高兴地握着徐向前的手，说：“向前同志，你可以先看一些文电，考虑一下军队建设的问题，等再过些时间，养好身体，就可以工作了。”

会议期间，在见到聂荣臻副总参谋长的时候，徐向前紧紧地握着他的手，感激地说：“聂总，你多辛苦了！”

说这句话的时候，徐向前是走了心的，没有一点儿谦虚的意思。对此，聂荣臻也深深地感到了徐向前的真诚，很理解徐向前的心情，便爽快地说：“大事共同研究，请示中央。日常工作就请徐总放心好了。”

后来，在徐向前开完会，准备离开北京的时候，聂荣臻再次叮嘱老战友再一次请他放心，要他在青岛安心养病。

在养病期间，徐向前并没有放下工作，而是仍保持他那以身作则、严于律己、艰苦奋斗的好作风，亲自阅看文件。

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徐向前便感到深深的不安，觉得中国随时都有可能卷入这场战争，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

后来，在阅读了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发出的声明后，徐向前的那种不好的预感更加强烈了。一天，徐向前对夫人黄杰说：“新中国成立了，我们是一心一意想搞建设，可帝国主义不允许你搞，怎么办？打！只有打完了，打胜了，我们才能继续搞建设。”

此时，黄杰和爱人徐向前结婚已经4年了。黄杰并非泛泛之辈，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因为不满封建礼教和妇女缠足以及伯父为她找的一门对方是流氓的亲事，逃出了老家，到武昌第一女子中学附小读了书。

后来，黄杰又考入湖北省女子师范就读。期间，北伐军攻下武昌，广州国民政府迁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原黄埔军校）也迁入武昌。于是，黄杰又考进中央军事政治干部学校女生队，是黄埔军校第六期的学员。

那时候，在广州黄埔一期毕业的徐向前，在中央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担任了军校总队政治大队第一队少校队长，只不过徐向前和黄杰两人在那时候并不相识。

在军校里，黄杰穿着一身灰色的军装，扎着皮带，打着绑腿，学操典，打野外，显得英姿飒爽。此外，黄杰还读了《共产主义ABC》《社会进化史》等进步书籍，思想越发进步起来。

此外，黄杰还参加了保卫武汉的西征作战，在战场上负责救护和向群众的宣传工作。

1928年，在全国一片白色恐怖的时候，黄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黄杰第一次听说徐向前的名字，还是在国民党的报纸上。那时候，徐向前已经是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从老战友曾中生的口中，徐向前听说了他的爱人黄杰的不少事情，也知道她在上海的中央机关做“交通”工作。

那时候，黄杰经常奔走于江苏、上海、香港、湖北等地，在中央军委、中共江苏省委和上海市委之间进行交通联络，并在周恩来、宋庆龄、何香凝、潘汉年同志的领导下从事革命斗争活动。

关于那段时间事情，黄杰在后来回忆说：“那还是1930年的冬天，我给周恩来同志当交通员，住在英租界成都路的一幢洋楼里。”

在黄杰担任周恩来的交通员期间，还发生过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

一天，周恩来找到黄杰，要她把一份军事情报送到同在中央军委工作的刘伯承那里。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黄杰在接过那份军事情报后，将其折叠好，放置在一个茶叶桶里，用茶叶埋好。随后，黄杰又精心打扮了一番，穿了一件时髦的旗袍，将自己伪装成一个走亲戚的太太。

做好这些后，黄杰便带着那个装有军事情报的茶叶桶，大大方方地穿过繁华的外滩和南京路，径直向法租界愚园路刘伯承的寓所走去。

那时候，刘伯承化名为林直木，其掩护身份是一名教授。家里除了刘伯承夫妇外，还有他的岳母居住。岳母是一个心善之人，喜欢烧香拜佛，因此经常会有香烟从屋子里飘出来。久而久之，那股香烟也成为了一个不成文的安全信号。

由于刘伯承居住的寓所在一处很僻静的角落里，黄杰费了好大的劲，才找到了目的地。

再三确认了地址无误后，黄杰按照约定的信号，向寓所的窗户望了过去，并没有发现表示安全的信号：在窗户上系一根红头绳。根据斗争经验，黄杰判断很可能出了什么问题，便快速离开了。

很快，黄杰便将没有完成任务的情况，向周恩来做了汇报。

黄杰想不到的是，一贯对她照顾有加的周恩来，这一次竟然意外地发了火，用非常严厉的语气责备道：“直木同志刚刚来过电话，不可能出事，准是你这个丫头贪玩耍，误了事！”

听了周恩来的责备，黄杰感到十分委屈，将身体背过周恩来面向墙角，悄悄地哭了起来。

就在这时，刘伯承走了进来。看到面对墙角哭泣的黄杰时，走过来询问了情况。得知黄杰因为没有完成任务受到责备时，刘伯承安慰她说：“不要着急，我很快把事情弄清楚，回头告诉恩来同志。”

后来，刘伯承传过话来，说窗户上系着的红绳消失，是因为刚刚从乡下回来的夫人没有找到绑缚带回来的母鸡的绳子，才将窗户上的红绳解下来绑了母鸡。

听了刘伯承传过来的话，黄杰不再觉得委屈，当即和周恩来一起哈哈大笑了起来。

1935年8月，曾中生在鄂豫皖肃反中，被秘密杀害。从此，黄杰失去了丈夫。然而，由于张国焘对消息进行了严密封锁，中共中央并不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

1936年2月，已经到达陕北的毛主席和周恩来特意就刀下留人的事，请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名义，特意发电报给张国焘，说：

“鄂豫皖肃反颇多‘左’的错误，扩大化，至一营一连的被捕，地方党组织全部坍台。四方面军先后破案中涉及兄处高级负责人为托派，是否属实难判明。鉴于历史教训，盼兄负责检查，使扩大、偏见与单凭口供刑讯等错误早告肃清。廖承志、曾钟圣（曾中生）即使有反动嫌疑，亦须保全其生命，并给以优待。此为代表团所切嘱。”

然而，这件事情最终还是被党组织得知。后来，黄杰离开上海，在香港与组织上取得联系后，才得知了丈夫曾中生已经含冤遇害的噩耗。

关于这件事，黄杰在后来说：“我和中生结婚不久，聂荣臻同志找中生谈话，派他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任特委书记和军委主席。那时，只晓得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生死离别是常有的事。我们虽然依依不舍，但仍然服从革命需要。中生和我约定，几个月后在鄂豫皖相聚，谁知这一去竟成永别！”

1940年，黄杰来到延安，担任了陕甘宁边区延安第一保育院院长、陕甘宁边区妇联组织部部长。任职期间，黄杰又一次得到了再婚丈夫郑德牺牲的消息。

1946年5月4日，在老战友张琴秋的介绍下，黄杰与在延安养病的徐向前结了婚。虽然，徐向前一直在养病，黄杰给了丈夫无微不至的照顾。此外，黄杰还要管着保育院的孩子们，可谓是十分忙碌。然而，黄杰却从来没有叫苦。

后来，在一次聊天的时候，徐向前笑着说：“人家结婚找个快活，你找个麻烦呀！”

听了徐向前的话，黄杰并没有搭话，而是笑了笑，分明在说：“我愿意！”

婚后的生活是幸福的，两人相互关心，相互照顾，成为了让人羡慕的一对夫妻。在徐向前的心里，爱妻黄杰是能读懂自己的。

1950年，在听到徐向前说“新中国成立了，我们是一心一意想搞建设，可帝国主义不允许你搞，怎么办？打！只有打完了，打胜了，我们才能继续搞建设”后，黄杰没有多说话，只是在晚上准备饭菜的时候，默默地给丈夫加了两个菜。

在吃饭的时候，徐向前看着餐桌上多了两个菜，认为超过了往常的“规格”，便问黄杰：“这是怎么回事？”黄杰笑着说：“要打仗了，总参谋长没有好身体怎么行啊！”

听了夫人黄杰的话，徐向前的心里十分温暖，不再“追究”伙食“超规”的事情，拿起碗筷，笑着吃起了饭。

就是这样一件小小的事情，充分说明了徐向前和夫人黄杰之间的那种夫妻情深和“懂你”。

10月，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徐向前虽然一直在养病，但却努力锻炼身体，让自己的身体尽快好起来，以便帮助毛主席处理抗美援朝的相关事宜。

期间，徐向前多次打电话给负责总参日常工作的聂荣臻，向他了解朝鲜战场的情况。

1951年，得知徐向前的身体好转了许多后，毛主席将他请到北京面谈。

在看到徐向前走进来的时候，正在办公室和统战部长李维汉谈工作的毛主席，立即中止了谈话，来到客厅门口迎接他。

来到徐向前的面前后，毛主席握着他的手，将他让到沙发里坐了下来，并关切地说：“向前同志，近来身体好一些吗？我看气色比上回好一些喽！”

见毛主席如此关心自己，徐向前的心里十分感激，回答说：“天气一暖和，就好多了。我感到可以工作了。”

于是，毛主席便高兴地向徐向前讲了朝鲜战场的相关形势。随后，毛主席又说：“彭德怀率百万大军入朝参战已半年多，先后发动了5次战役，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志愿军急需补充武器装备，人民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急需武器装备。解决这些问题，只能求助苏联了。”

接着，毛主席向徐向前交待了希望他到苏联去购买武器装备和多搞点技术项目的谈判任务，并说：“帝国主义欺人太甚，我们没有自己的兵工工业，不解决部队的武器装备，是不行的。过去有蒋介石那个“运输大队长”，现在靠谁？朝鲜战场消耗大，缴获少，打仗要靠我们自己造枪造炮造坦克！”

最后，毛主席又满含希冀地对爱将徐向前嘱咐道：“这次去谈判，代表团去哪些人，谈判哪些具体项目，还有什么困难，可同政务院和彭德怀商量。彭德怀从朝鲜回来治病，对外保密，你要去听听他的意见。”

听了毛主席的殷殷嘱托，徐向前知道毛主席的时间宝贵，有许多事情还需要处理，便站起来，说：“请主席尽管放心，交给我的任务，一定努力完成！”

在苏联，徐向前和苏联方面达成了谈判协议，互相签字交换了蓝本，圆满完成了毛主席交给他的任务。10月，徐向前回到祖国。然而，他的身体却因过度劳累，再次病倒了。

1954年，徐向前先后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工作更加忙碌了。

一天，主持了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见徐向前偷偷地在休息室吃药，便关心地说：“徐总，不必硬顶着啊！身体实在不行，我替你向毛主席请假。”

听了彭德怀的话，徐向前心里十分感激，说：“谢谢彭总，比当年打太原轻多了，实在坚持不住我会请假的。”

1955年9月27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了授予元帅军衔及勋章的典礼。期间，毛主席亲手将元帅军衔的命令状和勋章，交到徐向前的手中，并高兴地说：“祝贺你，徐向前元帅！”

1966年，徐向前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任职期间，徐向前元帅参与领导了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和国防建设。

1967年1月6日，徐向前按照约定，在夫人黄杰的陪伴下，来到杨成武的住处。在这里，杨成武说了一件在徐向前看来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当时，杨成武向徐向前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说：“由向前同志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

在徐向前的心里，自己一直是一个战将，只要是有战争，或者是国防方面的事情，他都会全力以赴，将毛主席和中央交代的任务办好。

然而，这一次徐向前却不愿意就职。他委婉地对杨成武说：“我多年有病，身体不好，对干部情况不了解，请转告毛主席，这个工作我干不了！”

听了徐向前元帅的话，杨成武连忙说：“不行啊，这是江青提议，毛主席批准的。”

虽然听到是毛主席批准的，但徐向前元帅还是不愿意就任，便态度坚决地说：“我的确干不了，你还是把我的意见报告主席吧！”

后来，为了推辞这一职务，在人民大会堂见到毛主席的时候，徐向前当面向他说明了自己的态度，并说：“主席，我不能担当全军文革组长的职务，请主席另选贤能。”

听了徐向前的话，毛主席还是决定让徐向前来担任辞职，认为徐向前元帅能够让军队稳定下来，便幽默地说：“天塌不下来，你向前就干吧！”

徐向前见毛主席态度坚决，只好勉为其难地接受了这一任命。很快，徐向前便向全军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要求“要稳定军队，强调革命性、科学性和纪律性，要加强党的领导，反对无政府主义的乱揪乱斗行为”等。

后来，在徐向前的推动下，经毛主席修改和批准，下发了稳定军队的“八条”。

事实证明，“八条”的下发，对稳定军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后来，毛主席对着“八条”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现在看来，当时没有个‘八条’也是不行的！”

然而，徐向前元帅的做法，还是引起了江青和林彪等人的不满。在不久后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宣布：“徐向前不再管全军文革的事。”

被免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后，徐向前元帅没有任何怨言，反而感到一身轻松。

7月31日，叶剑英元帅特意来到徐向前元帅家里看望，并传达了毛主席的对他的关怀，说：“毛主席指示：今天的招待会，朱德要出席，徐向前要出席，韩先楚也要出席。”

对于毛主席关怀，徐向前元帅心里十分感激。随后，徐向前元帅便出现在了建军节的招待会上，和在座的老战友们一起，把酒言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