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到叶剑英带来的消息时，毛主席知道，这已经是最后的抉择了。然而，为了劝说张国焘北上，毛主席还是决定再争取一次，将劝说张国焘的希望寄托在徐向前身上。

就在这时，徐向前和陈昌浩收到了张国焘以朱德和他的名义发来的电报，要求部队南下。终于，摊牌的时候到来了……

1935年7月22日，根据中革军委的决定，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由徐向前担任总指挥，陈昌浩担任政委。

此外，在张国焘的要求下，叶剑英担任了参谋长。然而，在担任这一职务后，叶剑英没有接受张国焘的拉拢，在大事面前没有表现的糊涂，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

事情发生在不久后的9月9日。那天，张国焘背着中央，向陈昌浩发来一封密电，命令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并阴谋用武力危害党中央和毛主席。

关于这件事情，叶剑英在后来回忆说：“9号那天，前敌总指挥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讲话。他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译电员进来，把一份电报交给了我，是张国焘发来的，语气很强硬。我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报告毛主席。我心里很着急，但表面上仍很沉着，把电报装进口袋里。过了一个时候，悄悄出去，飞跑去找毛主席。”

看完叶剑英送来的那封密电后，毛主席十分紧张，很快便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把电报的内容记录下来。

记完后，毛主席抬起头，对叶剑英说：“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来了。”

于是，叶剑英立即告别了毛主席，回到了会场。发现会还没有开完，陈昌浩也在那里讲话，便将电报递给了陈昌浩，没有表现出任何异常。

叶剑英离开后，毛主席立即和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和王稼祥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决定率领林彪的红一军团和彭德怀的红三军团迅速离开危险区里，北上陕甘。

后来，在与张闻天和博古谈话后，叶剑英还是决定留下来，拖一拖，为中央北上争取时间。

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叶剑英说：“毛主席提议上三军团开政治局会议，他们临走的时候，张闻天和博古找到我，对我说，‘老叶，你要走啊，这里危险。’我知道有危险。但是我想，军委直属队还在这里。我一走，整个直属队就带不出来了。我要等直属队走后才能走。我对他们说：我不能走，你们先走吧。如果我一走，恐怕大家都走不了了。我以后会来的。”

在红军准备离开的时候，毛主席也已来找徐向前，在屋子的外面对他说：“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

听了毛主席电话，徐向前回答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果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指挥。”

从徐向前的话里，毛主席已经知道了答案。但他相信徐向前的心里是向着中央的，也是不会做出不利于中央的事情来的。

因此，在徐向前的话说完后，毛主席并没有再多说什么，而是默默地点了点头，站了一会，就走了。

当天晚上，毛主席便率领红三军团，连夜离开了这里，向着林彪的红衣军团所在的俄界地区出发了。

9月10日，徐向前得到汇报，说是中央红军已经连夜走了。

中央红军走脱后，叶剑英也决定利用张国焘要部队南下的电报脱身。于是，叶剑英假装执行张国焘南下的指示，赶紧通知了各个直属队，要他们立即找地方打粮食，限十天之内把粮食准备好。

事实上，这只是虚晃一枪。很快，叶剑英便和杨尚昆、李克农、萧向荣等一起率领军委直属队，离开了红四方面军，带着当时全军唯一的一张甘肃全图，赶上中央，并一起向着俄界进发了。

关于这件事情，徐向前在后来回忆说：“那天早晨，我刚刚起床，底下就来报告，说叶剑英同志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我和陈昌浩大吃一惊。接着，前面的部队打来电话，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

很快，有人跑到前敌指挥部，问：“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陈昌浩回答说：“我们没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回来！”

顿时，前敌指挥部里乱了起来，甚至有人将电话打到了指挥部，请示道：“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

面对这样的问题，陈昌浩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便转头问徐向前：“怎么办？”

想到不久前还红军一家亲的感人场面，如今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徐向前大声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就这样，在徐向前的最终决定的下，稳住了部队，维护了红军团结，保卫了党中央的安全，使得中央红军安全地到达了陕北。

后来，在提到陈昌浩在当时的表现时，徐向前说：“陈昌浩不错，当时完全同意我的意见，做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很难阻止的。在这点上，不能否认陈昌浩同志维护团结的作用。那天上午，前敌指挥部开了锅，人来人往，乱哄哄的。我心情极坏，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想说一句话。”

得知中央和叶剑英等人离开后，张国焘非常愤怒，当即宣布对叶剑英“免职查办”。对此，叶剑英根本不在乎，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只是笑了一下。

在叶剑英和中央离开后，徐向前也曾想过带着警卫员，去追随中央。然而，转念一想，找到毛主席后，他该说些什么呢？因此，徐向前带着矛盾的心情，留了下来。

对此，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对自己当时的内心，进行了解刨，写道：“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和部队在一起，走着看吧！这样，我就执行了张国焘的南下命令，犯了终生抱愧的错误。”

那段时间，徐向前和朱德、刘伯承等人一起，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污蔑、辱骂、“通缉”毛主席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罪恶行为，进行了抵制和争斗。

有时候，徐向前因为自己错失了和中央一起北上的机会，而整夜整夜地睡不着。他一直都无法忘怀初次见到中央的那种喜悦。

自从中央红军在1934年10月开始长征后，徐向前便通过各种渠道，密切关注中央红军的动向，知道他们打了胜仗，徐向前会莫名地感到高兴。得知中央红军遇到敌人的重兵围堵，徐向前也会感到揪心，恨不能亲自带着部队前去救援。

那时候，徐向前虽然是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但实际上的决策权却在政委陈昌浩的手里，而陈昌浩对上面派来的张国焘主席唯命是从。对此，徐向前虽然对张国焘的瞎指挥感到有些苦恼，但还是坚决服从党指挥枪这一铁的原则。

因此，在徐向前的心里，是想着中央的，他想向中央询问他心中的多个“为什么”，为什么那么多好同志会在肃反中被秘密处决，就连他的妻子也被他们杀害？

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作出决定，要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在川康边地区建立和发展根据地。

对此，徐向前感到十分高兴，亲自带着先头部队到川北、茂县一带发展，为中央红军北上，扫清道路。

在这里，徐向前带着大家一起吃难以下咽的糌粑，却把得到的好东西存储起来，准备留给远道而来的中央红军。为此，徐向前对同志们说：“为革命吃糌粑，谁不爱吃糌粑，谁就不想革命到底！”

此外，徐向前还带着大家学捻毛线、织毛衣，节衣缩食，为两军会合做准备。那时候，有人说大家都是大男人，学不会这些，徐向前便说：“当兵的，除了学不会生孩子，什么事都应该能学会！”

在徐向前的带领下，这支先头部队成为了一支可以自力更生的好部队。

就在大家忙碌的时候，徐向前得到了中央红军已经距川北不远的消息。于是，徐向前和红四方面军总部赶紧就近派出李先念率部占领懋功、达维，以策应迎接中央红军北上。

临行前，想到当年的事情，徐向前特意让李先念从部队中多抽些炊事员，带足炊事用具，并说：“我们西征时吃过苦头，炊具丢了，炊事员跑散了，部队没饭吃。这次要先帮助兄弟部队解决吃饭问题。”

后来，估摸着中央红军即将到达懋功的时候，徐向前又写了一封信，让警卫员带上，送到中央红军的那里，并再三嘱咐道：“一定把信送到毛主席手里！”

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胜利会师。

不久后，在维古河渡口，徐向前见到了河对岸的彭德怀。之所以无法过河会面，是因为河水太急。

就在徐向前着急如何渡河的时候，对面突然飞过来一块小石头，上面有一张纸条，写着：“我带三军团之一部，在此迎接你们。”

于是，徐向前也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写了“我是徐向前，很想见到你”几个字后，丢到了河对岸。

就在两人用这种方法“聊天”的时候，通讯员泅水过去，把一条连接两岸的电话线架通了。

于是，两人在电话里相互道了辛苦，并相约第二天在维古河上游一个名叫赤念的渡口见面。

漫长的黑夜过后，徐向前和彭德怀几乎同时来到了约定的地点。随后，徐向前坐在一个竹筐里，攀着绳索，来到了河对岸。

彭德怀赶紧迎了上去，握着徐向前的手，说：“徐总指挥，你坐过这玩艺？”徐向前说：“是头一次，这东西，挺有意思呢！”彭德怀说：“真叫人担心！”

在相互关怀中，徐向前和彭德怀两人并肩向前走去。这一刻，徐向前的心里十分愉快。

聊天中，徐向前从彭德怀的口中得知了毛主席、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情况。想到自己心中的那一连串的疑问，徐向前说：“我真想见见毛泽东同志！”

7月，徐向前在芦花见到了毛主席、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

见面时，毛主席握着他的手，说：“向前同志，你辛苦了！”徐向前则激动地说：“毛主席，我很想见到你！”毛主席拍着徐向前的手背，说：“我也是一样啊！”

随后，毛主席代表中央政府把一枚五星奖章，授予了徐向前，并对他在创建鄂豫皖和川陕苏区斗争中，指挥红四方面军作战中立下的战功，给予了高度评价。

在后来的谈话中，徐向前又向毛主席提出了调离红四方面军，到中央另分配工作的请求，但毛主席却笑着说：“向前同志，你们这些年工作成绩很大，创造了两个大苏区，打了好多大胜仗啊！”

对于毛主席夸赞，徐向前再次提到了调动工作的事情，谦虚地说：“我这个人水平不高，能力差，还是请求中央另分配工作好。”

然而，毛主席依然没有正面回答，又和大家讨论了北上作战的问题。

这次见面虽然短暂，但却给徐向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毛主席安详大度，周恩来思想敏锐、口才好，朱德平易近人，张闻天则有着学者的风度。

关于这次见面，徐向前在后来说：“在芦花，我见到了毛主席、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博古等同志。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中央领导同志，我既高兴，又拘谨，对他们很尊重。毛主席还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授予我一枚五星金质奖章。这不是给我个人荣誉，而是对英勇奋战的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的高度评价和褒奖。”

然而，原本的一次团结的会师，却因为张国焘个人野心的膨胀，变了味道。

看到中央红军只剩下了不到30000人，而红四方面军却是80000多人，张国焘的心中产生了篡夺中央最高领导权的想法，表示自己不赞成北上，并在暗中阻挠红军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

8月，在毛儿盖会议上，中央说服了张国焘，决定分左、右两路过草地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

其中，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和叶剑英率领北上，经草地到班佑；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北上，经草地到阿坝，再到班佑与右路军会合。毛主席、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随右路军行动。

后来，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张国焘突然变卦，以葛曲河水大、粮食困难为借口，拒不执行党中央关于北上的指示，要求改变既定的北进的路线，进而企图裹挟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南下。

9月，毛主席和徐向前、陈昌浩联名发电报给朱德和张国焘，强调了按照目前的情况，红军按原定的计划向甘南发展将极为有利。此外，还告诉他们右路军正准备派部队送马匹、牦牛和粮食去阿坝地区。

9月3日，徐向前和陈昌浩收到张国焘给他们并中央的来电，说是上游侦察七十里，不能架桥，不能徒涉过河，部队的粮食只能吃三天，草地前进不能，决定明晨分三天全部返回阿坝。

对于张国焘这样的变化，徐向前感到十分苦恼。在内心里，徐向前是希望部队跟随中央北上的，但他却决定不了部队的去留，因为此时部队的最终决定权在陈昌浩的手里。

后来，在和陈昌浩交谈时，徐向前对他说：“我这个人能力不行，在四方面军感到吃力。想到中央去做点具体工作。听说刘伯承同志军事上很内行，又在苏联学习过，可由他来代替我。”

9月8日，张国焘见暗示不成，变成了明面上的反对，甚至命令徐向前和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

收到张国焘的命令后，一贯以张国焘马首是瞻的陈昌浩一改赞成中央率领部队北上的意见，对徐向前说：“建议力争左右路军一道北上，如果不成，可以考虑南下。”

随着情势的发展，徐向前感到越发苦恼，甚至陷在了深深的忧虑中。

经过思考，徐向前还是决定争取张国焘北上，便和毛主席、周恩来等人再次联名致电张国焘和左路军其他领导人说：“左路军如果向南运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

9月9日，张国焘复电中央，反对北进，坚持南下，并给陈昌浩发来秘典，要求“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不料这封密电却是首先到了叶剑英的手中，这便发生了开头提到的事情。

对于叶剑英的睿智，毛主席在后来称赞说：“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而对徐向前的选择，毛主席也十分理解，并没有因此责怪。

后来，面对张国焘的过激行为，徐向前依然直言道：“红军与红军还闹什么劲。党内有分歧，谁是谁非，可以慢慢地谈，总会谈通的。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即使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们也不能这样搞。现在弄成了两个中央，如被敌人知道了有什么好处嘛！”

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在南下后，在对敌作战失利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张国焘不得不取消了他悍然自立“中央”。

1936年10月9日，徐向前率领部队到达会宁。从此，红一、二、四方面军实现了胜利大会师，每个红军战士的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