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赫扎耶德路（Sheikh Zayed Road）沿线的玻璃与钢铁打造的办公大楼和豪华酒店熠熠生辉，仿佛在向世人展示迪拜如何从一片散落的定居点崛起为“现代世界的城市奇迹之一”——一座被誉为“沙漠中崛起的未来之城”的都市。

如今，这条以阿联酋首任总统命名的交通动脉，已成为数百家全球巨头企业的地区总部所在地。这些跨国公司被阿联酋稳定的声誉和开放的商业环境所吸引，纷纷在此扎根。

然而，位于谢赫扎耶德路1号这一显赫地址的H酒店办公大楼16层，却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公司的诞生地——数十家离岸公司在此注册，专门出售给那些希望隐藏身份的客户。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CIJ）在2021年获取的“潘多拉文件（Pandora Papers）”揭露了这些公司的真正所有者。其中包括：一名比利时大亨被指控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暴力地区走私“冲突黄金”中获利。一名来自魁北克的互联网大亨在美国被判洗钱罪，当局称他向诈骗者、儿童色情贩子和其他罪犯转移了2.5亿美元。一名26岁的犯罪头目，他通过“暗网”兜售枪支、被盗财务信息、伪造文件、有毒化学品和大量非法药物——包括与美国各地过量死亡有关的海洛因和芬太尼。

这些离岸公司的故事揭示了迪拜如何崛起为全球金融中心之一，同时也曝光了阿联酋在洗钱和其他金融犯罪中所扮演的角色。阿联酋是金融秘密交易的温床，提供空壳公司以掩盖真实所有者身份，数十个内部自由贸易区为这些公司提供了更多隐蔽空间。此外，其监管体系被反腐败倡导者批评为“不问问题、不见邪恶”，纵容了与黄金走私、武器贩运等犯罪相关的资金流动。

洗钱专家、《黑钱档案》播客联合主持人格雷厄姆·巴罗（Graham Barrow）告诉ICIJ：“阿联酋提供了秘密性、复杂性和控制力。这是一场完美风暴，它邀请犯罪分子充分利用这一体系。”

阿联酋由七个酋长国组成，五十年前在首任总统、已故的谢赫扎耶德·本·苏丹·阿勒纳哈扬的领导下脱离英国独立并联合起来。如今，统治这七个酋长国的六个王室家族几乎涉足了阿联酋的所有商业领域——他们既是写字楼和其他物业的业主，也是大公司的所有者，或是从其他企业中分红的隐名合伙人，同时还担任监管主权基金和国有企业的公职。而酋长国的统治者们则有权决定谁将担任监管者，监管那些他们及其家族可能从中获利的企业。

这种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使得阿联酋的商业和金融体系充满了隐秘与矛盾，既成就了其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使其成为金融犯罪的温床。今天，就让我们打开《潘多拉文件》中关于阿联酋的那部分内容，了解一下这个国家的隐秘产业及其与当地政商高层间盘根错节的联系。

需要提醒的是，潘多拉文件的解密时间为2021年，因此本文中提及的人物和公司信息及相关数据等并不是最新版本。阿联酋近年来在金融监管方面也出台了大量新规，但因原文成文时间较早未能充分展现。望大家周知。

一、“离岸酋长”：总理亲自下场干黑灰产？

潘多拉文件揭示了全球离岸金融系统的隐秘运作，其中包含超过1190万份文件，涉及众多国际政商名流。在这些文件中，来自阿联酋SFM Corporate Services公司的约19万份机密文件尤为引人注目。SFM自称是“全球第一大离岸公司组建服务提供商”，是阿联酋数千家提供公司组建服务的机构之一，专门为在境外生活和经商的人士设立难以追踪的离岸公司。

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CIJ）的调查显示，至少有2,977家公司在SFM的协助下成立或获得相关服务，这些公司遍布阿联酋、英属维尔京群岛等离岸金融中心。这些公司的所有者包括比利时黄金大亨、互联网巨头、暗网运营者，以及20多名涉嫌在全球范围内从事金融犯罪和其他不法行为的人员。

SFM在声明中强调其运营"在各个方面都绝对合法"，并表示严格遵守所在司法管辖区的法律法规。该公司长期在谢赫扎耶德路1号H酒店大厦16层办公，而该建筑的产权归属于阿联酋前国家安全顾问哈扎·本·扎耶德（Hazza bin Zayed，下图左一）。没错，他就是阿联酋现总统的亲兄弟，“法蒂玛诸子”中的一员（人物关系可参见旧文阿联酋系列专题之三：阿布扎比王储的崛起 | 政治）。

潘多拉文件还披露了阿联酋统治家族至少35名成员的离岸资产信息。除了哈扎外，其继任者、阿联酋现任国家安全顾问塔赫农·本·扎耶德（Tahnoun bin Zayed），以及阿联酋副总统、总理兼迪拜酋长穆罕默德·本·拉希德（Mohammed bin Rashid）等重量级王室成员均持有可观的海外资产。

海湾王室的海外资产本是稀松平常之事。但值得注意的是，文件显示阿联酋总理通过英属维尔京群岛的两家公司与阿联酋网络安全公司“暗物质（Dark Matter）”的创始人存在关联。该公司被指控在多国从事违规监控活动。尽管Dark Matter的三名前高管已承认协助黑客入侵行为，但公司本身尚未受到指控，并否认参与任何黑客活动。

此外，文件还揭露了阿联酋国家安全顾问塔赫农通过英属维尔京群岛公司持有未注册的"不记名股票"，这种高度隐秘的金融工具因常与金融不当行为相关联，已在多个司法管辖区被禁止。塔赫农此前还曾卷入过一起美国政治丑闻，涉及特朗普总统2016年就职委员会主席Thomas Barrack被控充当阿联酋未注册代理人一案。

对于ICIJ的质询，潘多拉文件中提及的阿联酋各高层人士及其他相关方均未作出回应。阿联酋政府此前曾表示，该国高度重视维护全球金融体系的完整性。

二、“关键盟友”：尊享美国“保护伞”

作为中东金融枢纽，阿联酋数十年来始终笼罩在金融合规争议的阴云之下。这一担忧的历史根源可追溯至上世纪末的著名金融丑闻——1991年，由阿布扎比王室及政府控股的国际商业信贷银行（BCCI）因系统性违规操作被迫关闭。该机构不仅涉及洗钱、行贿等传统金融犯罪，更被披露参与军火走私、性交易乃至恐怖主义融资等恶性活动，最终被国际舆论冠以“国际骗子和罪犯银行”的恶名，成为现代金融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案例之一。

进入21世纪，阿联酋在全球离岸金融版图中的战略地位持续攀升。根据国际反腐机构“税收正义联盟（Tax Justice Network）”的权威报告显示：2009年迪拜在全球离岸金融中心排名中位列第31位，而到2020年，阿联酋整体排名已跃升至金融保密指数第10位。这种跨越式发展使其迅速超越传统避税天堂，成为新兴资本流动的重要枢纽。

相较于开曼群岛、瑞士等传统离岸金融中心，阿联酋的特殊性体现在其地缘政治价值。作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军事盟友，该国长期承担着地区反恐堡垒和战略支点的双重角色。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反恐融资专家乔迪·维托里（Jodi Vittori）指出，这种特殊地位使得美国在监管尺度上采取双重标准：“当涉及国家安全和能源利益时，华盛顿对阿布扎比的容忍度明显高于对欧洲传统离岸中心的监管力度。”

维托里以历史案例佐证其观点：即便在9·11事件后美国全球加强金融监管的背景下，对阿联酋的施压力度依然有限。这位长期研究非法资金流动的学者强调：“从冲突矿产到有组织犯罪，从地下钱庄到影子银行，美国监管机构对阿联酋金融系统存在的系统性漏洞始终保持着战略性的模糊态度。”

三、“非法企业”：在阿联酋找到避风港

加拿大魁北克省互联网企业家菲罗兹·帕特尔（Firoz Patel）涉嫌为儿童色情集团及其他犯罪组织洗钱2.5亿美元的跨国金融犯罪案，因国际调查记者同盟（ICIJ）对潘多拉文件的深度解析而再度引发关注。

这位曾风光无限的科技新贵在2020年华盛顿特区联邦法庭的庭审中，面对主审法官的质询时坦言：“我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深感羞愧......在某个时刻，我逐渐偏离了正轨，开始寻求捷径。”（译者注：帕特尔创立的Payza支付平台曾被多国监管机构列为高风险平台）

然而联邦法院的判决文书显示，法官并未采信其辩解。根据庭审记录，主审法官明确指出：“被告在运营其跨国洗钱网络的数年间，持续主动接洽已知犯罪组织，通过系统性篡改客户档案、伪造资金流水等手段，构建起专业化犯罪网络。”调查显示，帕特尔团队开发了名为“幽灵账簿”的双重记账系统，专门用于掩盖非法资金流向。

潘多拉文件披露的机密档案显示，早在2017年美国金融犯罪执法网络（FinCEN）启动跨境调查之际，帕特尔便通过迪拜企业服务商SFM在阿联酋七个酋长国之一的拉斯海马注册了空壳公司。当地的自由区以允许匿名持股、免除公司税负著称，被国际反洗钱专家称为“犯罪资金的避风港”。

尽管SFM在2018年以“合规审查未通过”为由终止了代理服务，但ICIJ调查发现，帕特尔仅是SFM服务对象中的典型个案。数据显示，该机构至少为24名涉及刑事指控的客户提供过离岸架构服务，其中12人已被定罪。这引发外界对离岸服务商合规审查机制的强烈质疑。

面对ICIJ的质询，SFM法律顾问以“客户保密义务”为由拒绝置评，仅强调公司采用“国际标准合规监测系统”，但对如何具体执行“客户背景负面筛查”未作详细说明。值得注意的是，在帕特尔案中，涉案的拉斯海马公司存续期间恰逢其洗钱业务高峰期，这与当事人“该实体与案件无关”的辩解形成明显矛盾。

在量刑听证会上，帕特尔通过代理律师强调其业务“本身具备合法性”，将犯罪归咎于“部分员工的违规操作”。但联邦检察官出示的证据显示，其支付系统专门开发了“暗网专用接口”，85%的交易涉及暗网市场。最终法院以“专业犯罪组织首脑”的犯罪性质，判处其三年监禁并没收1.8亿美元涉案资产。

法律专家指出，此案暴露出离岸金融体系的监管漏洞——涉事公司从注册到运营仅需提供基础资料，而服务商的合规审查往往流于形式。正如反洗钱专家玛丽娜·佩特罗娃所言：“当犯罪资本披上离岸公司的合法外衣，追踪资金链的难度将呈几何级数增长。”（注：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数据显示，全球每年洗钱规模约占GDP的2-5%）

四、“高风险，高回报”：国际金融掮客如何诞生

成立于2006年的离岸服务商SFM由前银行家雷扎·阿夫沙尔（Reza Afshar）创办。这家最初扎根瑞士的企业，在将总部迁往阿联酋迪拜后，仍保留着瑞士办事处。作为全球离岸服务行业的活跃分子，SFM在自我营销方面颇为激进——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CIJ）获取的内部文件显示，该公司自称是“谷歌在瑞士的最大广告主之一”，每年仅在点击付费广告方面的投入就超过200万美元。

2013年法国国民议会专项调查揭露，SFM通过官网公然推广包括“代理董事”“代持股东”在内的服务，其业务说明中明确标注“旨在隐匿企业实际控制人”。议会报告直指此类行为构成“教唆税务欺诈”。面对指控，SFM法律团队辩称相关调查结论“严重失实”，并强调“税务筹划本身具有合法性”。

根据反洗钱监管要求，离岸服务商须执行客户背景与资金来源双重审查机制。然而当SFM在2017年为菲罗兹·帕特尔注册公司时，公开信息已显示这位客户存在重大风险：美国田纳西州联邦法院2012年起诉其两项洗钱罪名；次年肯塔基州金融监管部门指控其旗下支付平台Payza涉嫌无证经营与虚假陈述；2016年北卡罗来纳州法院破产管理人报告证实，Payza通过ZeekRewards庞氏骗局非法牟利9亿美元——这些早于SFM为其注册阿联酋公司前就已曝光的案情，在新闻搜索引擎中均可查证。对此SFM律师解释称，公司虽履行了“必要尽调程序”，但“无法穷尽全球媒体报道”。

五位曾在迪拜和欧洲分支机构任职的SFM前员工向ICIJ透露，为追求业务扩张，公司常无视风险信号接纳可疑客户。有离职员工坦言：“即便察觉异常，我们通常选择采信客户自述。毕竟，以‘客户陈述’作为免责理由再方便不过。”由于涉及法律风险，这些爆料者要求匿名。

更令人关注的是，两位知情者证实SFM曾为受制裁国家客户提供服务。ICIJ调取的公司档案显示，伊朗裔德国公民Abdolhadi Tabibi通过SFM注册了阿联酋Mehr Trade公司。公开资料显示，Abdolhadi Tabibi担任董事的GIC国际公司隶属伊朗Ghadir Investment集团，而该集团最终受控于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掌管的百亿美元基金会——该基金会及其关联企业均被列入美国制裁名单。

在潘多拉文件披露的SFM客户名单中，还包括：1993年卷入法国史上最大内幕交易案的黎巴嫩金融家Samir Traboulsi、2014年因涉千万英镑税务欺诈被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处以15年禁业令的Ajaz Saddique等重量级人物。

五、“皇室特权”：形成更密不透风的墙

阿联酋展现出双重特性：一方面是开放的经济体系，另一方面则是集权的政治体系（可参见旧文阿联酋：宗教上的宽容&政治上的不宽容 | 政治）。

与其他避税天堂和保密管辖区类似，阿联酋为个人和企业提供了财富保护和商业交易保密的途径。该国的企业税率极低，并实行严格的保密措施，以隐藏许多注册公司的真实所有权。此外，大规模监控以及君主对司法和媒体的全面掌控，使得挑战现有体制或揭露可疑商业交易变得极为困难，尤其是当涉及王室成员时。

阿联酋与阿曼和沙特阿拉伯接壤，国土大部分为沙漠，人口约1000万。其中，近90%为外籍人士，其中许多来自印度和巴基斯坦，以外劳身份从事当地人不愿承担的低薪工作。

阿布扎比是阿联酋面积最大、油气资源最丰富、资金实力最强的酋长国。自20世纪70年代初阿联酋建国以来，来自阿布扎比的阿勒纳哈扬家族一直牢牢掌控着国家总统职位。阿联酋联邦政府的总理一职则归属于来自迪拜的阿勒马克图姆家族。

阿联酋一直致力于塑造自身形象，将其包装为西方在中东这一动荡地区的稳定、远见型盟友。它曾是电影《星球大战：原力觉醒》沙漠场景的取景地；向美国飓风救灾提供捐款；通过阿联酋航空赞助足球等各类体育赛事，使“Fly Emirates”成为全球最具辨识度的赛事Logo之一。此外，阿联酋大规模采购美国制造的武器，并派遣F-16战斗机支援美军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甚至被美国将领称为“中东小斯巴达（Little Sparta）”。

与此同时，阿联酋通过主办国际活动来巩固其全球形象，如2019年联合国反腐败大会（United Nations Anti-Corruption Conference）、2020年的迪拜世博会（Dubai Expo）、2023年的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8）等。然而，这种积极塑造的外部形象，与该国监禁批评人士、充当离岸金融保密中心的现实形成鲜明对比。

更重要的是，阿联酋领导人积极向全球推广本国的开放商业环境，吸引包括世界最大企业在内的各类投资。当经济形势良好时，统治家族也能从中获益。10位熟悉阿联酋王室商业利益的人士向ICIJ透露，许多阿联酋王室成员不仅直接涉足商业运作，还通过为企业提供形式灵活多元的“担保”换取最高可达25%的利润佣金。这些消息来源包括7名曾为王室成员工作的人员、两名前政府官员，以及一名与某酋长密切合作的投资者。

有影响力的王室成员通常通过私人办公室管理其商业版图，这些办公室专门为资金雄厚的企业和外籍人士提供服务。一名前私人办公室顾问透露，私人办公室可以帮助投资者在阿联酋银行开设账户，并提供与高级银行家建立联系的机会，而这些银行家有权审批高额信贷额度。

一名前阿联酋官员在接受ICIJ采访时表示：“合作的王室成员级别越高，生意就越赚钱，银行的审查就越宽松，商人能获得的资源和掩护就越多，准入权限、保障和激励也就越多、更丰厚。他们可以收取佣金，持有股份，甚至直接获取一定比例的分成回报。”

迪拜王室成员赛义德·本·艾哈迈德·阿勒马克图姆（Saeed bin Ahmed Al Maktoum）的私人办公室曾在其官网发布过一段视频。其中，该办公室的业务发展总监表示，人们之所以选择这里，是因为它能提供广泛的人脉资源，并彰显“我们所代表的家族姓氏”。她说：“凭借我们的名望和信誉，我们能够联系到任何人。”

一位在阿联酋公司注册服务机构工作的公司律师告诉ICIJ，在企业运营中拥有“皇家身份”特别是“与皇室资产挂钩的地址”至关重要，因为“它能提供某种特殊保护”。

ICIJ的研究发现，阿联酋前国家安全顾问哈扎是位于谢赫扎耶德路1号的H酒店办公大楼的所有者，而离岸服务提供商SFM的迪拜办事处至少在2017年之前一直设在该大楼内。据该大楼的两位前管理人员透露，哈扎拥有该幢大楼的时间应该不会晚于2012年。迪拜上诉法院的一项裁决文书曾显示，该大楼的所有者是资本投资国际公司（Capital Investment International），该公司由哈扎及其子女运营。

ICIJ研究还表明，SFM是至少四家在该大楼内办公并为境外客户提供金融或公司注册服务的公司之一。此外，潘多拉文件披露，SFM为客户设立的近150家离岸公司的注册文件中，均注明注册地址为“办公室编号 1602，由哈扎殿下所有”。

在回复ICIJ的询问时，SFM的律师表示，该公司的客户企业经常使用SFM办公室作为官方注册地址，并称“在阿联酋，所有位于该建筑内的公司都会在注册地址中注明建筑物所有者的姓名，这是一项绝对标准的做法。”该律师还强调，SFM与“任何酋长或阿联酋统治家族的私人办公室”之间“绝对不存在任何商业关系”。

潘多拉文件还显示，除了作为房东与阿联酋离岸金融行业有联系外，哈扎本人也在阿联酋境外拥有离岸公司，并由阿联酋一家律师事务所协助设立。解密文件显示，该律师事务所名为Hadef & Partners，由阿联酋前司法部长创立，曾为多名阿联酋王室成员注册离岸公司。2016年，Hadef & Partners在阿布扎比和迪拜的办事处帮助哈扎成立了一家名为Loomington Investments Ltd的阿联酋公司。

记录显示，他还在英属维尔京群岛（BVI）和塞舌尔注册了两家同名公司，并将股份从塞舌尔公司转移至阿联酋公司。这些离岸公司的设立目的是在塞舌尔持有“不动产”。此外，记录还显示，哈扎在维尔京群岛另有一家离岸公司WestShore Finance Limited，他的母亲法蒂玛·宾特·穆巴拉克·阿尔凯特比（Sheikha Fatima bint Mubarak Al Ketbi）也是该公司的股东。Hadef & Partners的一名律师在回复ICIJ的邮件中表示，该公司“严格遵守适用的法律法规”，但以客户保密为由拒绝进一步置评。

此外，潘多拉文件揭示，阿联酋冉冉升起的权力新兴、阿布扎比王储哈立德·本·穆罕默德（Khalid bin Mohammed）不仅爱哲学、喜读书，也同样对做生意充满了浓厚的兴趣。他是新加坡亿万富翁王明星（Ong Beng Seng）和阿联酋亿万富翁阿里·赛义德·朱马·阿尔布瓦迪（Ali Saeed Juma Albwardy）在离岸投资交易中的商业伙伴。哈立德在Hadef & Partners的协助下，成为阿布扎比德罗什岛有限公司（Desroches Island Ltd.）的唯一股东，该公司与王明星及阿尔布瓦迪旗下的一家公司共同持有一家英属维尔京群岛公司——Desroches Island Holdings Ltd.。

维基解密泄露的一份外交电报显示，美国前驻坦桑尼亚大使在2006年指控阿尔布瓦迪在与坦桑尼亚政府就连锁酒店扩张进行谈判时，曾向坦桑尼亚总统行贿。前大使迈克尔·雷泽尔（Michael Retzer）称，阿尔布瓦迪向时任总统贾卡亚·基奎特（Jakaya Kikwete）所在政党捐赠100万美元，并为其购置名牌西装。

2018年，ICIJ的媒体合作伙伴——有组织犯罪与腐败报道项目（Organized Crime and Corruption Reporting Project，OCCRP）报道，泄露的文件显示，在王明星的度假村公司与马尔代夫政府签订无竞标合同、租赁一座美丽珊瑚岛期间，王明星曾邀请马尔代夫高级官员入住豪华酒店。王明星未回应ICIJ的置评请求。

文件显示，2016年，Desroches Island Holdings的合伙人向汇丰银行迪拜分行申请了4000万美元的信用额度。到2017年，该公司资产价值已达5000万美元。文件显示，这些资金用于运营位于塞舌尔德罗什岛上的四季酒店度假村，该度假村宣传自己是“郁郁葱葱的珊瑚岛上的私人天堂”，让客人“仿佛成为发现黄金的漂流者”。

六、“黄金之城”：打造现代洗钱网络

黄金产业既是阿联酋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也是该国洗钱活动的主要渠道。

为应对石油资源储量下降的挑战，迪拜将经济发展重心转向黄金贸易。根据联合国贸易数据显示，阿联酋现已成为全球最大黄金进口国之一，2020年其黄金进口额达370亿美元，金条出口额则达到290亿美元。

2016年研究报告揭示，阿联酋进口黄金中近半数来自武装势力控制区域。这些民兵组织通过勒索矿区劳工获取资金，用于支持暴力活动。具体操作路径显示，刚果（金）等国的冲突黄金往往先被走私至邻国，再通过航空渠道转运至迪拜。贸易商与精炼厂通过伪造原产地证明，最终将这些黄金合法出口至欧美市场。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2022年报告明确指出：“迪拜已成为手工开采黄金（尤其是东非与中非冲突地区黄金）的洗白中心。当地不透明的商业惯例与监管漏洞使得这些非法黄金得以大规模渗透全球市场。”

针对国际社会的质疑，阿联酋经济部此前曾对外宣布，将强制要求当地黄金精炼厂接受年度审计，以强化供应链溯源管理。潘多拉文件披露，离岸服务商SFM于2016年为比利时黄金交易商阿兰·戈茨（Alain Goetz）同步注册两家同名公司——Al Jur Investment Ltd，分别设立于阿联酋与塞舌尔。

早在2009年，联合国调查报告已揭露戈茨与某大型黄金贸易商的关联。该贸易商涉嫌从刚果（金）民兵控制区采购黄金，而相关武装力量被指控实施针对平民的屠杀与致残暴行。戈茨当时否认与该企业存在“持续性业务往来”。

非营利组织The Sentry在2018年的一项调查显示，走私网络成员指认戈茨的公司体系收购刚果（金）东部贩运的冲突黄金，其商业网络运作模式存在显著洗钱风险。潘多拉文件证实，戈茨至少在2019年4月前仍维持与SFM的合作关系。

戈茨发言人回应称：“各类媒体报道中关于戈茨先生涉及刚果（金）冲突黄金的指控均属失实陈述。” 其强调戈茨已于2019年出售离岸公司股权。然而比利时法院2020年2月判决显示，戈茨因协助建立匿名黄金交易体系，为其家族在比精炼厂提供非法洗钱渠道，被认定犯有欺诈与洗钱罪，判处18个月缓刑。

值得关注的是，ICIJ去年曝光的文件显示，美国财政部虽掌握Kaloti珠宝集团从涉嫌为毒枭洗钱的供应商处采购黄金的证据，却最终放弃对其采取制裁措施。Kaloti集团承担了迪拜近半数进口黄金的精炼业务，该公司发言人向ICIJ坚称“所有不当行为指控均属不实”。但据美国前财政部官员透露，放弃对其制裁的决定系出于维护与阿联酋外交关系的考量。

七、“走钢丝”：改革者面临阻力重重

2020年4月，阿联酋面临被列入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FATF）“灰名单”的风险，这个总部设于巴黎的国际反洗钱监管机构当时正考虑对该国启动特别审查程序。这一动向使阿联酋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国际监管压力。

FATF明确指出，阿联酋亟需进行系统性改革以建立有效的反洗钱与反恐融资机制。反腐败组织认为，这场改革将检验美国、英国等FATF核心成员国推动其海湾盟友实施实质性变革的政治决心。

争议焦点集中在阿联酋特有的“自由区”制度——这些享有税收优惠和监管豁免的特殊经济区域。全球金融诚信（Global Financial Integrity）政策总监拉克希米·库马尔（Lakshmi Kumar）指出：“在阿联酋多数自由区，设立公司几乎毫无障碍。”

这些自由区旨在突破联邦及各酋长国法律框架促进商业发展，拥有独立的管理架构。但通过任命自由区官员或进入管委会等机制，各酋长国的王室成员仍保持着对这些自由区的实际控制权。据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2021年报告，阿联酋现有47个自由区，仅迪拜就占30个，涉及黄金钻石、花卉地毯乃至二手车等多元领域。

“当前局面犹如眼花缭乱的法律杂技，”库马尔评价道，“自由区的多层嵌套结构——甚至存在无官方网站的隐形自由区——形成了监管盲区，为洗钱、黄金走私等犯罪活动提供了理想温床。”

面对国际质疑，阿联酋当局宣称已采取改革措施。迪拜于2021年8月设立专门审理洗钱案件的法院，并实施企业实益所有权申报制度。阿联酋央行金融情报部门成员萨布尔·西迪基（Saboor Siddiqui）坦言，加强监管如同“走钢丝”，需平衡金融机构的合规阻力。

2022年1月，阿联酋银行业监管机构以反洗钱措施不足为由，对11家银行开出总计1250万美元罚单。但库马尔指出，这些处罚未公布具体银行名称，且罚款金额“仅相当于银行两周收益”，处罚力度偏弱、改革诚意存疑。

现行制度存在显著漏洞：实益所有权信息不对外公开，仅25%以上持股者需申报，这为通过亲属代持隐匿资产留下操作空间。相较美国集中化的企业登记系统，阿联酋近40个分散管理的公司注册处（多数隶属自由区）形成监管割据。透明国际等组织警告，这种架构可能诱发各自由区通过降低审查标准进行恶性竞争。

“表象的改革努力难掩实质停滞，”库马尔总结道，“法律体系中的漏洞与空隙依然存在，犯罪网络仍在利用制度缺陷持续运作。”这场围绕自贸区改革的博弈，正考验着阿联酋平衡商业便利与金融监管的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