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4号那天，陈赓在他的日记里记录说：“昨天晚上，东路大军已经开进了南京城。本来我们是打算攻打南京的，结果根本没用上我们。真没想到，国民党那边居然一点反抗都没有，这也太让人出乎意料了！”

我军像秋风扫落叶那样猛烈进攻，国民党军被打得一败涂地。到了4月23号，南京城终于解放了。蒋介石赶紧让各部门的人快点逃跑，但就在这时候，有3个军统特务却没接受蒋介石的“逃跑计划”，他们决定留在大陆，隐姓埋名地过了64年。

六十四年时光匆匆过去，这三位老伙计因为以前当过军统特务，如今又聚到了一块儿。跟以前不一样的是，经过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他们都已经到了八九十岁的高龄，看起来就跟普通的老人家没啥两样。聚会结束后，他们还一块儿站那儿照了张相，算是给那个时代画上个句号，留个纪念。

好吧，咱们来聊聊那三位军统特务的身份，还有他们在军统时都干了些啥，以及他们留在大陆后的日子是咋样的？

这三人里头，有个叫王庆莲的女孩子，她在军统里是干译电员这活的。王庆莲老家在浙江江山，她进入军统工作时，才仅仅15岁大。那会儿，日本鬼子刚撤走没多久，江山那一带真是惨，老百姓生活特别苦。王庆莲家里头也是，过得紧巴巴的，挺不容易。

在那种情况下，军统局在重庆的总部找上了“东南办事处”，让他们在江山帮忙找些译电员。这对当时很多连饭都吃不饱的江山人来说，简直就是个天上掉馅饼的好机会。因此，大家都抢着去报名，王庆莲她妈也给才15岁的王庆莲填了报名表。

后来王庆莲聊起那段往事，笑着自嘲道：“说实话，刚开始我压根儿就没想着能行，可谁承想，我这运气也是绝了，一不留神就给考上了。”

刚加入军统那会儿，王庆莲心里头就一个念头，简单又直接，就是想找份工作养活自己。她对军统是干啥的一点儿也不清楚，就这么糊里糊涂地坐上了一辆军用大卡车。两个多月里，这车拉着她跑了八个省，最后停在了重庆罗家湾。那时候的王庆莲压根儿没想到，她这一迈步，命运轨迹可就彻底变了个样。

那时候，重庆的军统局本部就像是全球军统秘密组织的大脑，接收的电报五花八门。里头包括了日军的行动计划、兵力怎么分布、哪个部队要换地方，还有他们飞机起飞、军舰移动的消息。这些重要的情报，可都是前线那些情报员豁出命换来的。所以，翻译这些电报的工作，真的是忙得不可开交。

王庆莲一进军统，立马就被安排了一堆活儿。那时候，她连培训都没来得及参加，就直接上手干了。在军统的日子里，王庆莲每天都过得紧绷绷的，一天干上十几个小时那是家常便饭。要是赶上忙的时候，连续加班好几天也是常有的事。

王庆莲干的这活儿，挺紧绷但也真够无聊的，她得天天对着密码本子，啃出至少1500字的译文。那时候她还小呢，根本不明白这些译出来的字儿背后，藏着多少惊心动魄、你死我活的事儿。一直等到战争打赢了，王庆莲这才明白过来，自己干的活儿到底有多重要。

1946年8月份，王庆莲在军统局已经干了三年多，她向毛人凤提交了长假申请，打算离开军统局。她为啥要走呢？还不是因为戴笠那会儿刚出了事，毛人凤就成了军统的新头儿，这样一来，军统里面的人际关系就变得特别复杂，勾心斗角的。王庆莲年纪轻轻的，不怎么会应付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所以她就想着请个长假，躲开这些麻烦。

另外，王庆莲之所以离开军统，主要是因为她不愿意再做那些针对自己人的情报解密活儿了。那时候，王庆莲虽然年纪不大，但心里已经有了家国意识。以前，她干这行是为了对付日本人，保卫家园，可现在却得帮着蒋介石去对付自己的同胞，这事儿她真没法干下去。

王庆莲那会儿或许压根儿没想过，当初从军统那儿走开，就像是给自己放了个悠长的假期，结果却换来了一个心满意足的晚年生活。

1949年年初的一个晚上，王庆莲跟她妈在江山老家待着，突然碰见了以前在军统局机要组一起干活的同事。俩人一聊，王庆莲才知道，因为国民党军队打仗老输，局里头有部分人早就撤到江山来了，打算先坐车去厦门，再从那儿坐船逃到台湾去。

碰到王庆莲，伙伴们就邀请她一块儿离开大陆。但王庆莲没答应，她觉得离开军统后的日子安稳又舒心，不想再颠沛流离，跟家人分开。过了好多年，听说那些离开了的伙伴们的经历，王庆莲心里还挺高兴，觉得自己当初的决定真是做对了。

王庆莲离开军统那阵子，经人牵线搭桥，跟一个在浙江大学念书的同乡汪含芳成了家。等到新中国成立后，王庆莲进了粮食局上班。因为以前有过那段特殊经历，她后来被调到农村待了二十多年。这些年里，王庆莲啥滋味都尝过了，可她却特别喜欢这种安安静静的日子。

咱们说的这三个人里头，第二个叫戴以谦。戴以谦呢，比王庆莲大几岁，进入军统的时间也早王庆莲几年。跟王庆莲不太爱和人打交道不一样，戴以谦在军统里混得风生水起，大家都对他特别客气。这主要是因为他背后有个大人物撑腰，那就是戴笠。

戴以谦和戴笠是一家子，两人关系挺远，算是拐弯抹角的亲戚。戴以谦管戴笠叫十叔公。小时候，戴以谦心里头就憋着股劲儿，想为国家出力，所以初中一毕业，他就跑到忠义救国军江西铅山办事处干活去了。有一天，戴笠带着一群手下到铅山办事处来看看情况，正好撞见了戴以谦。戴笠就问他：“你小子咋在这儿呢？”

戴以谦答道：“我在江山这边呢，就是说我有活儿干。”

那件事情发生的第二天，戴笠就说人手紧缺，把戴以谦留在了自己身旁。之后，戴以谦又被安排去了安徽雄村的训练班深造。等他学成毕业，就成了戴笠东南办事处的机要秘书，一下子就成了戴笠眼前的红人。只要戴笠去东南那边，戴以谦必定跟着。那时候，戴以谦也就才18岁。

1946年，戴笠在由青岛飞往上海的途中遭遇空难。戴笠一走，军统内部就开始闹分裂，人员也被打乱分到各处。戴以谦因为和戴笠有点亲戚关系，被毛人凤局长打发到了华北，当上了军统北平站的站长。但经过那漫长的八年抗战，戴以谦对战争是越来越厌倦了，干脆整天就弄些假情报糊弄人。后来北平和平解放了，戴以谦也趁机辞了官，回家种地去了。

1949年，国民党军队被打得落花流水，戴以谦自个儿决定留在大陆。就想图个清静，他回到了老家干起了农活，还成了家，有了娃。可没想到，后来他的身份被翻了出来，戴以谦就被抓去劳改了12年。那会儿，他老婆顶不住压力，跟他离了婚。

劳改完成后，戴以谦已经变得非常年迈。由于没了亲人，也没人来照料他，戴以谦只能住进了江山市二十八号敬老院，成了五保户。每个月，政府会给他100块钱，敬老院再补贴30块。在敬老院里，吃的住的都不用他操心，全都免费。

戴以谦到了晚年，脑子里总会浮现出当年在军统局的日子，那是一段充满激荡的青春时光。尽管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但他对那些往事还是记得清清楚楚。每当回想起这些，他就萌生了想跟老同事们聚一聚的念头。后来听说王庆莲也留在了大陆，戴以谦立刻就联系了王庆莲，邀请她见面。不止王庆莲，还有一位叫祝仁波的老朋友也收到了他的邀请。

祝仁波以前是在军统里搞电台修理的，他的日常就是保证军统的无线电联系别出问题。祝仁波学历不算高，可对无线电这块儿特别有灵性。有次碰巧，他接触到了无线电通讯的技术，这一碰，他就彻底迷上了这行当。

后来，祝仁波在无线电这块的本事被电讯大咖陈一白给瞅见了。陈一白那时候在国内电讯界可是数一数二的人物。有了陈一白的指点和栽培，祝仁波在技术上那是突飞猛进。没多久，祝仁波就凭着自己的好成绩，被军统局给招揽进去了。

跟王庆莲和戴以谦那紧绷绷的工作环境比起来，祝仁波干的活儿大多是躲在后头的。他不是在前线战场上修修补补，就是一个人窝在哪个旮旯里忙活。因此，在军统里头，祝仁波就像是个“透明人”，没啥存在感。不过呢，祝仁波自个儿倒是挺享受这种状态的。

1949年，国民党军队被打得落花流水后，祝仁波也得做个决定，是走还是留。可当他的伙伴们向他发出邀请时，祝仁波连想都没多想，立马就决定留在大陆。之后，他就回了上海，开了个小卖部，里面摆满了各种电器，他整天就忙着鼓捣这些，把自己喜欢的事情一直做下去了。

即便后来祝仁波的身份被揭穿，他在牢里度过了十年时光，但他对机电技术的热爱从未减退。在改造的日子里，祝仁波不仅卖力干活，还主动承揽起农场里各种电器的维修工作。凭着一手好技术，农场破例让他以工人的身份多留了十六年。就这样，一直到1980年，年满六十岁的祝仁波才终于离开了那个地方，重获自由。

重获自由后，祝仁波跟戴以谦一样，变成了没人陪的老头。老婆早跟他分了手，他就一个人搬到了浙江宁海的一个小镇，这一住就是三十年。

2013年的时候，祝仁波一个人过日子，突然接到了戴以谦的电话，说想约他和王庆莲一起聚聚，聊聊天。因为他们三个都经历过那段难忘的时光，身上都带着那段历史的痕迹，所以心里头有很多共鸣。祝仁波一听，觉得挺对味儿，立马就答应了，接着就出发去赴约了。

2013年10月份，在浙江衢州江山市廿八都镇的养老院里，三位头发花白的老人碰面了。时光匆匆，他们脸上早没了当年的那股子冲劲儿，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岁月痕迹。聊了好一阵子，他们拍了一张特别有意义的照片，算是给过去的几年留个纪念，也给以后留个念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