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4号那天,陈赓在他的日记里记录说:“昨天晚上,东路大军已经开进了南京城。本来我们是打算攻打南京的,结果根本没用上我们。真没想到,国民党那边居然一点反抗都没有,这也太让人出乎意料了!”
我军像秋风扫落叶那样猛烈进攻,国民党军被打得一败涂地。到了4月23号,南京城终于解放了。蒋介石赶紧让各部门的人快点逃跑,但就在这时候,有3个军统特务却没接受蒋介石的“逃跑计划”,他们决定留在大陆,隐姓埋名地过了64年。
六十四年时光匆匆过去,这三位老伙计因为以前当过军统特务,如今又聚到了一块儿。跟以前不一样的是,经过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他们都已经到了八九十岁的高龄,看起来就跟普通的老人家没啥两样。聚会结束后,他们还一块儿站那儿照了张相,算是给那个时代画上个句号,留个纪念。
好吧,咱们来聊聊那三位军统特务的身份,还有他们在军统时都干了些啥,以及他们留在大陆后的日子是咋样的?
这三人里头,有个叫王庆莲的女孩子,她在军统里是干译电员这活的。王庆莲老家在浙江江山,她进入军统工作时,才仅仅15岁大。那会儿,日本鬼子刚撤走没多久,江山那一带真是惨,老百姓生活特别苦。王庆莲家里头也是,过得紧巴巴的,挺不容易。
在那种情况下,军统局在重庆的总部找上了“东南办事处”,让他们在江山帮忙找些译电员。这对当时很多连饭都吃不饱的江山人来说,简直就是个天上掉馅饼的好机会。因此,大家都抢着去报名,王庆莲她妈也给才15岁的王庆莲填了报名表。
后来王庆莲聊起那段往事,笑着自嘲道:“说实话,刚开始我压根儿就没想着能行,可谁承想,我这运气也是绝了,一不留神就给考上了。”
刚加入军统那会儿,王庆莲心里头就一个念头,简单又直接,就是想找份工作养活自己。她对军统是干啥的一点儿也不清楚,就这么糊里糊涂地坐上了一辆军用大卡车。两个多月里,这车拉着她跑了八个省,最后停在了重庆罗家湾。那时候的王庆莲压根儿没想到,她这一迈步,命运轨迹可就彻底变了个样。
那时候,重庆的军统局本部就像是全球军统秘密组织的大脑,接收的电报五花八门。里头包括了日军的行动计划、兵力怎么分布、哪个部队要换地方,还有他们飞机起飞、军舰移动的消息。这些重要的情报,可都是前线那些情报员豁出命换来的。所以,翻译这些电报的工作,真的是忙得不可开交。
王庆莲一进军统,立马就被安排了一堆活儿。那时候,她连培训都没来得及参加,就直接上手干了。在军统的日子里,王庆莲每天都过得紧绷绷的,一天干上十几个小时那是家常便饭。要是赶上忙的时候,连续加班好几天也是常有的事。
王庆莲干的这活儿,挺紧绷但也真够无聊的,她得天天对着密码本子,啃出至少1500字的译文。那时候她还小呢,根本不明白这些译出来的字儿背后,藏着多少惊心动魄、你死我活的事儿。一直等到战争打赢了,王庆莲这才明白过来,自己干的活儿到底有多重要。
1946年8月份,王庆莲在军统局已经干了三年多,她向毛人凤提交了长假申请,打算离开军统局。她为啥要走呢?还不是因为戴笠那会儿刚出了事,毛人凤就成了军统的新头儿,这样一来,军统里面的人际关系就变得特别复杂,勾心斗角的。王庆莲年纪轻轻的,不怎么会应付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所以她就想着请个长假,躲开这些麻烦。
另外,王庆莲之所以离开军统,主要是因为她不愿意再做那些针对自己人的情报解密活儿了。那时候,王庆莲虽然年纪不大,但心里已经有了家国意识。以前,她干这行是为了对付日本人,保卫家园,可现在却得帮着蒋介石去对付自己的同胞,这事儿她真没法干下去。
王庆莲那会儿或许压根儿没想过,当初从军统那儿走开,就像是给自己放了个悠长的假期,结果却换来了一个心满意足的晚年生活。
1949年年初的一个晚上,王庆莲跟她妈在江山老家待着,突然碰见了以前在军统局机要组一起干活的同事。俩人一聊,王庆莲才知道,因为国民党军队打仗老输,局里头有部分人早就撤到江山来了,打算先坐车去厦门,再从那儿坐船逃到台湾去。
碰到王庆莲,伙伴们就邀请她一块儿离开大陆。但王庆莲没答应,她觉得离开军统后的日子安稳又舒心,不想再颠沛流离,跟家人分开。过了好多年,听说那些离开了的伙伴们的经历,王庆莲心里还挺高兴,觉得自己当初的决定真是做对了。
王庆莲离开军统那阵子,经人牵线搭桥,跟一个在浙江大学念书的同乡汪含芳成了家。等到新中国成立后,王庆莲进了粮食局上班。因为以前有过那段特殊经历,她后来被调到农村待了二十多年。这些年里,王庆莲啥滋味都尝过了,可她却特别喜欢这种安安静静的日子。
咱们说的这三个人里头,第二个叫戴以谦。戴以谦呢,比王庆莲大几岁,进入军统的时间也早王庆莲几年。跟王庆莲不太爱和人打交道不一样,戴以谦在军统里混得风生水起,大家都对他特别客气。这主要是因为他背后有个大人物撑腰,那就是戴笠。
戴以谦和戴笠是一家子,两人关系挺远,算是拐弯抹角的亲戚。戴以谦管戴笠叫十叔公。小时候,戴以谦心里头就憋着股劲儿,想为国家出力,所以初中一毕业,他就跑到忠义救国军江西铅山办事处干活去了。有一天,戴笠带着一群手下到铅山办事处来看看情况,正好撞见了戴以谦。戴笠就问他:“你小子咋在这儿呢?”
戴以谦答道:“我在江山这边呢,就是说我有活儿干。”
那件事情发生的第二天,戴笠就说人手紧缺,把戴以谦留在了自己身旁。之后,戴以谦又被安排去了安徽雄村的训练班深造。等他学成毕业,就成了戴笠东南办事处的机要秘书,一下子就成了戴笠眼前的红人。只要戴笠去东南那边,戴以谦必定跟着。那时候,戴以谦也就才18岁。
1946年,戴笠在由青岛飞往上海的途中遭遇空难。戴笠一走,军统内部就开始闹分裂,人员也被打乱分到各处。戴以谦因为和戴笠有点亲戚关系,被毛人凤局长打发到了华北,当上了军统北平站的站长。但经过那漫长的八年抗战,戴以谦对战争是越来越厌倦了,干脆整天就弄些假情报糊弄人。后来北平和平解放了,戴以谦也趁机辞了官,回家种地去了。
1949年,国民党军队被打得落花流水,戴以谦自个儿决定留在大陆。就想图个清静,他回到了老家干起了农活,还成了家,有了娃。可没想到,后来他的身份被翻了出来,戴以谦就被抓去劳改了12年。那会儿,他老婆顶不住压力,跟他离了婚。
劳改完成后,戴以谦已经变得非常年迈。由于没了亲人,也没人来照料他,戴以谦只能住进了江山市二十八号敬老院,成了五保户。每个月,政府会给他100块钱,敬老院再补贴30块。在敬老院里,吃的住的都不用他操心,全都免费。
戴以谦到了晚年,脑子里总会浮现出当年在军统局的日子,那是一段充满激荡的青春时光。尽管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但他对那些往事还是记得清清楚楚。每当回想起这些,他就萌生了想跟老同事们聚一聚的念头。后来听说王庆莲也留在了大陆,戴以谦立刻就联系了王庆莲,邀请她见面。不止王庆莲,还有一位叫祝仁波的老朋友也收到了他的邀请。
祝仁波以前是在军统里搞电台修理的,他的日常就是保证军统的无线电联系别出问题。祝仁波学历不算高,可对无线电这块儿特别有灵性。有次碰巧,他接触到了无线电通讯的技术,这一碰,他就彻底迷上了这行当。
后来,祝仁波在无线电这块的本事被电讯大咖陈一白给瞅见了。陈一白那时候在国内电讯界可是数一数二的人物。有了陈一白的指点和栽培,祝仁波在技术上那是突飞猛进。没多久,祝仁波就凭着自己的好成绩,被军统局给招揽进去了。
跟王庆莲和戴以谦那紧绷绷的工作环境比起来,祝仁波干的活儿大多是躲在后头的。他不是在前线战场上修修补补,就是一个人窝在哪个旮旯里忙活。因此,在军统里头,祝仁波就像是个“透明人”,没啥存在感。不过呢,祝仁波自个儿倒是挺享受这种状态的。
1949年,国民党军队被打得落花流水后,祝仁波也得做个决定,是走还是留。可当他的伙伴们向他发出邀请时,祝仁波连想都没多想,立马就决定留在大陆。之后,他就回了上海,开了个小卖部,里面摆满了各种电器,他整天就忙着鼓捣这些,把自己喜欢的事情一直做下去了。
即便后来祝仁波的身份被揭穿,他在牢里度过了十年时光,但他对机电技术的热爱从未减退。在改造的日子里,祝仁波不仅卖力干活,还主动承揽起农场里各种电器的维修工作。凭着一手好技术,农场破例让他以工人的身份多留了十六年。就这样,一直到1980年,年满六十岁的祝仁波才终于离开了那个地方,重获自由。
重获自由后,祝仁波跟戴以谦一样,变成了没人陪的老头。老婆早跟他分了手,他就一个人搬到了浙江宁海的一个小镇,这一住就是三十年。
2013年的时候,祝仁波一个人过日子,突然接到了戴以谦的电话,说想约他和王庆莲一起聚聚,聊聊天。因为他们三个都经历过那段难忘的时光,身上都带着那段历史的痕迹,所以心里头有很多共鸣。祝仁波一听,觉得挺对味儿,立马就答应了,接着就出发去赴约了。
2013年10月份,在浙江衢州江山市廿八都镇的养老院里,三位头发花白的老人碰面了。时光匆匆,他们脸上早没了当年的那股子冲劲儿,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岁月痕迹。聊了好一阵子,他们拍了一张特别有意义的照片,算是给过去的几年留个纪念,也给以后留个念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