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香港，曾发生了一起令人匪夷所思的钻戒劫杀案。这起案件的主角，是一对姓周的双胞胎姐妹。姐姐戴着一颗10克拉金黄色的钻戒，妹妹戴着一颗8克拉的钻戒。殊不知在她们逛街时，暗中已经有人盯上了她们的钻戒。
当姐妹两人步入电梯时，两名匪徒尾随其后，抢走了姐姐手上市值50多万的钻戒，然后迅速消失在了人海中。由于涉及一条人命，其中一名劫匪被抓获，被判了终身监禁。而此案离奇的地方是，这名被判了终身监禁的劫匪，坚称抓错人了，自己是冤枉的，并不断提出上诉，这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甚至知名大律师翁静晶，都呼吁重新审理此案。那么这名劫匪究竟有何冤屈？如果他不是劫匪，警员又为什么会逮捕他呢？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讲一下铜锣湾巨钻劫杀案。
故事发生在香港铜锣湾地区，本案的双胞胎姐妹，姐姐名叫周台娟，妹妹名叫周台婷，时年46岁，两姐妹是台湾籍，长期居住在香港。周台娟的丈夫是一位成功的商人，拥有多处豪宅。为了更方便地照顾母亲，姐妹两人将母亲接到了香港，并住在铜锣湾百德新街海滨大厦三楼的一个单位。姐妹俩人有一个共同的爱好，那就是珠宝，她们常常高调地佩戴各种名贵的珠宝饰品外出。
在1998年3月20号的下午，姐妹俩人前往铜锣湾的时代广场，为母亲购买电器。当天两人一个戴的是10克拉的钻戒，另一个是8克拉的钻戒。购物结束后，在下午4点左右，姐妹俩开始前往母亲的住所。当姐妹俩人步入海滨大厦的电梯时，两名神秘男子也尾随其后。当时在电梯内还有一个姓黄的住户，住在6楼，也就是说，当时在电梯内总共有5人。
就在电梯门刚关上，两名神秘男子突然拔出军刀，同时以凶狠的口吻，威胁着两位姐妹取下手上的钻戒，但两位姐妹并没有照做，反而与两名匪徒纠缠了起来。与此同时，电梯内那位住在6楼的姓黄的住户，一直缩在电梯的一角，神情慌张。很快电梯便抵达了三楼，就在电梯门打开的一瞬间，姓黄的男子立刻冲出了电梯，其中一名劫匪则上前阻止他。后来虽然姓黄的男子成功逃脱，但在逃跑的过程中，却被劫匪刺伤了小腹。
当时电梯停在了三楼，而两姐妹的母亲就住在三楼。两姐妹在挣脱匪徒的过程中，从电梯里也来到了楼梯间。就在这时，两姐妹和匪徒争斗的声音，引起了住在三楼的母亲的注意，母亲听到了女儿们的声音，便来到楼梯间一探究竟。母亲见到眼前这一幕，当时就被吓到了。一名匪徒，可能意识到了他与两姐妹的关系，于是迅速转移了攻击目标，试图以母亲威胁姐妹两人自动摘下戒指。姐姐周台娟见状，立即冲上前阻止匪徒接近母亲，而匪徒这时也愤怒至极，对着周台娟连刺了9刀，其中两刀深入体内，直击心脏，周台娟瞬间倒地不起。
由于周台娟已经失去了反抗的能力，两名匪徒试图摘下她手上的钻戒，但戒指在她手上戴得很紧，非常难摘下来，最终他们用刀撬开了钻戒的戒托，将钻石取出，成功抢走了周台娟手上的10克拉钻石。可能是担心继续纠缠，会引起邻居的注意，所以匪徒没有继续对妹妹和母亲下手，他们沿着楼梯一路狂奔逃离了现场。在下楼期间，他们遇到了一名画室职员、一名百货公司职员以及一名保安员，然而，当时这些人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并没有拦下两名匪徒，最终两名匪徒在繁华的市区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不幸的是，周台娟的心脏被刺中，被送往医院时已不治身亡。警方对此案迅速展开了调查，在案发现场，他们找到了匪徒留下的一副眼镜和一包纸巾。由于两名劫匪在抢劫时没有掩面，所以，警方找来了1,000多张嫌疑犯的照片，让周台婷辨认，这些照片都是有犯盗窃罪前科的人。周台婷经过仔细的排查和对比，最终，停留在了一个名叫余伟发的男子身上，周台婷向警方确认，其中那名杀害她姐姐并劫走钻石的匪徒正是此人。
余伟发1969年出生，时年29岁，是家里的独生子，他成长在一个比较贫穷的家庭，初一便辍了学。他曾入读过皇家香港警察少年训练学校，后来因为有盗窃罪案底而不能当警察，为了谋生，他选择当了一名铝窗安装工人，每个月他都会给家里3,000元的生活费。虽然他曾犯过错误，但在母亲眼中，他是一个十分孝顺的儿子。
事件来到案发后的第二天，在1998年3月22号的凌晨，警方前往大角嘴将余伟发拘捕。在一开始的审讯中，余伟发坚决否认有抢劫和谋杀。然而，警方再次安排了死者的母亲亲自辨认，死者的母亲隔着单向玻璃，一眼就认出了余伟发就是当天的劫匪。由于案发时母亲曾近距离目睹过劫匪，所以警方认为他的证词极为可信。
就在周台娟的母亲指认后，余伟发在第二次审讯中，突然改变了口供，他承认自己就是这起案件的凶手，还提供了被盗钻石的藏匿地点，以及另一名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他甚至详细交代了凶器的购买情况。凶手已经认罪，且有人证，接下来就是寻找物证了。
根据余伟发的口供，警方前往了他在大角嘴的住所，进行搜查，同时也派遣了潜水人员，前往了附近的码头寻找凶器。然而经过仔细搜索后，警方未能找到任何有关的证物。考虑到案发时有两名劫匪，警方要求余伟发提供另一名匪徒的身份，余伟发提供了一个姓谭的男子，然而警方却发现，这名姓谭的男子，在案发时根本就不在香港。
不管怎样，但警方相信，根据死者的母亲和妹妹的指证，足以将余伟发这名匪徒定罪。最终警方凭着当事人的指认，和余伟发的口供，将余伟发告上法庭。本以为这是一件平平无奇的案件，预计着很快就会结案。然而在法庭上，余伟发的辩护词，却让大部分人认为他是冤枉的，这里边还有一个关键人物，那就是香港律政界的传奇人物翁静晶。令人惊讶的是，她竟然是这起案件中，死者周台娟的亲戚。尽管如此，就连翁静晶也认为，这起案件存在众多可疑之处。
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在法庭上，余伟发为自己辩护时究竟说了什么。在1999年5月14号，也就是案发的一年后，此案在高等法院开庭审理。然而，余伟发在法庭上却突然改变了口供，坚称自己当时没有抢劫和杀人，并声称自己是在警方的毒打逼供下，才承认了罪行，而他招认的内容都是被迫虚构的。余伟发提出了4点为自己辩护：
首先他声称案发时自己不在现场，当时他正在大角嘴的家里睡觉，而在下午4:35，他还曾在家里打电话给朋友，约朋友去旺角吃饭，而且有通话记录为证。然而案发时间是下午4点钟，从4点到4:35，在这35分钟内，他不可能从铜锣湾海滨大厦，回到大角嘴的海星大厦的家中，所以他有明显的不在场证据。但控方律师却表示，这个时间段并非交通拥堵时段，如果没有突发的交通事故，通过私家车等交通工具，是可以从铜锣湾到达大角咀海星大厦的。
控方律师还指出，要证明被告不在现场，则需要绝对肯定性的不在场证据才行，而35分钟内，从案发现场到达被告大角嘴的家中，是有可能性的，所以控方提出被告的不在场证据无效。不过后来翁静晶看了庭审的资料后，她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她指出控方忽略了一个细节，那就是余伟发所住的海星大厦位于6楼，且没有电梯，因此35分钟内从案发现场到被告家，几乎是不可能的。
此外辩方还指出，在案发现场，找到了一副眼镜和一包纸巾，在上面并没有找到余伟发的指纹或DNA，甚至在整个电梯内，也没有找到余伟发的指纹，更令人怀疑的是，死者周台娟的身上，也没有找到任何余伟发身上的毛发或衣服纤维。但控方却主张，尽管没有检测到余伟发的指纹和DNA，这只能说明，这些物品可能是另一名同伙的，同时电梯是一个公共场所，也可能是其他人遗落的。官方解释，一个人接触到一件物品，未必会留下指纹，我们可以通过在某件物品上，检测到了某人的指纹，来确定某人曾经接触过该物品，但不能因为在某件物品上，未检测到某人的指纹，而断定某人从未接触过该物品，因此这些物证，并不能成为余伟发不在场的证据。
余伟发的第二项辩护是，他认为在认人的环节中存在疑点，死者的妹妹周台婷，是在一张照片上认出了余伟发，而这张照片，是余伟发多年前，因盗窃罪被警方拘留时留下的，然而照片中的容貌，与后来的余伟发真人存在明显的差异，所以周台婷很有可能会认错人。
后来警方找来了5位临时演员，并让他们和余伟发并排站在一起，让此案中，除了周台婷之外的其他几位目击者，透过单向玻璃对着6人进行指认，这几位目击证人包括6楼的黄姓男子、画室的职员、百货公司的职员和保安员，而他们四人并没有指认余伟发是凶手，有人指认临时演员是凶手，还有一名目击证人表示，凶手根本不在这6人当中。
最后，警方请来了死者的母亲进行指认，死者的母亲，倒是一眼就指认出了余伟发。不过这里有一个细节是要注意的，那就是死者的母亲在进行指认时，她的儿子在她耳边讲了一句话，这个细节，让人们开始质疑，整个认人环节的可靠性。
在法庭上，辩方律师对这一点提出了质疑，认为认人环节不够严密，因此不足以具备说服力。然而控方表示，死者的妹妹是在上千张照片中，认出了被告，而死者的母亲是在真人指认时，也确认了被告的身份，这两名证人，都曾与匪徒有过近距离接触，特别是死者的妹妹，在电梯中有足够的时间接触匪徒，因此，这两名证人的指认被认为是可靠的。至于另外4名目击证人，他们只是在匪徒逃走的一瞬间，目击了凶手的相貌，因此他们的指认被认为是不可靠的。
此外控方还指出，死者是周台婷的家人，并且她亲身经历了这场劫杀案，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姐姐被刺杀，所以对匪徒的相貌有深刻的印象，而另外4名目击证人并没有经历抢劫，所以他们体会不到，当时周台婷内心的恐惧和绝望，因此对匪徒的相貌印象较浅，以至于没有认出余伟发也很正常。
辩方随后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死者的母亲在进行真人指认时，她的儿子在她耳边讲了一句话，在法庭上，辩方律师询问死者的母亲：“你儿子当时对你讲了什么？”死者的母亲回答说：“在我进入认人房时，我儿子对我说，妈妈，警察现在拘捕了一个疑犯，他们不知道，他是否真的是打劫你们的其中一个，所以想看看你能否认出他，你慢慢看，仔细看看，如果认出来就告诉阿sir，如果认不出就说认不出，千万不要随意指一个人出来。”那么我看了他们一眼，一眼便认出他来。
余伟发的第三个辩护点，他称自己的相貌有明显的特征，如前额头发稀疏和门牙之间有大缝隙，然而在最初录口供时，两名证人并未提及这些特征。控方回应称，在当时的紧急情况下，两名证人可能只注意到了被告的部分特征，而忽略了其他特征，这是正常的，不能因为，两名证人未提及被告的某个特征，就认定被告不是涉案人员。
辩方继续提出质疑，周台婷在口供中提到，她曾咬伤了匪徒的手臂，但法医在余伟发的手臂上，并未找到任何咬痕。由于，余伟发是在案发后的第二天被捕的，被咬的伤痕不可能如此快速地消退，而控方则回应说，周台婷，可能错误地估计了自己当时的力度，误以为自己咬得很重，而实际上咬得没那么重，所以伤势在被捕时已经完全消退，也是有可能的。
此外辩方还指出，至今都还没有找到丢失的钻石、凶器和染血的衣服，因此不能确定余伟发就是凶手。控方反驳说，找不到这些物品，并不能证明什么，因为很多不认罪的疑犯，都不会透露物证的下落，不能因为找不到这些物证，就得出案件与被告无关的结论。
最后余伟发揭露，自己被捕后遭到了警方的殴打，他最初坚决否认自己是凶手，但警方采取了残酷的手段，锁住了他的手脚并进行殴打，在警方声称，死者的妹妹和母亲，已经指认他为凶手后，余伟发身心疲惫，为避免进一步遭受殴打，他只好承认罪行。然而当警方询问他关于钻石、凶器和血液的下落时，他无法回答，便遭到了再次的殴打，最终在警方的引导下，他编了一个故事。余伟发原本以为，在警方面前承认罪行，然后在庭审时再否认就能够脱罪了，然而控方律师，则坚决否认了刑讯逼供的指控。
当控辩双方的证词结束后，压力给到了陪审团的7位成员，他们需要判断两名证人，也就是死者的两位家属，是否有可能认错人，以及哪一方的理据更可信。最后，7位陪审员在退庭商议后，以5:2的票数裁定余伟发谋杀罪名成立。在陪审团看来，余伟发在法庭上的陈述，只是为了开脱自己，最终，法官和陪审团不仅不相信他的陈述，还指责他残忍，他被裁定犯有谋杀抢劫罪名，被判处终身监禁。
余伟发被判入狱后，周台婷认为这个案件已经结束了，她甚至还写信，公开表扬了港岛重案组，成功逮捕了凶手，这封信至今在官网上仍然可以看到。然而在狱中，余伟发一直坚持要上诉，请求法庭重新审理案件。尽管上诉庭多次拒绝他的申请，但他仍然坚称自己的清白。最终在案发后的第六年，也就是2004年6月份，余伟发写了一封长达5页的上诉信，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也正是这封信引起了翁静晶的注意。翁静晶在了解案情后，认为案件仍然存在很多疑点。当时翁静晶，向时任行政会议召集人的梁振英，提起此案，梁振英也认为这个案件存在许多疑点，承诺，会将案件提交给当时的特首董建华。翁静晶还与当时立法会议员梁耀宗，一起写信给董建华，希望他能够行使特权，将案件重新审理。然而不巧的是，没多久董建华便卸任了，这个案件也并未得到重视。
最终尽管余伟发的上诉信中，提出了多个合理的疑点，但法庭仍然驳回了他的上诉。上诉庭认为，警方在录口供时没有不当的行为，而原审法官在处理案件时也没有问题，对于认人环节的疑点，上诉庭法官认为，死者的妹妹在案发后数小时内，在上千张照片中认出了余伟发，加上她与匪徒近距离接触，而且现场光线充足，因此可信度极高。后来上诉庭法官还批评了上诉律师，说他应该提出更具有说服力的论点，而不仅仅是重复被告自己希望说的话。就这样，余伟发只能继续在监狱中，等待自己被平反的那一天。
在母亲看来，哪怕孩子是罪大恶极的人，但在自己眼中都是挚爱，更何况在余伟发的母亲看来，自己的儿子是被冤枉的。案发的4年后，余伟发的父亲，去世了，家里只剩下了年老的母亲。由于余伟发的母亲不识字，余伟发被捕后不断从狱中寄信给母亲，母亲便找左邻右里或者义工帮忙看信。
有媒体也采访了余伟发的母亲，她一直坚称自己的儿子是含冤入狱的，她还向记者讲述了儿子被捕时，警察冲进他的家里，残暴地殴打他的儿子，她记得她当时哭着问儿子，到底有没有杀人，儿子回答说：“妈妈，我没有。”年老的母亲如今已经满头白发，多年来仍然不断地为儿子申冤，她坚信老天有眼，一定会为她儿子申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