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这一生，总有些事情要等到最后一刻才能说出口。”这句老话在我们县城流传了很多年。每个老房子里都藏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往事，就像那些爬满青苔的围墙，风吹日晒几十年，却始终守着属于它的秘密。

我叫李芳，今年45岁，在县城开了一家小超市。店面不大，但日子过得还算滋润。去年冬天的事情，到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不可思议。

那天下着小雪，医院的走廊特别安静。护士推着药车从病房门口经过，轮子发出轻微的响声。外婆已经住院三个月了，医生说她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我守在床边，看着外婆消瘦的脸。记忆中她总是个精神矍铄的老人，每天早上五点就起来在院子里浇花。可这会儿，她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得像张白纸。

突然，外婆握住我的手。她的手很冷，但力气出奇地大。她示意我把头低下来，然后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东西塞进我手里。

那是一把铜钥匙，看起来很旧了，上面还结着一层铜绿。钥匙不大，大概巴掌长短，造型很普通，就是那种老式房子常见的铜锁钥匙。

“芳啊，这把钥匙你收好。”外婆的声音很轻，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等到你觉得该用的时候再用。”

我正想问这是什么钥匙，外婆却闭上了眼睛，再也没有睁开。

整整一年，这把钥匙就放在我床头柜的抽屉里。说实话，我并不觉得这是什么重要的东西，毕竟外婆那一辈的人，总喜欢把一些不起眼的小物件看得很重要。

直到上个月，我去收拾外婆的老房子，才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那是个阴雨天，我翻出一个旧箱子，里面装着外婆的一些老物件。翻到箱子底部时，我发现了一本1965年的日记本。

日记本已经发黄了，纸张也很脆。我小心翼翼地翻开，发现里面多次提到”地下室”三个字。这让我想起来，外婆的老宅确实有个地下室，从小到大那里都是锁着的，我们都以为是放杂物的地方。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开车去了外婆的老宅。这房子建于上世纪50年代，是县城最早的砖房之一。院子不大，种着几棵月季，开得正旺。房子虽然年代久远，但收拾得很整洁，这是外婆的习惯。

地下室的门就在堂屋后面，上了一把很大的铜锁。锁已经锈得厉害，钥匙孔里全是铁锈。我试着插入钥匙，却怎么也转不动。

我找来开锁师傅，是县城开了二十多年锁店的老周。他看了看说：“这锁太老了，内部都生锈了，建议直接换新的。”

但我执意要用外婆的钥匙开锁。老周无奈，只好帮我清理锁芯。我们折腾了整整三天，用了各种办法。WD-40喷了一瓶又一瓶，却始终打不开那把锁。

[未完待续，请让我继续] 第四天早上，天还没亮我就来到老宅。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今天一定能打开这把锁。我掏出钥匙，深吸一口气，缓缓插入锁孔。这一次，钥匙转动得异常顺畅，“咔嗒”一声，锁开了。

推开门的瞬间，一股霉味扑面而来。地下室里很暗，只有一个巴掌大的气窗透着微光。我打开手机的手电筒，看清了眼前的景象。

地下室不大，大概十几平米。靠墙的地方堆着一些旧报纸和老照片，都已经发黄变脆了。正对着楼梯的是一堵红砖墙，看起来和其他墙不太一样。那些老砖墙都爬满了青苔，唯独这堵墙比较新，砖缝里还能看到水泥的痕迹。

我仔细观察这堵墙，发现砖缝的水泥有些地方已经脱落了。我用指甲轻轻一抠，竟然整块都掉了下来。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预感涌上心头，这墙后面一定藏着什么。

在五金店买来工具，我小心翼翼地撬开砖墙。砖头一块块被取下来，露出了里面的空间。那是一个一米见方的凹槽，正中间放着个生锈的铁皮盒子。

盒子上落了厚厚的灰，但还能看出原来的暗红色。我擦掉灰尘，用力掀开盒盖。里面是一沓发黄的信件，还有一本1950年的户口本。

展开第一封信，上面的日期是1965年8月15日。信纸已经很脆了，但字迹依然清晰：

“亲爱的，我已经安全到了香港。这里的生活虽然艰难，但总算有了容身之处。不要担心我，好好照顾孩子。等风声过去，我一定会回来……”

我的手开始发抖。这些信原来是外公写的！可外公不是在1965年因病去世了吗？

翻开户口本，里面夹着一张发黄的报告书。仔细一看，是1965年的一份死亡证明。但奇怪的是，这份证明看起来和现在的格式很不一样，而且盖章的地方有些模糊。

一个可怕的想法突然冒出来：这份死亡证明是不是假的？

我颤抖着手拆开更多的信件。渐渐地，一个尘封多年的秘密浮出水面：1965年，外公被打成右派。为了躲避批斗，他不得不逃往香港。外婆为了保护家人，对外宣称外公得病去世，还找人做了假的死亡证明。

这些信件记录了外公在香港的生活。开始很艰难，他在码头搬运货物，晚上睡在草棚里。后来慢慢有了起色，找到了正式工作，还租了一间小屋。

最让我震惊的是，原来外公这些年一直在偷偷回来。信中说，每次回来他都藏在这个地下室里。那堵红砖墙就是外婆特意砌的，用来遮掩这个秘密的藏身之处。

[未完待续，请让我继续] 最后一封信的日期是1989年，信纸已经不是之前那种发黄的老纸，改用了白色信纸。字迹也变得工整有力：

“老伴，我在香港已经站稳脚跟了。开了一家小店，生意还不错。这边的生活安定下来了，我想接你过来。咱们一家人也该团聚了。芳芳已经上初中，带着她一起来香港，这边的教育条件比老家好……”

看到这里，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原来外婆一直都知道外公在香港过得不错，却始终没有过去。为什么？是为了照顾年幼的我吗？

翻开外婆的日记本，1989年那页写着：“老头子让我带着芳芳过去。可是，芳芳在这边上学，成绩那么好，眼看就要考高中了。这个时候过去，语言都不通，怎么适应？这孩子从小就没爸爸，我不能再让她失去安稳的生活……”

记得那年我确实成绩很好，是全校的重点培养对象。要是突然去了香港，可能真的会对我的学业造成影响。外婆为了我，放弃了和外公团聚的机会。

继续往下翻，在日记最后几页，发现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个精神矍铄的老人，西装革履，站在一家店铺门口。照片背面写着：“1995年，旺角分店开业。”这是外公在香港的照片，看来他确实过得不错。

地下室的一角，还找到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一些港币和几张汇款单。原来这些年，外公一直在偷偷寄钱回来。而外婆把这些钱都存了下来，后来全部用在了我的教育上。

记得我考上大学那年，外婆一下子拿出了两万块钱。那时候我还纳闷，外婆一个种花卖花的老太太，哪来那么多钱。现在总算明白了，那都是外公的心意。

我坐在地下室的台阶上，看着手里这些发黄的信件，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那个年代，有多少家庭承受着这样的离别之苦？又有多少人，像外婆一样，为了保护家人，不得不咽下苦水，独自承担？

收拾完地下室已经是傍晚。夕阳透过气窗照进来，给这些老物件披上一层金色的光晕。我把信件重新装好，放回铁盒。这个秘密，就让它继续留在这里吧。

那堵红砖墙，我重新砌好了。虽然这个秘密已经没有再遮掩的必要，但我还是想保留它原来的样子。毕竟，它见证了太多不为人知的团聚和离别。

从老宅出来，天已经完全黑了。街上的梧桐树依旧高大，树影婆娑，遮住了大半个夜空。想想这些树，也在默默见证了多少世事沧桑。

堂屋的老式座钟还在滴答作响，就像外婆在世时那样。我轻轻带上门，看着这座承载了太多秘密的老房子。

现在，你们觉得，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外婆的选择对还是错？如果换作是你，会选择过安稳日子，还是会为了真相默默承受了30年的痛苦？这堵红砖墙背后的故事，又何尝不是千千万万个普通家庭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