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国开国将校中独一无二的存在，历经清军、北洋军至新中国军队，处处留下他的足迹。他是开国将校中年龄最大者，一位真正的历史见证者。何以至此？他就是在1955年荣获少校军衔的蒋维平，当时已是77岁高龄。为何蒋维平能跨越如此多的时代，成为这样的奇人呢？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1878年，蒋维平诞生于河北房山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的家庭生活艰难，清政府的压迫让生计更加捉襟见肘。尽管生活条件贫困，蒋维平的父母依然重视教育的力量，坚信知识能改变命运。

他们通过不懈努力，积攒了一些微薄的积蓄，终于有机会送蒋维平进私塾学习。蒋维平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机会，表现出过人的学习天赋，令人惊讶地能够迅速掌握并记忆课上学到的知识。

正当蒋家对他未来充满期望时，一场突如其来的火灾毁灭了私塾，也无情地切断了蒋维平继续学业的道路。家庭无力再为他支付昂贵的学费，只能为他选择另一条生计之路——派他到县城的染坊当学徒。

在染坊的艰苦岁月中，蒋维平的爱国情怀并未因生活的困顿而消减，反而随着看到清政府日益腐败的现实而日益坚定。1897年他响应清政府的征兵令，决定放弃商业生涯，投身军旅，希望通过这条路途为国家效力。

初入军营的蒋维平因其识字能力受到上级的重视，并被分配到负责信息传递的岗位，这为他提供了学习军事技能的机会，也让他见识到了军队内部的运作。甲午战争后，李鸿章签订了《马关条约》，这让深具爱国心的蒋维平感到无法忍受这种耻辱。

机缘巧合下，蒋维平得以加入袁世凯新组建的北洋军，期望在新的环境中追求更大的发展，随着袁世凯的野心逐渐显露，意图恢复帝制，蒋维平再次感受到了政治腐败带来的失望。

在北洋军的日子里，蒋维平的直率和不畏强权的性格让他在军中频频受挫。一系列与高层军官的冲突最终导致他决然离开，转而加入段祺瑞的军队。在新的岗位上，他以其灵活的战术思维和丰富的实战经验迅速晋升为副团长，屡立战功。

1912年，随着中华民国的建立，袁世凯登上了临时大总统的宝座，他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征召新兵，蒋顺发也在这一时期被征入军队。作为袁世凯的力量支柱，北洋军继承了过去的很多旧式作风和内部腐败。在这样的环境中，蒋顺发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最终晋升为副团长。

袁世凯的复辟帝制的野心让蒋顺发看清了北洋政权的本质。他不愿在这样的军队中浪费生命，决定抛弃军中的地位，逃回故乡。此时已是38岁的蒋顺发，虽然多次尝试报国却屡屡受挫。回到乡间的他，选择了农耕和自学中医两条路并行不悖。他对中医学的钻研异常认真，常向经验丰富的老中医学习，不断收集和研究民间传统的草药方子。经过数年的努力，他在当地逐渐建立起了良好的声誉。

1919年，外交失败的消息激发了全国性的五四运动。蒋顺发得知后，立刻前往北京，与广大学生站在一起，支持这场抗议活动。在北京他深受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影响，找到了通过医疗服务和教育普及来服务国家的新途径。

回到家乡后，他成立了红十字会，用尽自己的积蓄为穷人提供医疗服务。在医疗活动中，蒋顺发不仅为村民治病，同时也积极传播反对帝制和封建残余的思想，号召村民团结起来，共同抗争，以期望打破束缚他们的旧社会枷锁。

1930年，蒋顺发重返故土房山石楼村，回归田园同时开启自学医术的新篇章。他翻阅了《医学大全》等古籍，而且广泛收集了地方的传统药方，并向周围经验丰富的老中医请教学习。经过数年勤学苦练，他的医术日趋精湛。

经历过多年战火与变迁的他，尽管革命理想尚未实现，却始终怀抱着一颗救国救民的赤子之心。他不仅在村中创办了医院，还决定为贫困患者免费治病。在他的医馆里，面对富裕的地主与商人，蒋顺发毫不犹豫地索取了相应的医药费，而对于无力承担医疗费用的贫苦百姓，则慷慨解囊，施医赠药。

蒋顺发的善行深植人心，他治愈了众多病患，也逐渐在当地赢得了“蒋神医”的美誉。1931年，“九一八事变”震撼了全国，抗日的怒潮席卷而来。蒋顺发积极在乡间宣传抗日救国的重要性，引领乡亲们共同响应国难。

1938年初，八路军的第一二〇师包森支队进驻河北房山县。对蒋顺发而言，这是他重返军旅、实现抗日理想的绝佳机会。在八路军的感召下，他毅然决然改名为“蒋维平”，决定以自己的余生，为抗击侵略者、捍卫家国献力。他亲手撰写了入党申请书，信中写道：“为抗日救国，我志愿加入八路军。”这份申请书被他小心翼翼地收藏在内衣之中，视若珍宝。

在和家人告别后，蒋维平与义子蒋志刚一同加入了革命行列。他们冲破了日伪军的封锁，历经千难万险，终于抵达八路军的驻地。此时的蒋维平已是花甲之年。到达八路军后，蒋维平坚决表达了他加入抗日战斗的强烈意愿。

虽然战士们对他年高德劭的精神感到敬佩，却也为他的安全担忧。他们建议蒋维平让年轻的蒋志刚留下参战，而他则回家继续行医。然而，蒋维平坚持留下，他说道：“虽我年岁已高，医术可以救人。请允许我为国家贡献余生。

感动于蒋维平的坚定与热诚，部队最终同意他留下。考虑到他的年龄和医疗技能，决定安排他在后勤医院工作，并担任房良县九区救国会主任，这样既能发挥他的医术，又能为抗日贡献力量。

在医院蒋维平治疗了数百名伤病群众，也因其专业技能与无私奉献，深受爱戴。尽管他心中一直怀揣着上前线的愿望，却也耐心地等待机会。终于在1938年10月，他的请求得到了回应，120师359旅的旅长王震亲自接见了他，考虑到他的年龄和体力，专门配备了战马以便随时应对。接到任命后的蒋维平充满了斗志，立即投入到团级的医疗工作中，成为了部队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在年逾六旬之际，蒋维平不顾自身年龄的限制与战时的艰苦环境，全心投入到解决部队急需医疗资源的问题上。他深入研究中西医理论，更是亲自带领医疗团队赴险如夷地采集药材，利用丰富的地方植物、动物及矿物资源研发药物。

1941年春季，当部队驻扎在陕西省米脂县时，面临的药品短缺尤为严重。蒋维平与团队成员奔走于各个山村和药市，搜寻芒硝等材料，制成硫酸钠等基础药品。他们还成功制备了多种民间验方，如“疥疮一扫光”药膏和“光明眼药膏”，有效治疗了常见的眼部疾病和皮肤病。

他们还创制了“疟疾丸”、“外科治腐膏”和“复方氧化钙”，这些药物大幅提高了部队的医疗救治能力。在蒋维平的指导下，医疗团队制药，还进行临床试验，确保药效符合治疗需求。他们深入研发的“碘化亚铁”和“陈皮糖浆”对于结核病患者尤其有效，这两种药物在治疗结核病方面展现了出色的治愈效果。

在1943年，蒋维平身为九龙泉农场的负责人，充满活力地引领一队人员开垦荒地，他们在艰苦的北大荒开辟了近500亩土地。蒋维平和他的团队满足了自身的粮食需求，还额外上缴了近三万公斤的粮食给国家，显示了他们的辛勤劳动和卓越管理能力。

新中国成立之后，蒋维平在察哈尔军区直属医院和张家口医院等机构担任了副院长的重要职务。在他的领导下，这些医院在医疗服务和管理上均有显著进步，提高了对军人及其家属的医疗服务质量。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军衔授予仪式。在这个庄严的时刻，每个将军都被要求严格打理自己的装束以体现军人的精神风貌，77岁高龄的蒋维平因其杰出贡献和尊敬的地位，特被免除了剃须的规定，这使他成为了仪式上唯一留着胡须的功勋少校，展现了他独特的老将风范。

在1957年的建军节，北京一家受欢迎的照相馆内，一位开国少校和他的大家庭充满喜悦地记录下了这个难忘的瞬间。少校身着整齐的军装，其英挺的姿态和显著的大耳朵，据说预示着福气，确实使他看起来既威严又亲切。他的妻子，一位气质坚毅的女性，短发利落，眼神里闪烁着坚定和聪慧的光芒。

在他们周围，七个孩子——五女两男，以最整洁的排列呈现。女孩们身着统一的蓝色连衣裙，随着她们轻盈的动作，裙摆轻柔地摇曳，散发出青春的活力。男孩们则一脸稚气，短发整齐，眼中充满对未来的好奇和希望。

在照相馆温暖的灯光照射下，这个九口之家的笑容在相机的快门声中被永久定格，幸福和满足感充盈在每个人的表情中。这张全家福不只是对特殊节日的庆祝，它更深层地展示了家庭的团结和幸福。

1960年，蒋维平被晋升为陆军中校，此时他已是82岁高龄，远超陆军中校服役的常规退休年限，续写了他作为最年长军官的非凡纪录。蒋维平在张家口地区享有极高的声誉，无论是学校的孩子们邀请他讲述战争年代的故事，还是社区、企业和部队的青年团体请他分享革命的经验，他总是慷慨应允，每一次演讲都人满为患。

蒋维平的晚年生活充满活力，他不仅在公众面前展现出深厚的历史见识，也在私底下与老乡们友好地互动，经常比比看谁的胡须更长，给大家带来欢笑。

遗憾的是1964年7月12日，蒋维平在张家口的二五一医院辞世，享年86岁。北京军区及张家口地区的政府、军队及党组织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公祭仪式。即便是在倾盆大雨中，也有超过1700名工人、农民和士兵参加了公祭，灵车队伍长达五华里，沿途有近万名群众夹道送行。蒋维平的遗体最终安放在张家口市烈士陵园，成为后人缅怀的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