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十五帝几乎无一明君。晋武帝名为开创实为守成，且守得不咋样，立痴儿聘丑媳，行分封酿八王之乱，后来的惠帝、怀帝、愍帝更是纯纯傀儡，没有任何话语权。

东晋稍好些，但也有限。

司马睿与王氏共天下，最后还被王敦攻入石头城，弄得郁郁而终；成帝、穆帝在位虽长却是幼年继位（都是2岁），形同傀儡，期间更是有苏峻之乱、庾亮北伐、桓温当国。

孝武帝作为在位时长仅次于司马炎的晋帝，虽有“淝水之战”这样的高光时刻，但也有酒后戏言被家暴致死的尴尬；在位时长第三的安帝更是毫无治国才能，继位后屡生内乱，国势日衰，最后还被刘裕买通宦官勒死。

其他几位就更不用说了，康帝在位2年，病死时年仅22；哀帝在位5年，因服食丹药不能理政；废帝被桓温指责不能人道不敢言；简文帝更是临终讨好桓温：太子如不可辅，可取而代之；恭帝被刘裕用被子闷死。

只有一个司马绍能称得上明君，甚至是整个华夏史上都少见的完美之君。

司马睿虽有六子，却无一嫡子，作为长子的司马绍自然就成了第一顺位继承人。

建武元年三月初九，司马睿即晋王位，四月初四，司马绍就成了晋王世子。次年三月初十，司马睿称帝，三月二十四，司马绍又成了大晋皇太子。

他承嗣之所以如此顺遂，长子地位只是原因之一，其聪睿才是根本。

史载，司马绍年幼时，元帝将其置于膝前闲坐，正遇长安使者来，因问之：“日与长安孰近？”回曰：“未闻人从日边来，可知长安近。”次日宴会，元帝夸耀其子，当左右面又问同样问题，司马绍回曰：“日近。”元帝问其故，答：“抬头就望日，却不见长安。”由此满朝上下都觉得世子是个奇童，来日必有大成就。

如果这算是口舌之能的话，下面这几件就是实事了。

建兴元年，朝不保夕的晋愍帝，升任司马睿为左丞相，以司马绍为东中郎将，镇守广陵。在此期间，年方15的司马绍习武不辍，每日举石墩数十下，又招养武士、安抚士卒、敬贤礼客，当时的名臣，从温峤、郭璞到王导、庾亮，都被他亲近看重，“皆有布衣之好”。

司马绍为人重孝守礼，却从不唯上唯权，为太子时，与大臣辩论圣人之真假，王导等人引经据典侃侃而谈，也不能使之盲从，即便是元帝命令，他也是有限度的执行。据载，司马绍想在东宫挖池塘观鱼，元帝不答应。司马绍便以军演的名义，让武士半夜爬起来挖池塘，天亮就告成，这就是当时的太子西池。元帝见既没有劳民也未伤财，一笑置之。

所以“远近皆归心于绍”，“北人”司马睿能在江南站稳脚跟，倒有一大半是“好圣子”的功劳。

王敦之乱中，司马绍与其父的表现完全不同。

从某一方面来讲，王敦是被司马睿逼反的。

王氏兄弟对东晋是有大功的，但司马睿太不厚道，刚过河就拆桥。他听任两个王府旧人，也是佞臣的刘隗和刁协，以强化皇权的名义打压王氏势力，“及刘隗用事，导渐见疏远。”

王导生性淡然，又深谙谦抑之道，于是不言不辩，默然自守。

但王敦却是个直人，他居上游之重，又自觉有大功于司马睿，闻知族人无故被贬，心中自然忿忿，便上书朝廷，为族弟鸣不平。

王导怕惹事，将“报告”封还，王敦固执，复派人送达御前。

虽然王敦疏中称：“臣非敢苟私亲亲，惟欲忠于社稷”，元帝仍旧恼怒，他诏命戴渊为征西将军，镇合肥；任刘隗为镇北将军，镇淮阴，又令谯王司马承为湘州刺史，控荆、兖、广三州之会，戒防王敦。

王敦倒是不急，他先君子后小人，派人送信给刘隗，推心置腹说：“今大贼未灭，中原鼎沸，欲与公戮力王室，共静海内。如大家同心，帝业兴隆，否，则天下永无望矣！”

可惜，刘隗骄狂，出言不逊：“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惹得王敦大怒，下决心除掉这个没事尽给元帝出馊主意的得志小人。

元帝方面，表面上对王导升官，加侍中、司空、领中书监，实际上是以虚衔驾空。

王敦自然看得明白，见元帝毫无念旧之情，便决定不再坐以待毙。

永昌元年（322），王敦引兵内向，以讨刘隗刁协为名，向建康进军。

元帝自以为大局在握，马上下诏：“王敦恃宠生骄，敢肆狂逆，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率六军以诛大逆！”

刘隗更是骄狂，他入建康，当着百官的面，大言不惭，表示灭王敦如反掌，然后与刁协一起游说元帝尽诛王氏全族，杀之祭旗。

然而元帝一伙志大才疏，刁协、刘隗、戴渊合军也没能打得过王敦，被后者一举攻破石头城。

元帝登时没了脾气，他派人向王敦传话：“公若不忘本朝，则天下尚可共安；如其不然，朕当归琅琊以避贤路。”

这算是变相的求饶。

王敦倒不失厚道。如今，乘胜凭势，完全可以幽禁废杀司马睿，但他没有下手。

元帝见王敦不搭理自己，没辙，只得命公卿百官齐去石头城拜见王敦。

王敦对朝堂做了一番安排后，也返回武昌，遥制朝廷。

说句公道话，王敦之祸，实属司马睿听信刁协、刘隗之言排挤王氏自招。即便王敦败寇，史书由胜利者书写，刁、刘二人也没留好名，晋书就言二人器量浅狭，不能容物，才使“权臣发怒，借其名以誓师。”

转过头来再来看司马绍。

第一次王敦逼宫时，六军溃败，司马绍便欲率将士与叛军死战，他登车欲发，是太子舍人温峤死谏，又抽剑断其马套，才令其作罢。

王敦掌权后，最想除掉之人就是司马绍，他原打算以不孝之名废黜他，却被温峤、王导等人以死谏止。当时的王敦应该还没有篡位的意思。

但半年后形势不同了。

当时，司马睿已郁郁而终，司马绍登基刚三个月，一直体虚多病的王敦感觉命不久矣，便有了篡位的心思。

他不好在没有借口的情况下带兵入建康，于是暗示明帝，召他入朝，希望在人生最后时刻过把皇帝瘾。

当时的司马绍年仅23，却坦然不惧，他亲写诏书让王敦入京，“（敦）讽朝廷征己，帝手诏征之”，这样一来，反倒让王敦吃不准——皇帝这是要委曲求全，还是要请君入瓮？

于是，一直拖到太宁二年（324年），王敦才决定起兵“清君侧”，他以诛温峤为名，令大哥王含率五万精兵，水陆并进，杀奔建康而来。

假使司马绍与他老爹一样是孱弱之主，王敦当可一举成功（现在的形势远不如两年前），但这位青年皇帝却远比他老爹明锐果决。

司马绍要平叛，得具备几个条件：

首先得有统兵之将。像上次那样，不管刁协、刘隗、戴渊品性如何，司马睿以他们为将本身就是个巨大错误，他们都是文臣，兵战斗策加起来也不是王敦对手。

其次，王敦久在军旅，遥制朝廷也有时日，得给官军以信心，不能像上次那样，叛军一到，官军便降的降，逃的逃，倒戈的倒戈。

最后，就是南方士族的支持和认可，避免后方失火。

而年轻的司马绍是如何做的呢？

统军之将，他选择了兖州刺史郗鉴。郗鉴很早就有将名，永嘉之乱时，他避难于峄山，招抚流民，抵抗石勒等部，三年之间聚众达数万。王敦逼宫时，司马睿不知人，所以也没要求郗鉴来救驾。

司马绍继位后，第一时间就召郗鉴回京，与之日夜商讨对付王敦的计策，郗鉴也成为讨平王敦的幕后谋主，以及幕前主帅。太宁二年（324年），他统领各屯营对抗进攻建康的叛军大将钱凤等部，又奇袭大败叛党王含，立下第一功。

竖立信心则是通过一次逃命。

史载，当司马绍得知王敦举兵后，便带仆从数人，骑着骏马到王敦驻地于湖微服出行，侦察叛军火力部署。

司马绍衣着普通，但相貌不凡（其母族是燕代人，有鲜卑血统，金发黄胡），王敦闻听大营附近有个长着金胡须的人四处转悠，于病床上惊起，大叫：“此必黄须鲜卑奴来也！”忙派骑兵四出追捕。

司马绍见势急，上马驰奔而去。一路之上，每有停歇，就让从人用冷水浇马粪，遇到卖饭的老妇，就送他一把七宝鞭。追骑见到老妇，追问宝鞭来历，老妇言：“人已去远”，追骑传递宝鞭赏玩良久，又见马粪冰凉，以为已追赶不及，就止马当地，“帝因而脱困”。

这次“孤胆英雄”之举，虽略显莽撞，但对提振官军士气却是至关重要，两年前王敦势如破竹攻入建康，阵前几无一合之敌，早已将东晋朝廷上下打出了阴影，现在众人却因这个少年君主莫名的生出了信心。

而司马绍也没有令人失望，他以王导为都督，全权负责平叛事宜。可以说将自己的身家性命全部托付给了这个死敌之亲，这与上一次王敦起兵，王导在建康城内又是素服戴罪，又是举族跪于宫门，一副惶惶不可终日之态，形成了鲜明对比。

司马绍用王导不疑，不仅是得了一个治国良才，且分化了王氏家族，赢得了南方士族的支持和认可，一举三得。这份胸襟和胆量不是人人都能有的。

平定王敦之乱后，司马绍不久即病死，年仅二十七。虽然只当了三年左右的皇帝，史臣对他评价却极高：“帝聪明有机断，尤精物理。于时兵凶岁饥，死疫过半，虚弊既甚，事极坚虞。属王敦挟震主之威，将移神器。帝骑驱遵养，以弱制强，潜谋独断，廊清大昆。改授荆、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势。拨乱反正，强本弱枝。虽享国日浅，而规模弘远矣。”

王夫之甚至言：“明帝不夭，中原其复矣乎！”

晋明帝为政宽简，又不失帝王心术。

平定王敦之乱后，他诏令不再问罪于王敦一众官属，又重整四州形势，分长江上游地方势力，及时消除了琅琊王氏占据诸州以凌皇室的失衡局面。

为稳定政权，临终前一月，他还下诏：“吴时将相名贤之胄，有能纂修家训，又忠孝仁义，静己守真，不闻于时者，州郡中正亟以名闻，勿有所遗”，力图调解南北士族之间的矛盾，以期打破宗族界限，为国选才。临终遗言中，他也要诸臣治丧“务从简约”，不得奢侈。

最能体现其个人品格的一件事就是他对司马氏当街弑杀曹髦一事的评价，当时王导和温峤一起谒见，司马绍问前代一统天下的根本是什么。温峤犹豫不答，王导却直言不讳，他一一叙说宣帝创业时，诛有名望家族，宠幸亲近之人，以及文帝晚年杀高贵乡公一事。

司马绍听后，掩面伏坐于地，说：“果真如此，大晋国祚怎能长久！”

这就是司马绍，一个英锐果决、敢作敢为，有识人之明、御下有术，不矫揉虚饰的完美之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