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很多家庭进入“四二一”结构（即四位祖父母、两位父母、一个孩子），第一代独生子女赡养压力大。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南方科技大学副校长金李在全国两会期间提出：建议将赡养配偶父母也纳入个税抵扣，扩大扣除范围；按赡养老人数量设阶梯式个税抵扣额度……

2019年个税改革，规定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住房租金、赡养老人等6项专项附加扣除。2022年，新增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2023年，又提高赡养老人等3项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标准。可见个税改革带来利好不断，尤其照顾赡养老人。

不过，个税专项附加扣除所涉及的被赡养老人，是指年满60岁的父母，以及子女均已去世的年满60岁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并不包括配偶的父母。也就是说，赡养配偶父母尚未纳入个税抵扣。如此规定，据说是基于法律义务和税收政策的考虑。当然，女婿的配偶可承担申报责任享受个税抵扣。

尽管申报人换成女方就符合法定的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规定，但这仍不如将赡养配偶父母纳入个税抵扣。一方面，便于纳税人申报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避免夫妻二人同时申请个税抵扣。另一方面，对于我国应对老龄化浪潮、减轻纳税人负担，乃至应对高额彩礼等方面，都会有一定的积极成效。

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末，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3.1亿，占全国总人口的22.0%。未来，老年人口占比还会持续增加，老年人养老问题成为重大社会命题。其中不少老人处于“四二一”家庭，子女赡养包括配偶父母在内的4位老人，压力极大。配偶父母纳入个税抵扣，更利于女婿赡养老人。

当女婿因赡养配偶父母个税被抵扣、经济压力减轻，有获得感，就有利于提升翁婿关系乃至改善家庭关系，为配偶父母创造一个家庭和睦幸福的养老环境。同时，个税抵扣减轻家庭经济负担之后，还有助于扩大家庭消费、改善家庭生活质量等。“家是最小的国”，此举也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我们还要看到，高额彩礼之所以广泛存在于农村地区和不少城市，原因之一是女方父母老无所依，希望收取高额彩礼部分用于父母的养老保障。一旦将赡养配偶父母纳入个税抵扣，调动了女婿赡养岳父母的积极性，打消了女方及女方父母的顾虑，自然就没必要索要高额彩礼，可减轻男方结婚负担。

另外，将赡养配偶父母纳入个税抵扣后，避免了女婿的配偶申报个税抵扣，也能减少系统压力和税收征管成本。综上所述，金李委员的建议值得有关方面思考。至于如何扩大扣除范围，是否按赡养老人数量设阶梯式个税抵扣额度，则是进一步需要去思考和研究的问题，即个税改革亟待步入深水区。

在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如何完善个税改革使个税更好地发挥促进养老的作用，值得我们深入思考。此前，将赡养老人纳入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并提高扣除标准，已经在发挥个税应对老龄化的作用，但还有进一步完善改革的空间，比如将赡养配偶父母纳入个税抵扣，可成为新改革议题。

如果将赡养配偶父母纳入个税抵扣，至少对“四二一”家庭来说，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