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权贵阶层、知识分子都对国家没有归属感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东晋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东晋是是西晋皇族南迁后建立的王朝，为了躲避胡人，一大帮子门阀世家裹挟着大量北方人民，随同司马家逃到了江南，史称“衣冠南渡”。

刚到江南的那会儿，这帮子门阀世家还在怀念故土，每当闲暇之余，他们便相约到城外长江边的新亭（今南京市的南面）饮宴聚会，在聚会中回想起中原的沦陷，感慨落泪。其中，大名士王导还义正词严的教导大家：“当共戮力王室，克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邪！”——这就是“新亭之会”和“楚囚对泣”的来历。

嘴炮人人会打，但一到实际行动就怂了。

东晋那些年，北伐这事儿啊，简直就是一场“雷声大雨点小”的戏码。

就是那位正气凛然的王导，他和他兄弟王敦，一个在内掌舵，一个在外带兵，司马皇帝都得靠边站，被称为“王与马，共天下”，按理说北伐这事儿就是他们说了算。可王导深知东晋政权的脆弱和内部的不稳定。北伐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稳定的后方支持，而东晋在这些方面都存在明显的不足。因此，他更倾向于维护内部稳定，而不是冒险北伐。

而王敦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军事，手握重兵，却更关心的是自身的权力和利益，对北伐并不热心。

王导和王敦作为琅琊王家的代表人物，更看重家族和个人利益。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北伐可能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远大于收益，因此他们更倾向于保持现状，避免不必要的冒险。

那么其他的门阀呢？

他们只想着怎么保住自家的荣华富贵，哪管什么国家兴亡、民族大义。这江南的半壁江山，就在这种离心离德的状态下，慢悠悠地晃荡着。

更有趣的是，这些世家子弟们，一个个都是“清谈高手”，对国事军务那是漠不关心，只关心今天的风儿是否温柔，今晚的月色是否撩人。比如那位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任职骑兵参军。人家问他管啥事儿，他居然说：“我不知道我管啥。只不过我在办公室，老是看见官衙中经常有人牵马过来，我的职位可能是马曹吧？”——这态度，简直比现代的“佛系青年”还要超脱几分。

哪怕有人想北伐，朝廷也不同意。

驸马都尉桓温一心想建功立业，提议迁都洛阳，重振晋室，结果朝廷却派了殷浩来制衡他。桓温出师不利，那些个只会动嘴皮子的谈士们还幸灾乐祸——你说这北伐的士气能高吗？

当然，东晋朝廷对北伐不积极，主要是因为门阀认为北方胡人势力强大，东晋以步兵为主的军队难以与之抗衡；同时，内部叛乱不断，朝廷无兵可用。再加上晋室夺取天下时得位不正，导致门阀世族与功名之士都不能忠心拥戴。

所以，东晋的北伐，与其说是军事行动，不如说是贵族们迫于国家大义搞的“摸鱼秀”。这种“打工者”心态下，北伐能成功才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