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史学家钱穆在其《国史大纲》中对曹操和司马懿的评价很有意思，总结翻译如下：

曹操因为自己出身问题（父亲是宦官的养子），有意打压当时的豪门世家。有名的“魏武三诏令”明说唯才是举，只要是人才，哪怕“不仁不孝”也可以录用。曹操就是想要用实用主义的法治精神，来建立他的新政权。

但是曹家政权的前半期，挟天子以令诸侯，借着汉相名位铲除异己，依然仰仗的是东汉中央政府的权威。但曹家后来的谋朝篡位，却没有一个坦白响亮的理由。

曹操自称：“如果没有我，不知几人称王，几人称帝？”，但这并不能成为篡位的正当理由。

曹操和他的儿子们没有像成汤、周武王那样直接革命，学尧舜禹禅让，用的手段却不光明、不磊落。总之，政权的后面，没有一个值得人信服的理由可以支撑。

接下来，司马家趁势而起，也暗中联合贵族家庭篡夺了曹家的天下，同样没有正当的理由。

司马家试图通过提倡名教，来收拾曹氏所不能收拾的人心。然而他们只能提提倡“孝道”，但仍然抛弃了“忠诚”的价值观，这说明他们也只是为了自家的利益行事。

曹家与司马家这种阴谋篡位的方式，不足以镇服想要反对他们的人，这让他们不得不用残酷的手段来镇压反对者。例如曹操之对汉献帝与伏后，司马师，司马昭兄弟之对曹昭与曹髦，都是如此。这样的做法让他们很难得到人心的真正归附。直到五胡乱华时期的石勒，都说：“曹孟德、司马仲达用阴谋诡计把天下从孤儿寡妇手里抢过来的做法，不是大丈夫所为。”

司马家族在贵族圈子里传了好几代，历经数十年，他们一直在暗中搞阴谋诡计，谋朝篡位。晋朝开国皇帝也是继承了这种风气，他的辅佐大臣们也大多来自贵族家庭，没有新鲜血液，完全没有体会到民间疾苦。所以晋朝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腐败的官僚集团，和从民间兴起的新政权不同。

王室既然有此弱点，再加上当时社会状况不好，国家衰弱，还有胡人在内地杂居，外部威胁加剧，晋朝就更容易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