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学文献中，有两种关于现代性世界的生活设想占有主导地位，但它们似乎都不够充分。一种是韦伯的设想：理性的束缚会越来越牢固，并把我们囚禁在官僚惯例毫无个性的牢笼中。在现代社会学的三大奠基者中，韦伯最清楚地理解现代社会发展中专业化知识的重要性，并且用它勾画出了现代性的现象学的轮廓。
按照韦伯的观点，日常经验只有在官僚化理性“钢铁一般强硬”的牢笼边缘，才可能保留自己的特色和自发性。这种设想具有很大的力量，当然它也在20世纪的虚构文学作品中，并且更直接地在社会学的讨论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的确，许多现代制度环境都以官僚制的僵化为标志。但是它们远不是无处不在的，甚至在它所适用的核心部位，即在大规模的组织中，韦伯对官僚制特性的描述也是不充分的。与其说大组织会不可避免地倾向于僵化，还不如说它们能创造出自治和自发性的领域，而实际上这正是小团体通常难以企及的。
这种相反的创见归功于涂尔干，同样还归功于后来关于组织的经验研究。同规模较大的组织环境相比较，小团体中观点封闭的风气和直接约束成员的模式，以一种更狭窄和僵硬的方式限制了人们行动的界限。
第二个设想源于马克思和其他许多学者（不管他们是否把自己看作马克思主义者）。根据他们的描绘，现代性就是一个怪物。马克思大概比所有同时代人都更清醒，他觉察到现代性的影响是多么具有破坏性，并意识到它是多么不可逆转。同时，对马克思来说，现代性正如哈贝马斯所贴切称呼的那样，是一项“未完成的工程”。怪物是可以驯服的，因为无论人类创造出了什么东西，人类总是能够对其加以控制。简而言之，资本主义只是现代社会的一种非理性运作方式，因为它用市场的心血来潮代替了人类需求的有节制的满足。
我认为我们应该用主宰之车（juggernaut）的意象取代上述两种设想，所谓主宰之车，是一台马力巨大又失控的引擎，如果全人类齐心协力，就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驾驭它，但是它仍然威胁着突破我们的控制，而且能够把自己也撞得粉碎。这辆主宰之车会碾碎那些敢于抵抗它的人，而且虽然它有时似乎也有固定的路径，但当它突然掉转车头时，我们就不再能预测它飘忽不定的方向。这趟旅程绝不是完全令人扫兴和毫无益处的，它甚至经常令人兴奋异常，而且还充满了希望。但是，只要现代性的制度持续下去，我们就永远不可能完全控制它行驶的路径或速度。相应地，我们也不可能完全感到安全，因为它所穿越的领域充满了具有严重后果的风险。本体性安全和生存焦虑的双重感受将以矛盾的方式共存下来。
现代性的主宰之车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整体，所以无论是这种意象本身，还是任何关于它所行进的单一路径的说法，都是无效的。它并不是一台由经过整合的机械构成的引擎，它的内部充满了张力和矛盾，有不同的影响力在往不同方向你拉我扯。任何人想要理解现代性的经验，都必须从这个最终发源于时间与空间的辩证法（这一点已由现代制度的时空建构所阐明）的视角出发。我将用四个辩证地关联起来的经验框架，简要地描述现代性的现象学，其中每一种经验框架都以一种内在的方式与本书前面的讨论密切相关：
去地点（displacement）与再嵌入：疏远与熟悉的交叉点。亲密关系与非个人性：个人信任与非个人纽带的交叉点。专业化知识与对知识的再征用：抽象体系与日常生活中的丰富知识的交叉点。私人主义与参与：实用主义接受与积极行动的交叉点。
按照前面的分析，现代性是“去地点”的，地点变得变幻不定。然而，这不仅仅是共同体的丧失，还是一种双重的或者矛盾的经验。如果我们还记得前面所说的前现代和现代之间的差异，我们就能明白无误地理解这一点。现代世界已经发生的事情并不仅仅是地域性影响的日渐式微，并变成更寓以非个人化的抽象体系的关系。相反，恰恰是空间经验的组织发生了变化，它才以特有的方式把空间上的近与远连接起来，这是以前的任何时代都不曾发生过的。
在现代情境下，熟悉与疏远之间有了一种复杂的关联。地域情境中的生活在许多方面仍然具有一种令人熟悉和轻松舒适的东西，它建立在人们所遵循的日常生活的惯例之上。但是，熟悉感常常以时空间离为中介，而不是由地域化地点的特殊性派生出来的。而且，这种渗入大众意识的经验既令人烦恼也大有裨益。对本体性安全感来说，熟悉的事物所带来的慰藉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与之并行的是，我们也意识到，所谓舒适和邻近，实则是一种对于遥远事件的表达，它们是被“置于”（placed into）地域性环境之中的，而并不构成地域性环境内部的一种有机发展。
地区购物中心就是这样一种社会环境，楼群的布置和公共场所的精心设计在这个环境中培育出一种轻松愉快与安全的感觉。在那里购物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购物中心里的大多数商店都是连锁店，人们可以在任何一个城市找到这样的商店，而且实际上到处都存在设计相仿的购物中心。
去地点的一大特性在于：我们被植入到全球性的文化和信息环境中，这意味着熟悉性与地点不再像从前那样始终联系在一起了。可是，与其说这是一种与地方的疏远现象，不如说它是一种被整合进拥有共享经验的全球化“社区”的现象。隐蔽与暴露的边界也发生了变化，因为许多在以前看来截然不同的活动现在都展现在单一的公共范围中。
报纸和一天当中电视节目的顺序就是这种现象最明显的具体例子，但是对现代性的时空组织来说，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我们大家都对离我们居住的地方几千英里以外的事件、活动以及地理风光非常熟悉。电子媒体的出现毫无疑问强化了这种去地点的现象，因为它们能跨越如此遥远的距离，以瞬时的方式推翻在场。乔舒亚·梅罗维茨指出，当一个人正在与世界另一边的人通电话时，他反而与天各一方的人更密切，与身处同一个房间里的人更疏远（后者可能会问“电话那一头是谁？她在说什么？”等等）。
去地点的对应词是再嵌入。脱嵌机制把社会关系和信息交流从具体的时空情境中提取出来，但与此同时又为它们的重新植入提供了新的机会。这也是为什么，如果我们把现代世界视作一个巨大的非个人体系日益吞噬个人生活的世界，那么我们就错了。导致摧毁旧城街区，并用高可参天的办公大楼取而代之的同质化过程，经常也促成其他地区的士绅化，以及地域性的再创造。虽然高耸入云、缺乏个人特性的市中心建筑群景象经常被说成是现代性景观的缩影，然而这是错误的。规模相对较小的非正式地点的重建也同样富于现代性的特点。而且正是消解了地域性与亲缘之间联系的交通工具，使得拜访远在千里之外的“近”亲变得容易起来，由此为再嵌入提供了可能性。
我们同样可以对现代情境中的亲密关系和非个人性的交叉点做出类似的评论。有一种观点认为，在现代性的条件下，我们越来越生活在一个“陌生人的世界”中，这种观点完全是错的。在日常生活里，在我们与他人的惯例性接触过程中，现代社会并没有越来越多地要求我们用亲密关系去交换非个人性的关系。这其中实际上包含着某种更复杂更微妙的东西。
在前现代环境中，与他人的日常接触一般都建立在部分源于地点之本质的熟悉性上。然而，与熟悉的他者的接触，很难在亲密程度上达到今天人们的个人关系或性关系的水平。我在上文谈过的“亲密关系的变革”取决于脱嵌机制所带来的距离感，以及这些机制所预设的信任环境的变化。亲密关系与抽象体系有几种较为醒目的互动形式。例如金钱能够用来购买心理咨询师的专业服务，而心理咨询师会引导我们探索私密的和个人的内心世界。
当一个人走在城市的大街上时，他或她一天中可能会遇到上千人，有些人是他或她以前从未遇见过的，他们是现代意义上的“陌生人”。或者这个人可能会沿着人迹稀少的大道闲逛，无所事事地审视着行人和商店里正在促销的琳琅满目的商品，他或她就是波德莱尔所谓的城市里的“闲逛者”（flneur）。有谁能否认这些经验是现代性的内在元素？可是“外面那个”世界（那个远在家乡和地区邻里的熟悉性之外，渐渐隐入无限的时间与空间中的世界）并不是一个完全缺少个人性的世界。相反，即便相距遥远，亲密关系也能维系下来（无论对方身在世界何方，哪怕在天空之中或地表以下，我们都能定期和他们保持联系），我们也不断地同以前并不认识的人建立个人关系的纽带。
我们生活在一个由人组成的世界上，它并不仅仅是一个匿名且面目空白的人组成的世界。当抽象体系进入我们的活动时，它已然内在地滋生出当今这个世界。
在现代类型的亲密关系中，信任总是矛盾的，断绝关系的可能性也经常处于在场状态。个人关系可能会断裂，亲密关系可能倒回到非个人接触的领域：一旦爱情破裂了，情人们突然一下子就又变成陌生人。如今的个人信任关系假定我们对他人“敞开胸怀”（命令我们不要对别人隐瞒任何事情），但这也把疑虑的消除和深层的焦虑混合在一起。
个人信任要求我们具备一定程度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表达，但这本身又是一种心理紧张的根源。彼此的自我袒露与对互惠和相互支持的需求结合起来；可是这二者经常又是互不兼容的。因此，当我们需要信任他人，需要别人为我们提供关心和支持时，折磨和挫折就必然交织在其中。
选自《现代性的后果》
